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懋功胜利会师。

王忠祥

　　冲破“川陕会剿”

　　1934年秋，正当红四方面军胜利结束反六路围攻战役之际，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
　　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
　　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
　　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忧虑。
　　他亲自向电台负责人交待：要随时注意侦听、破译敌人的电讯，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情况。
　　电台工作人员理解徐总指挥的心情，日夜守在电台旁，随时将得到的中央红军的行踪报告方面军领导人。
　　徐向前和总部机关人员，把从空中截取的情况，经过分析筛选，用电台不断通报给中央红军。
　　蒋介石为实现其对各地红军各个击破的诡计，在挥军大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川陕会剿”的部署。
　　他令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0月22日“复职”，并在南京亲自接见他，面授机宜。
　　年底，蒋介石又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的防务。
　　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
　　川陕苏区虽然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但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在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前，是这样一个局面：兵员、物力、财力已达枯竭的地步；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饥饿的人群；野菜挖光了，盐井破坏了，伤寒、痢疾等疫病广为蔓延，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人民和红军都面临饥荒、疫病的严重威胁。
　　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要再对付国民党军大规模“会剿”，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在这样的严重形势下，究竟怎么办？这是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日夜考虑的问题。
　　在11月初召开的毛裕镇政工会上，曾确定了当前的中心任务：全力巩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果实，在继续坚决进攻中来准备应付更大更残酷的战争，以达到消灭敌人，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
　　但这毕竟只是号召性的，并不是解决钱、粮、衣、药等实际困难的具体措施。
　　张国焘愁眉苦脸，提不起精神来。
　　会议期间同徐向前闲谈时，他拖着悲观的腔调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 　　徐向前不同意离开川陕苏区。
　　他回答说：“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部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己不好办了。
　　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
　　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
　　11月中旬，在巴中清江渡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方面军领导人正式讨论了下一步的战略行动计划。
　　这一计划，是委托徐向前准备和提出的。
　　主要内容是：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的文（县）　　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甘根据地。
　　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的着眼点在于：第一，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
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
　　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很可能袖手旁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
　　第二，文、武、成、康地区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不少，也较富庶，利于红军解决物资和兵员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
　　第三，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如，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会上，徐向前充满信心他说：“我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只要我们集中3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搞掉胡宗南，我们的武器弹药就能得到很大补充。
　　有了新的根据地，兵员问题、粮食问题也好解决，对付敌人新的‘会剿’就好得多了。
　　会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均认为徐向前的分析判断正确，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表示赞同。
　　会后，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整训。
　　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路线的领导，实际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航道。
　　会后，中央红军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拟从沪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北上，向川西北转移。
　　这时，胡宗南的丁德隆旅刚奉令人川，进据广元、昭化，另有两团抵三磊坝、羊模坝一线，以固广、昭侧背，一个团开进川陕边的阳平关，遥为策应。
　　红四方面军总部为实现“川陕甘计划”，粉碎蒋介石的“会剿”，决定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后击甘南。
　　l月22日，徐向前率军发起广昭战役，以一部兵力逼近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而以主力11个团连夜涉水渡江，向敌侧背三磊坝、羊模坝地带出击，切断两城敌军的联系，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
