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婺源人为何不愿被划入江西。

天柱山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九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为何如此？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阐述如下（参见《婺源县志》，下同。）：
　　婺源必须改隶之意旨，其最要者约有三端：
　　甲、政治方面。查婺源设治，始自唐玄宗时代，隶属于江南之歙州，宋代以该县山南诸水皆流入江西，曾议改隶赣省，依茅岭、新岭为界。今察其地势，大部分突入江西境内，为浮梁、乐平、德兴三县所环抱，于皖省甚觉畸零，一切政务设施均感不便，如不予以改隶，则格于现状，不能扩张政治力量。
　　乙、军事方面。现值剿匪（指围剿红军）工作特别紧张之际，肃清零匪之一切必要措施，如团队之防堵以及围剿计划等等，甚形隔阂，实予赤匪以窜扰苟延之机会。一经改隶，则事权属于一省，责任既专，指挥尤便，扑灭残匪计日可期。
　　丙、公路方面。婺白、婺德两路，一由婺源经德兴之九都至白沙关，一由婺源至德兴香潭，此两路关系剿匪军事及地方交通至为密切，若不将婺源划归赣辖，则两路分属两省，运输管理均觉不易统筹。值此匪患未靖之秋，断不容稍涉松懈，致误时机。
　　凡此三者，理极显明。本行营饬将该县改隶，实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道，审慎周详，确能适相符合。
　　婺源被划入江西，引起婺源百姓、民间团体及旅外婺侨及团体的强烈反对。各团体纷纷上书请免改隶。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归纳如下：
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多牵强。日分别予以驳覆，兹择要并述之：
　　（甲）习俗悬殊。大要谓婺源虽毗连于赣之乐平、德兴，然皆尚迥异，倘行改隶，行政设施殊多凿柄等语。查民国交通，未臻发达，自不免有“百理不通风”之现象，婺源突入于赣之德、乐、浮三县，其边境接近地方，民俗风情当然大异之处。（驳语略，下同）
　　（乙）经济简况。关于政治团体组织与经济基础，大要谓婺源旧隶徽州，徽民多商于外，婺源尤众，各埠徽商皆有会馆之组织与公债资金最难分析，骤行分裂，损失固钜，纠纷亦多，而数万婺侨无团体保障，势必孤立，甚或失业，酿成地方极大恐慌；又婺源人民经济基础筑于商业之上，与徽州各县相同，较之土地平衍、土壤肥沃的赣东各县人民经济基础建筑于农业之上者，迥不相同，今一日使相结合，婺民生活恐将摇动等。
(丙)文化问题。大要谓安徽文化精神及侨外团体组织，胥以朱子为表率，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徽州之视婺源，犹东鲁之于曲阜，南粤之于中山，近年频于匪区，而未沦于匪化亦赖于是，一旦改隶，不特消失安徽全省历史上之文化殊誉，且使国内外整个安徽团体精神物质根本动摇；且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等。
　　（丁）历史关系。大要谓政治设施必重历史关系，婺源设治，自唐至于五代隶属歙州，宋属徽州新安郡，元属徽州路，明属徽州府，迄于清代婺源始终属之徽州区域，隶属安徽管辖，未加变更，年代既深，施政日便，遽行更易，隔阂更多等。
　　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极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蒋介石归纳的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上述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很实在，并非“牵强”。改隶一周年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十二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第二版，有题《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极言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均较隶皖时“窳败不堪”。“九四”是婺源改隶江西的日于，婺源人认为，“九四”纪念，实“婺民一页痛史也”。三十五年（1946）一月，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又发起“回皖运动”，群情激奋，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由胡适转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内政部长张厉生，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六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