穷困潦倒却傲骨凛然：谁资助了晚年贫困的陈独秀。

天柱山

　　陈独秀名满天下之时，杨鹏升刚入北大读书。杨先生，按现在的说法，最多是陈独秀的“粉丝”而已。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时，杨鹏升正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并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两人虽同住蜀地，没有见过面，书信却往来频繁。
　　据后来四川渠县档案馆发现的档案资料，陈独秀曾在晚年致信杨鹏升先生书信40封，这些信件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收件地址为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信纸或用宣纸、或用一般写字纸，每页左下角均有“独秀用笺”的印章，其字体以小篆为主，间或草书，书法颇见功力。陈独秀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信封的背后，留有杨先生的字迹：“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于江津，四月五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这位杨先生，后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参议，1949年曾随邓锡侯、王缵绪等国民党将领起义，解放后供职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
　　然而，1954年，杨鹏升先生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病逝狱中。一位极富同情心的人，却没有好的下场。甚为痛之。
　　资助陈独秀的人中间，还有一位“晋先生”，先后资助2200元。“晋先生”何许人，不得而知。陈独秀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其人其事，他在致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从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似乎怀疑，杨鹏升先生是知道“晋先生”其人的。因为，陈独秀此前曾再三表白不愿意接受朋友资助，他曾有信致杨先生说：“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以及收到“千元汇票”之后，询问“未示此款作何用”？他还一再说明：“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云云。
　　因此，“晋先生”是否杨先生化名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否则，陈独秀为何要对杨鹏升先生说“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当然，后来也有人推测，这个杨鹏升估计是奉“党国”之命，暗中资助陈独秀，猜测虽说大胆，似乎也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陈独秀晚年，固定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160元。二是北大每月汇来的300元。关于是北大还是北大同学会，学界曾有不同说法。不过，一般的定论，则是北大出钱，而由北大同学会操办(舒芜先生观点)。毕竟，陈独秀曾是北大教授，他的人事关系，按现在的说法，似乎一直挂在北大，直到其入狱。陈独秀曾有书信致当年的同事、也是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催问汇款之事。蒋梦麟先生也曾在陈独秀逝世后，在《新潮》撰文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当时的北大，不仅对陈有所资助，还指派陈独秀当年的学生何之瑜就近照顾。何之瑜，亦名何资深，北大毕业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转为托派。他后来主持了陈独秀的葬礼，并整理出版了陈独秀的全部作品，即《独秀丛著总目》和《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陈独秀去世之时，他亦在身边，为其送终。这样的学生，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我都是敬佩的。毕竟，这是一位有品的人。
　　当然，陈独秀晚年最主要的一件工作，就是写文章卖钱度日。他曾在《宇宙风》、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同时，着手撰写《小学识字课本》，拟交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付印。这件事，曾见于陈独秀和台静农的往来书信之中。这些书信，现已公开出版，我曾全部阅之。台静农是现代著名作家，字伯简，安徽霍邱人，早年系“未名社”成员，与鲁迅有过交往，其曾先后在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任教，1990年去世。台静农先生，当时正在国立编译馆任职，他是陈独秀先生的学生辈，也算是忘年之交了。《小学识字课本》的出版印刷事宜，有不少是经台静农先生转手的。台静农先生后来亦有《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一文，以纪念陈独秀。
　　据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对陈独秀的《小学识字课本》一书，还是有兴趣的，他曾前后两次批示，预支两万元稿费给陈独秀，比如，1940年5月13日，国立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先生曾请示陈立夫，陈立夫大笔一挥：“前稿已否交来？照发。”陈独秀亦在致台静农先生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同时，陈独秀与陈可忠先生的传话，也大都是台静农先生担任。但是，这本书却没有最终出版，其原因是陈立夫希望陈独秀改书名。为此，陈立夫还有信给陈独秀，彼此往复。这些信，也收录在台静农抄录的书信之中。陈立夫信原文如下：仲甫先生大鉴：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
　　顺候撰祺！陈立夫拜十月十一(一九四一)陈独秀则坚持己见，不同意改名，复信拒绝，两人闹翻。该书出版之事，亦陷僵局。可见，陈独秀也是十分固执的人。依我之见，陈立夫建议改个书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该书的高深程度，恐不是当今意义上的“小学”可以承载的。当然，陈独秀的坚持也有依据。后来陈独秀只好厚着脸皮，给国立编译馆副馆长陈可忠先生写信，托其油印50份，以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可惜的是，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死了。直到1995年，四川巴蜀书社才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这已是50年之后的事情了。但是，这预付的20000元稿酬，不知作何了结。单从陈独秀致台静农先生书信之中可以看出，这笔钱他可能是设法还清了，比如：“此书迟迟不能付印，其症结究何在耶？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另谋印行耳！”又有“倘陈馆长真拟刻弟书而又筹款不得，不妨将续寄之稿费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应用，最近寄来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据，收回手续尤为简单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陈馆长，请兄酌之。”以陈独秀的个性，他即使贫困，也是坚持以稿抵酬的，十分讲诚信，“不至骗钱也”。
　　因此，有人推测，晚年陈独秀，临死之时更加潦倒，估计同还这笔钱有关。
　　这一点，我信。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的鹤山坪逝世。临终之时，他还牵挂着他的《小学识字教本》。这本书，他正诠释到“抛”字，也是富有宿命观点的。“抛”世而去，还是人世“抛”弃了他？在场的人，无话可说。
　　其时，送终的人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包惠僧先生。当年，他曾受陈独秀委托，参加了1921年的中共一大会议，成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脱党，解放后回国，在北京度过余生。
　　陈独秀终于成为历史人物。对陈独秀的评价，似乎也在变化。中共在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称陈独秀为“投降主义”；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改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又改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改为“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可见，我们党在正视历史方面，正在彰显理性。毕竟，综观陈独秀一生，他数次坐牢，都没有变节。当年章士钊先生为其辩护，他还曾在庭上大声自辩，坚称其革命立场，这就是历史事实。他终究还是一位讲气节的人，令人尊敬。
　　陈独秀的灵柩，后由其子陈松年运回故乡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如今，该墓已成为“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独秀墓，历经沧桑，沐风沥雨，数次修复，墓前依旧松柏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