　　24日开始攻城，但因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胡宗南又不出兵来援，吸打援敌的计划难以实现，相持下去十分不利。
　　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
　　正当徐向前指挥广昭战役之际，中央红军已离开遵义，向赤水城前进。
　　1月22比中共中央及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电称：“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沪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
　　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的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
　　故你们宜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
　　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不言而喻，这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
　　2月初，徐向前率军从广元、昭化回川陕苏区后，出席了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的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问题。
　　这时，中央红军因在赤水城和土城受阻，一渡赤水，改道向古蔺、叙永前进。
　　会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找不出立即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好办法来。
　　原因有三：一是苍溪、间中、南部一带处嘉陵江中游，江阔水深，对岸沿江及纵深地带有邓锡侯、田颂尧两军几十个团筑垒防守，红军又缺渡河船只，如无一两个月的时间作准备，就难以完成渡江西进的任务。
　　二是川陕苏区的东部、南部有刘湘、李家钰、罗泽州、杨森等部共100多个团的配置，如红军主力渡江作战，川军乘虚进击，川陕苏区就有丧失的危险。
　　三是象四川那样的地形，山险路隘，派出少部兵力远离根据地作战，等于拿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决定立即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一面由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一面派一部兵力进击陕南，接应红二十五军，并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北向，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
　　2月3日，徐向前率12个团的兵力突袭陕南。
　　10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沔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
　　蒋介石赶忙集兵向川陕边境增援。
　　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昭调阳平关地区；邓锡侯部的五个江防团北进接替广昭的防务；第四十九、六十、六十一等师，亦向陕甘南部移动。
　　红军达到了虚晃一枪、调动敌人的目的。
　　2月中旬，红军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
　　2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改变了拟从沪州上游渡江向川西转移的计划。
　　电文说：“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12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
　　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
　　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组织指挥下，声东击西、四渡赤水，调动和打击敌军，扭转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徐向前从陕南率军回师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强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
　　眼下中央红军虽暂时放弃了向川西转移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陕南战役已达到调动敌人北向的目的，同时东线在敌人进逼下，己放弃了城口、万源等地，方面军的后方机关也转移到南江地区。
　　徐向前认为红军趁势从嘉陵江中游西渡，实现“川陕甘”计划，机不可失，而且，也便于下一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方面军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分工由徐向前制定战役计划；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
　　3月初，徐向前先率一部兵力，克苍溪、仪陇，歼守敌5个多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点。
　　春日的嘉陵江，碧波浩渺，两岸层峦叠嶂，郁郁葱葱。
　　徐向前一行，沿着苍溪附近的山间小路，走一程，停一程，详细观察和标记沿江的地形、水情、敌情。
　　本来，红军已控制了除阆中县城以外的北起广元、南抵南部的嘉陵江东岸一线，各部队经反复侦察，也掌握了敌军的江防部署，并提出了渡河点的预案。
　　但徐向前还是放心不下，非要沿江看一看不可。
　　他最讨厌“纸上谈兵”。
　　每当定下战役决心，尤其是选定战役突破口，事先都要亲自出马，到现地反复调查研究，直至弄清情况，确有把握为止。
　　晓行夜宿，沿江跋涉三、四百里，徐向前终于选定了在苍溪附近至间中以北的三个渡河点。
　　主渡点位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石家坝一带。
　　对岸守军是田颂尧部，兵力不强，又是红军的手下败将。
　　塔子山雄峙于江东岸边，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扬火力，掩护部队强渡。
　　山后是块宽阔的平坝子，集结部队和船只都较理想，不易被发现。
　　此处江面开阔，水流平稳，船渡亦比较有利。
　　对岸又是一片平滩，越过平滩为丘陵起伏地，易于部队迅速展开，向纵深发展。
　　徐向前计划：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
　　以三十军为主攻部队，从塔子山强行突破后即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三十一军消灭该地守敌；以三十一军　　从苍溪以北之鸳溪口渡江，直插剑门关，进而向广元、昭化进攻，保障右翼安全；以九军从间中以北附近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三十军向北进攻，另一部消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左翼安全；以四军为第二梯队，接上述第一梯队于苍溪地区渡江，主力相机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配置于塔子山上，掩护三十军强渡。
