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张家康）

天柱山

　　1917年1月，陈独秀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职，他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陈旧腐败的高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意盎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他鼓吹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的舆论阵地，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陈独秀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当年的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五四时期，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五四前夕，北大就曾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协约国之一，理应收回战前德国占领的青岛。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转让于日本。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军阀也在上海召开所谓南北和谈，这些割据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全无和平的诚意，“和谈”也只是空谈而已。
　　陈独秀对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从未存有丝毫幻想，他最早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惟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3 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他们高呼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人也参加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
　　陈独秀决不是个叶公好龙似的人物，也从来没有作壁上观的习惯，当他号召人民“直接行动”时，他自己便已是身体力行，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这份文件对内政外交提出了具体的5条要求，表达了陈独秀“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6月11日晚，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李大钊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把学生罗章龙等召来，与他们商量营救的方法，大家一致认为目前“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北京《晨报》、《北京日报》、《公言报》，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等，纷纷以显著版面发消息、登评论，陈独秀被捕成为闻名全国的社会事件。陈独秀虽在监禁中失去自由，但却因此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人物，从而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并说：“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毛泽东亦在《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颂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呼唤：“我视陈君万岁!我视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1920年1月29日，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离开北京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在这里作了多场讲演，并提出“三个打破”的口号，即“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的主张。陈独秀的风采仪态，使武汉各界人士延颈企踵，为之神往，他的卓识远见，更使青年学生凿破混沌、开云见日。然而，他的鼓吹革命的言辞，却为湖北官吏所不容，明令其停止讲演，陈独秀气愤之下，于8日晚乘车返回北京。
　　其实，陈独秀并未完全获得自由，在北京期间，他仍受警察的监视和约束。当京师警察厅得知陈独秀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打算在陈独秀返回北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等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静候在北京车站，在陈独秀还没出站时，便将他秘密送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暂避风头。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北京，两人乔装打扮，乘着一辆骡车，由公路出走来到天津，途中两人谈起建党的事，这便是历史上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作为陈独秀的同志和战友，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理论先导的贡献。胡适曾将他的这两位朋友作了对比，他说：“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歌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然而，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特殊作用，却是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的。诚如萧克将军在《陈独秀诗集序》中所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创党的主要人物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
　　陈独秀来到上海，先住在亚东图书馆，后又迁至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后来，这里又成为中国共产党酝酿、筹备的重要活动场所。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同意，俄共(布)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新闻记者，公开使命是在中国组建一个通讯社，秘密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多有耳闻，李大钊又一向对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格外关注，当他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会谈时，双方就各自所关心的问题，倾心交谈，推诚相待。维经斯基在与李大钊的谈话中，明白无遗地表示，“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维经斯基的话与南陈北李一个多月前所议不谋而合，李大钊对此亦表示认同和向往。然而，他是个认真、稳重的人，清楚地意识到，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独秀已是振臂一呼，从者甚众，俨然成为革故鼎新的领袖人物，作为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所以，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来到上海，他们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陈独秀确有名士的魅力，维经斯基到沪后，他先后召集不少名人和青年参加座谈，他们中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施存统、周佛海、李达、陈望道等。戴季陶和张东荪等中途退出。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这期间，陈独秀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议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他在信中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即李大钊)可以谈。”李大钊和张申府相商后，复信陈独秀，认为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就叫共产党”。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他们便在上海成立共产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等人，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
