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映天红——记井冈山道路。

天柱山

　　历经风雨洗礼，今日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显得格外凝重，那盏斑驳的油灯依然临窗摆放，砚台似乎还散发着昨日的墨香，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仿佛穿越时光，出现在我们眼前。
　　80多年前，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在这里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名篇，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刻着独特的历史印迹，八角楼仿佛无声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1927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7年9月，经历了秋收起义后的严重挫折，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毛泽东为何选择井冈山作为根据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饶道良认为至少有五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处湘赣边界，邻近粤鄂，影响比较大；第二，这里离中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广州比较远，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第三，这里受大革命的影响，各县普遍建立过共产党、工会、农会等组织；第四，这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第五，这里有自供自给的农业经济，便于解决部队的给养。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两军会师，合编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这支新军，保存了一批得力的红军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聚集了湘赣边界武装力量的精华，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
　　红四军成功粉碎了湘赣敌军的第一、第二次反革命“会剿”，特别是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重建了各地党的组织；各县、区、乡红色政权普遍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巩固。
　　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得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结论。同时，会议决定全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总结边界前期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同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出台。
　　“无产阶级只有分了田，才有饭吃有衣穿”“一切土地归农民”……如今，穿行在井冈山行洲村，这些当年书写的标语还保留在一些民居的白墙上，其中不乏繁体字，大小不一，虽经岁月侵蚀，黑色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土地革命极大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送子、送夫参军，并组织赤卫队、暴动队、青年团、妇女会等协助红军开展工作，保卫了胜利果实，支援了革命战争。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陈胜华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共产党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所说：“谁解决了土地革命，谁就赢得了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
　　1929年12月，闽西山区天寒地冻，红四军党的代表聚集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一幢宗祠内，举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依靠这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各地的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渐渐燃遍全中国。
　　就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对身边的同志说：“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的井冈山，红旗高扬，山花怒放。载着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游客的大型巴士，循环播放着歌颂毛泽东和红军的经典旋律来往穿梭。爆满的100多家宾馆甚至需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客房。在当年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中心、也是现在井冈山核心区的茨坪，人流如织的游客排着长队等待入场参观，讲解员和导游通过小型扩音器发出的近乎沙哑的声音此起彼伏。
　　抚今追昔。茅坪八角楼、红军造币厂……一个个革命旧址旧居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龙源口大捷、黄洋界保卫战……一个个历史片段凝成了可歌可泣的红色经典。“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发端于山莽林间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