　　各部队据此进行部署和准备，层层深入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河川战斗的训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剩下来的问题是赶造船只。
　　徐向前向主管这一工作的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交代：“日夜突击，提前完成造船任务，你们缺什么我们调给你们什么！”隐蔽在各渡河点不远处的造船队，集中了工兵营和大批的木匠、铁匠、船工，把群众从各地运来的木料、门板、碎铁、破布等，充分利用起来，日夜奋战。
　　至3月下旬，共造好上百只木船和三座竹制浮桥。
　　渡江前夕，组织大批人力，抬到各渡点附近隐蔽起来。
　　国民党川军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数百里的嘉陵江西岸沿线及纵深，共有53个团的配属。
　　邓锡侯部21个团置于广元、昭化地段，预备队在剑门关。
　　田颂尧部32个团置于广昭以北至南部地段，预备队在间中、苍溪以西的恩衣场。
　　由于川军防线绵长，兵力分散，又未意想到红军会从嘉陵江中游的宽阔江面上强渡，这就为红军实现战役企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
　　塔子山上的几十门大炮和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着满载渡河勇士的六、七十只木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一个营。
　　红军后续部队趁势架起浮桥，陆续渡江疾进。
　　川军的江防被冲开了！
　　拂晓前，徐向前在塔子山附近接到报告：三十一军、九军分别从各自的渡河点强渡成功。
　　他命令第一梯队留守人员注意保护好船只和浮桥，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并令第二梯队的四军准备跟进，投入战斗。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徐向前带着前线指挥部人员，站立在塔子山前，目不转睛地望着生龙活虎、渴望杀敌立功的年青指战员，一批批地从浮桥上、木船上渡过江去，急浪般沿着对岸的丘陵起伏地带滚滚向前。
　　待主渡部队的半数兵力已经过江后，他才缓缓地走到江边，踏上浮桥，向对岸走去。
　　红四方面军的左、中、右三路纵队胜利渡江后，左翼九军和四军一部连克阆中、南部两城，折而北进，抵思衣场地区；中路三十军及九军一部攻占剑阁；右翼三十一军直指剑门关。
　　徐向前在中路，抵剑阁后要副总指挥王树声立即率八十八师星夜向剑门关疾进，会同右翼三十一军一部，火速抢占这一横扼川陕通道的险关要隘——敌整个江防部署的战略支撑点，为下一步的进击创造条件。
　　剑门关自古以来，就以“插翅难渡”的险要地形而著称，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那里的地形特点是南攻容易北攻难。
　　北面，山岩削立，山势险峻，的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条件；南面则不同，地势由低而高，坡度较大，容易进击。
　　东西两侧的高山，是川军的重点防守区域，一旦被红军攻占即可形成从东、西、南三面攻关的态势。
　　4月2日中午，王树声令部队发起攻击，经激战后攻占了东西两侧的制高点，尔后全力攻关，仅半日时间即解决战斗，全歼守军3个团。
　　接着，红军又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
　　至此，渡江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
　　战役第二阶段是进击。
　　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被打破后，正慌忙调集兵力，调整部署，形成新的防线。
　　田颂尧部逃向射洪、盐亭、三台地区集结，邓锡侯部一部退向广元以北，一部沿梓潼、绵阳、彰明、中坝、江油固防。
　　涂向前决心趁川军慌乱之际，西进涪江流域打击邓锡侯部，尔后挥军进取甘甫，打击胡宗南。
　　4月上旬末，徐向前令右路部队向北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广无，中路一部出青川、平武，以固右侧安全；以中路主力和左路全部直取江油。
　　邓锡侯为保障成都及其老巢绵阳的安全，一面令被围在江油的1个旅凭坚死守；一面亲率18个团赶来增援。
　　徐向前决定以1个师继续围城，另3个多师布于江油以南，形成口袋阵势打援。
　　4月14日、15日，红军与川军激战于塔子山、雉山关一带，将援敌击溃，歼敌4个多团，乘胜追击，克中坝、彰明、北川。
　　中旬末，北部的青川、平武也落入红军手中，仅江油围攻不下。
　　蒋介石派驻重庆“会剿”红军的“参谋团”判断：红军“企图以江油、彰明为新根据地；因江油、中坝两点，给养便利，既可进扰川西，又能退据川甘边区，即再向东窜，亦属自如。
　　①令川军和胡宗南部队从四面八方加强防堵和合围，拟将红军渡江部队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切断。
　　徐向前这时深感兵力不足，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及早进击甘南。
　　但张国焘却迟迟不表态，原因是他己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忙着部署“大搬家”。
　　至此，嘉陵江战役宣告结束。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勇猛顽强，神速果断，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万余人，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
　　只是由于丧失进击甘南的战机，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
　　这使徐向前十分痛心和惋惜。
　　同时，由于张国焘决定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实际上等于完全放弃川陕根据地。
　　徐向前认为，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开展游击战争，局面会好得多。
　　①见国民党《参谋团大事记》。


　　两军会师前后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江油附近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
　　为摆脱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会议决定主力向川西北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
　　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部队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
　　这时，中央红军己渡过金沙江，准备经西康省的东南部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徐向前带领九军、三十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
　　“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号召，成了鼓舞部队的巨大动力，沿途写的许多宣传标语，都突出了准备会师的内容。
　　尔后，红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流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另一路四军、三十一军一部北进至松潘、平武以南的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
