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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的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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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1-6-24 21:1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历来重视对军队的精神教育,但无不是以封建陈腐的忠孝、荣辱观为内容,就连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也是对将士“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1]而军阀们更是鼓吹军人以效忠长官为职志,狂热宣传为复仇、升官发财而打仗。将帅在战前动员时,告诫士兵:“练军就是为了打仗,军队好比狗,主人让我们咬谁我们就去咬谁。”[2]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对军队的训词,则有“小站练兵,数只八千,飞黄腾达,何止万千”的词句,[3]诱惑士兵追求高官厚禄。  
      蒋介石对军阀的这一套练兵与治军方法是有深刻领会的,认为这是使军阀军队产生朝秦暮楚,兵随将叛,毫无立场信仰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实践中,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培养师生效忠党国的黄埔精神。他多次下令,使军校官生“深知本党三民主义为中国之唯一出路,故不恤牺牲一切,以期主义之实现,此实党军之特殊精神。所以能摧坚破敌,所向无前,莫非此特殊精神之鼓荡,故舍主义则无所谓党军,舍政治训练何从知有主义。……为此切实告诫,以后入伍诸生,每日须有一定时间受政治训练,各队官长毋得藉端阻挠”。[4]  
      综而观之,蒋介石的精神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一)要求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
      蒋虽然时时要求军校师生官兵要严守党纪军纪,强调服从;但他还教育士兵不要盲从官长,要求训练出来的革命人才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用科学的脑筋来做事,不能做人云亦云的应声虫,更不能做盲目跟从上官的牛马、奴隶。  
      他认为军队下级官兵除了服从上官命令以外,还有监督上官的权力。只有这样,培养的军队才能不会成为私人的军队,也制约带兵的人将来蜕化为反革命、军阀。毕竟,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教训太深刻了。因此,蒋认识到,只有所有的中下级干部都以三民主义为信仰,下级有权监督上级,带兵官长才不敢叛党,才可避免这样事情发生。蒋对黄埔学生说:“你们要晓得你们是党的学生,是国家的学生,是主义的学生,你们将来出去做事,也不是为那一个人做事,是要为党做事,为国家做事,为主义做事。我们革命党对于党的主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对于个人盲从的习惯,是要竭力打破的,这样的学生才算有革命的精神,才算是一个真正革命党员。”[5]  
      蒋介石教育学生要做真正的革命军人,不要成为军阀进行分裂割据的工具。这就只能从下面做起,养成一班有知识的部下,来监督他的上官,这就令他的上官想要叛乱也不能了。这就需要教育学生成为有独立见识的、信仰三民主义的中下级干部,然后由下而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经过实践的锻炼,才可以成为真正以三民主义为信仰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军队,由下到上都是由有知识、有信仰的官兵组成,下级官兵有监督他们上官的权力和能力,他们的上官就不敢轻易背离三民主义,更不敢轻易叛乱。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军人,是要以信仰主义、服从纪律为职责。倘与我们主义不相符,或是犯了纪律,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应该反对他,攻击他。如果是志同道合,虽与我个人有不解的仇恨,也应该忘却私仇,来扶持我们主义,达到革命最大的目的。……”[6]   
      (二)向士兵灌输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蒋介石认为作为一个军人,应具备以下条件:勇猛威严、外威若安、临险如夷、坚忍不拔、不怕死。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全校师生相见的第一天,就教育学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本党要办这个学校,亦就是要训练你们,充足实力,挽救劫运,拯国民于水火之中,登人类于衽席之上”。[7]并且说“一个人果真明白做人的意义,对于自己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意义彻底了解,那不管是在枪林弹雨人山血海之中,决无畏懦恐怖的心思。我们军人的职分只有一个死字,军人的目的也只有一个死字”。[8]以后,蒋介石在军校的演讲,可以说每次必讲三民主义,且声声言死,要求军人为三民主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不可背义而生。当时,黄埔军校的大门两旁贴了一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的豪迈对联,全体学员高唱:“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同学同道,乐尊教导,始终生死,勿忘今日本校”的校歌。
      蒋介石还采用生动形象、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育。他让政治部订出一些简单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不要钱!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并把这几句话用美术字印刷成标语,张贴在校内各显眼的地方,同时印成小单子发给各队值星官于早晚点名时呼叫,使之深刻地、持久地印入每一个学生的大脑里,成为其思想行动的指南。这样形成的革命气氛影响着军校的每一个人,许多曾在黄埔军校任教的教官,后来回忆当时的生活,仍然是心潮澎湃,心向往之。   
      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团成立后,蒋亲编或令人编纂《新兵精神教育问答》、《军官学校日课问答》、《革命军格言》等,作为教材令士兵学习,以此来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军官学校日课问答》与《新兵精神教育问答》,就是通过问答的形式让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扛枪,为什么打仗。例如:
      一、问:我们看见了百姓的痛苦没有?
      答:看见了。
      二、问:我们现在的衣食住是那里来的?