　　北大学生张国焘作为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来往于京沪之间。8月间，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张国焘，并表示他将负责南方各省的建党活动，希望李大钊和张国焘等迅速在北方开始建党活动，首先应建立北京党组织。10月，北京的党组织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李大钊为负责人。
　　盛夏，曾在广州从事社会主义宣传的刘伯垂由广州回武汉，途经上海时，陈独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交给他一份党纲草案，委托他回武汉后，同董必武一道开展建党工作。这年秋季，董必武、刘伯垂、包惠僧等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武汉共产党的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和李达便把建党情况、党纲起草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还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11月，长沙共产党组织成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肖铮、夏曦、彭平之等。
　　山东齐鲁书社的王乐平，因传播新文化思想，而与陈独秀熟悉，陈独秀便利用这种关系，去函王乐平，让他在济南建党。王乐平没有参加建党，他推荐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担此重任。1921年1月，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除王、邓二人外，还有王翔千、王复元等。
　　1920年9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在两名俄国人的帮助下，于年底成立名为“共产党”，实为无政府主义的组织。这期间，陈独秀函约他在北大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建党。年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主动与区声白等人商谈，希望他们放弃无政府主义后，赞同社会主义，后因区声白等人固执己见而分道扬镳。于是，陈独秀便与谭平山等讨论，决定在广州“成立真正的共产党”。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组织成立，党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9人，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任书记。
　　陈独秀在往广州途中，轮船停泊香港，小学教师李义宝，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3人特意来船上拜望陈独秀。后来，他们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在香港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随后又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1920年底，中国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多达1600人，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此时，张申府应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陈独秀去信法国，告诉已在上海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让他们与张申府联系，尽快建立党的组织。于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申府回忆说：“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当时，这些党的组织散布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后来的研究者为便于研究起见，便将党初创时期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正当陈独秀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粤桂战争爆发，粤军司令陈炯明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其人，赶时髦、追时尚，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对社会主义领袖人物陈独秀也就格外青睐，早有意于请陈独秀来广东。11月1日，他郑重发出邀请信，请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兼预科大学校长。陈独秀对广东素有好感，一直认为它是革命的策源地，他的本意是想去广东任职。但是，作为临时中央局书记，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所以，他没有贸然成行，而是致函征求各地党组织的意见。李大钊等人复函，表示了支持的意见，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这样，陈独秀才安排好上海的工作，启程广州。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他们和李达等商量，希望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集中各地的代表，讨论、决定党的建设和任务。陈独秀接到李达、李汉俊的通知信后，立即在谭植棠家召开会议，他说，广州的一些事比较忙，自己又身兼预科大学校长职，目前正在争取一笔款子，用以修建校舍，如果此时离开，那么这笔款子就会成为泡影，所以不能去上海参加会议，只有让陈公博、包惠僧作为代表出席会议。他还专此写了封致各代表的信，给大会提出4条指导性的意见：1、党员的发展与教育；2、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3、党的纪律；4、群众的路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正式确定将分布在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中为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宣布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和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中共一大结束以后，陈独秀还在广州，党的最高职务依然不能正常履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为焦虑，他派包惠僧来到广州，当面向陈独秀汇报了一大会议的精神，并转达中央局和马林的意见，请他尽快辞去广东的职务，速去上海主持中央工作。8月17日，陈独秀致函陈炯明，请辞广东教育委员长职。可是，陈炯明却在回电中极力挽留，说尽勉励劝慰的话，“贞固有力，夙深倚重，所谓辞职，应毋庸议云”。于是，陈独秀只得以胃病复发，需往上海医治为由离开广州。
　　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开始履行中共第一任书记的职责，他因此而舍弃优厚的物质待遇，成为担当风险的职业革命家。初建时期的党，对于无固定职业的革命工作者，每月只给30或40元的生活费，这微薄的收入是难以维持室家之累的生活之需。陈独秀只得一次一次地来到亚东图书馆，从老朋友汪孟邹处支取《独秀文存》的版费，聊解燃眉之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导人就是如此箪食瓢饮、安贫守俭。
　　从一大到五大，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灾难的凄风苦雨之中，在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拼搏、奋进，由建党时的50几个党员，发展到遍布全国各地的57963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北伐革命和上海武装起义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领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一至五届的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陈独秀，他的历史功勋是彪炳史册、不容置疑的。
　　（转自《福建党史月刊》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