　　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
　　北川、茂县、理县一带，地势高寒，多高山、狭谷、急流，系汉人和藏、羌、回等少数民族的杂居地区。
　　藏民占人口多数，汉人约占十分之一。
　　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严令部队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通过“通司” 　　（翻译）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发动贫苦奴隶、牧民、农民起来分田地、牛羊、财物，组织政府和武装，并坚持打击进行破坏活动的上层反动分子，使广大藏民摆脱了重重枷锁，认清了红军和白军的区别。
　　他们象敬“神”一样地敬信红军，帮助红军带路、探消息，运送物资，转移伤员，提供粮食等。
　　只有少数受反动头人欺骗很深的人，钻进深山野林里，不时地出来偷袭红军。
　　在这里流传着徐向前带头吃糌粑的故事。
　　用青稞粉和酥油混合而成的糌粑，发酵后的酸马奶，烧得半生不熟的牛羊肉，都是藏民的主食，也是他们招待红军的好东西。
　　红军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要在这里生活下去，就得从生活习惯上来一场“革命”，学会吃糌粑、青稞、酸奶等。
　　尤其是糌粑，味腥膻，吃不惯的人很难往下咽。
　　一些军师干部来前指开会，徐向前就用糌粑招待大家。
　　有些干部硬是不吃，徐向前带头抓一把糌粑吞下去，风趣他说：“为革命吃糌粑！谁不爱吃糌粑，谁就不想革命到底！”这样一说，哪个愿落个“不想革命”的名啊，纷纷抓糌粑吃。
　　徐向前还要求大家多节约和储存一些粮食，留给中央红军，留给伤病员。
　　他听说远在几十里地以外发动群众的傅钟病倒了，便把自己干粮袋里仅有的半袋大米叫警卫员送去。
　　傅钟每提起这件事，就激动他说：“向前同志那是‘雪中送炭’啊！” 　　为迎接中央红军，从总部到连队上上下下，都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打草鞋，捐献粮食、药品、衣物，谁都想为两军会合贡献一份力量。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胜利通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走向川西北。
　　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出李先念率一部兵力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进占懋功、达维，进行策应。
　　行前，徐向前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些炊事人员，带上炊具，配给一方面军。
　　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
　　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问题！” 　　6月12日，徐向前在理番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亲自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件，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这封机密的信，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送到懋功去。
　　他再三叮嘱：“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6月12日在夹金山下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很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抵达，亲切会见了李先念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
　　中央领导人听取了李先念关于川西北情况及红军今后行动方向的建议，对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给予鼓励。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两支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
　　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
　　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操着不同的乡音，素昧平生，萍水相逢。
　　但是，他们都是工农子弟、工农红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战友的情意，共同的理想，打破了一切界限，使他们一见如故，胜似亲人。
　　两军的团结友好气氛，在当时中国红军的《红星报》上，曾有如下两则生动的报导：“‘太阳’纵队二十一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
　　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呀，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
　　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
　　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同志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
　　接着，便是五大碗的会餐。
　　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
　　“会餐以后，晚会开始。
　　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
　　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
　　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二十三日上午，‘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
　　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着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会师的喜讯，使徐向前心中充满着欢乐。
　　这时，北面、东面的敌人为防堵红军，正加紧筑碉前进。
　　红四方面军不时与敌激战。
　　徐向前不断发出指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还把慰问中央红军的物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袜子、袜底、牙粉、粮食等一批批地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
　　从北川、茂县、理县至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地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化为泡影。
　　会师后的红军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