      答:全是百姓供给的。
      三、问: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答:我们要救国救民。
      四、问: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
      ……[9]  
      蒋介石要求学生对这些问答要如同前清秀才看四书五经一样,时时温习背诵。
    北伐前夕,随着军校及部队政治气氛的日益浓重,士兵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例如第一军每周两次召开党小组会议,学习时事政治,开展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改善士兵生活等。[10]第四、六军部分营部办起了俱乐部,由官兵代表组成委员会自行管理,为士兵创造了学习娱乐场所,士兵外出聚赌现象大为减少。此外,有些部队还在驻地大街上挂起了群众意见箱,制定了查禁赌博、嫖妓、吸鸦片的条例。这些生动有效的精神训练,为从根本上创建新式革命军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以亲爱精诚为校训
      蒋介石以孙中山给黄埔军校亲编的校歌中的一句话“亲爱精诚”为校训,要求凡是革命同志同学都要相亲相爱,诚心诚意,精益求精地来团结一致。他要求学生要把革命党与学校作为自己的第二家庭,学生要视师长如父兄,不忘他们的教练苦心;并认为,人生关系最密切者是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与爱我者同志。“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总要同心协力,规过劝善,使得大家的精神一贯,来振作我们这个自己的学校才好。如果现在在学校里面官长、学生一齐热心,互相团结,将来出去无论在军队里面,或在社会里面,也能够联络一致。如此办下去,本党必有莫大的希望”。[11]要求大家把全校师生看成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互相劝勉,共同进步。一个学生的进步就是全校的进步,一个学生的耻辱就是全校的耻辱,一个学生违反了校规校纪,全体师生都要帮助他。
      (四)教育学生爱国家爱百姓  
      蒋介石深知,军队能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是打仗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精神教育方面,他十分注意军民关系,经常教育学生要爱护百姓。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有二件要紧的事,需要留心。第一是爱护百姓,第二是爱惜物资,……要知道这二件事,是军队的命脉,如果不能仁民爱物,就足以致我们军队的死命。以后你们对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要亲爱小心,不可稍有轻侮的举动。”[12]
    1924年5月25日,军校发给第一期学生枪支时,蒋介石就趁机向学生讲述:枪是百姓的血汗制造出来的,百姓为什么要拿出他们的血汗来制造枪给我们军人用呢?因为要我们军人拿了枪去保护他们身家与国家,所以他们拿出血汗来造枪。[13]军校给学生发饷时,蒋就给学生讲述军人吃饷的意义、军饷的来源和人民出钱养兵的原因,从而教育学生,时时刻刻不要忘了军饷的来源,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体恤人民,爱护百姓,不要忘记人民的苦痛,要为救国救民而英勇奋斗。[14]   
      (五)进行革命战争心理教育,培养学生顽强的战斗意志
      总体上来说,北伐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所领导的军队,无论在军事装备还是在军事训练上,都弱于北洋军阀的军队。蒋介石能够率领北伐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与他平时加强注意培养学生的战斗意志有密切联系。蒋介石熟读中国革命史和俄国革命战争史,从中得出在训练与装备都不足的情况下,高昂的战斗意志可以极大增强战斗力的结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反抗侵略战争中,之所以屡战屡败,除了因为中国政治和军队腐败、洋人的船坚炮利等客观原因外,从微观层次上来讲,战斗意志严重缺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多数上级指挥官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即使在装备很好的时候,一般都宁愿保持守势,侧翼及后方只要一受威胁,他们总是立刻撤退。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弥补军事训练与军事装备之不足,蒋介石经常教育师生官兵:“我们要练成一种坚忍不拔的志气,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耐苦耐劳的做下去,世上决没有做不好的事。”[15]
      黄埔军校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的工作主要由训练部负责。其实政治教育与精神训练很难分得很清,政治部也承担着对学生进行精神训育的任务。蒋介石对官生进行精神教育的方法除了上课与演讲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如开展以班组为单位的座谈会(他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找十个学生见面谈话[16]),出版革命刊物(有《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另外,还有上文提到的通过演剧和俱乐部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精神境界与思想修养等。

      注释:
      [1] [明]戚继光撰:《练兵实纪》,高扬文、陶琦主编,邱心田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8页。
      [2] 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0 页。
      [3] 韩世儒:《参战军与直皖战争概述》,《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第67页。
      [4]《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49页。
      [5]《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5页。
      [6]《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05页。  
      [7]《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25页。  
      [8]《军校教育方针与军人生活》,《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26页。
      [9]《“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 503—505页。
      [10]《黄埔军校史料》,第203—205页。   
      [11]《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30页。
      [12]《仁民爱物为军人之要道》,《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30页。  
      [13]《枪的性质与作用和军人拿枪的目的》,《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37页。
      [14]《饷的性质与来源和军人吃饷之意义》,《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439—442页。  
      [15]《蒋介石年谱初稿》, 第275页。  
      [16] 徐向前:《回顾黄埔军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220页。

      作者:刘海洋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语言文学系,商丘,4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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