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综述。

王忠祥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南苏区，始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止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历时二年四个月，其辖区分布在陕西汉中地区今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等五个县境內。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将士和川陕边的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共同创建的。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
　　现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编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专题资料。本文仅据现有资料，对红四方面军经陕在川陕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陕南苏区、陕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配合的情况，综述于下。

　　（一）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重新纠集六十余万大军，对包括鄂豫皖在内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十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十一月初转战到湖北郧县南化搪，准备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到南化塘的第三天，尾追之敌大军又至，遂放弃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继续西征，欲在陕西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五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于商南县赵川区三官庙乡河坪村入陕，在白鲁础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继经山阳县碾子坪，柳家洞、任岭，商县夜村、周磨村，杨家斜于二十日抵达柞水县红岩寺，作短暂休整。
　　红四方面军抵达商洛后，为支援配合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中共陕西省委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宣言》。号召全陕一切劳苦群众，  “在工厂里、在兵营里、在学校里、在街头上，全体动员起来，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要求工人罢工， “不替国民党制造一枪一弹去进攻红军”，农民“武装起来，攻白军，围剿民团，不缴租，不纳捐”；知识分子“罢课罢教来欢迎红四方面军”，白军士兵“哗变起来杀死你们的官长，带枪械投到红军中去”。
　　红四方面军在柞水作短暂休整，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北出秦岭，相继抵达蓝田县汤峪，长安县库峪、太乙镇、子午镇，王曲，户县庞光、焦将、化羊，周至县马召镇等地，重创敌军一个团，并在地下党组织的积极配合下广泛进行打土豪分粮食分财物的斗争，威逼西安。红军在西安近郊的军事、政治攻势，极大地鼓舞了陕西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于十二月一日连续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告士兵警察书》、  《欢迎红四方面军来陕士兵斗争纲领》两个文件，  号召国民党军队士兵和警察举行兵变，反对开往前线进攻红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行动，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十二月三日，红四方面军全军从周至县辛口子入秦岭，向陕南汉中地区进发。其时已届严冬，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红军将士，昼行于崇山峻岭之间，夜宿子雪地密林之中，经过七天的艰苦行军，连翻九座两千至四千米的大山，于九日抵达城固县小河口镇。当红军到达小河口镇时，中共城固县委派出的张仁俊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在此恭候。根据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红军突出秦岭，在城固县升仙村许家庙击溃敌军两个团，进入汉中川道。 “红四方面军进兵陕南，陕南人民欢欣鼓舞，沿途送茶水、抬担架、运粮草，风起云涌地支援红军”。“人们团团围住了部队，把战士们搀扶到家里，换下了破烂不堪的衣服，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又眼中含着泪水给我们洗脚上药。到了这时，我们这些挺过了那样艰难困苦的硬汉子，也都不禁流下了热泪。”
　　红四方面军进入城固后，根据中共陕南特委、城固县委的汇报和调查研究，感到汉中地区连年受灾歉收，屡遭兵匪蹂躏，群众生活贫苦，筹集大军食粮困难，同时地属川道盆地，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而敌军实力又较强；其时四川的各派地方军阀正在成都混战，川北敌军防务空虚，而川陕边的大巴山区又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方面军总指挥部遂决定，放弃在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全军入川。
十二月十一日夜，红四方面军全军徒涉汉江。为保证红军安全渡江，城固县桃花店中共党支部组织数百名熟悉渡口水情的党员和群众，护送红军将士涉水，大大减少了渡江中的损失。渡江后红四方面军在城固县上元观和西乡县廷水、私渡河一带作暂短休整，于十九日全军入川。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入川后，连同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县城。十二月二十九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于通江县城宣告成立，邝继勋任主席。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正式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为主席。为了创立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进行了两年多浴血奋战，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先后共建立了近三十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其管辖区域，东起川北城口县城近郊，西抵嘉陵江畔，南起川北营山、渠县，北至陕南镇巴，西乡、南郑、宁强、勉县，总面积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其中在陕南建立了五个县苏维埃政权，包括治所在川北的二个县在陕南的管辖区域，陕南苏区共有二十二个区、镇，九十五个乡，三百二十个村。

　　(二)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陕南苏区，是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陕南苏区的二十二个区、镇，九十五个乡，三百二十个村中，有六个区、三十二个乡、一百二十二个村苏维埃政府，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三四年四月间，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镇巴、西乡，南郑边开展游击战争中先后建立起来的；有十六个区、镇，六十三个乡，一百九十八个村苏维埃政府，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红四方面军举行“陕南战役”，解放宁强、勉县、南郑的大部分地区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全苏区的二十二个区、镇，其中一个区(下辖三个乡、十四个村)  直属川陕省领导，二十一个区、  镇，九十二个乡，三百零六个村，分别属于川北的赤北、红江和陕南的陕南、宁强、阳平、勉县、南郑等七个县领导。
　　陕南苏区的党组织。中共川陕省委于一九三五年二月“陕南战役”中设立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宣传部长。⑤全区共成立县委三个、区委六个、乡支部十个。政权组织，县、区，乡、村均成立有苏维埃政府。其基本情况是：
长滩区直属川陕省领导，其管辖区域在今镇巴县的长滩、桃园子、南沟一带。中共长滩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成立。辖三个乡、十四个村。
　　赤北县的治所在川北通江县，其行政区域在陕南的有楼房坪区、简池区和长坪区、铜溪区的三个乡。楼房坪区(又称第五区)的管辖区域，在今西乡县的楼房坪．旋涡、三郎编、郎家坪、大河坝一带，  区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成立，直辖五个村，简池区的管辖区域，在今镇巴县的窑罐厂、雷公田、蒿坪寺、田坪一带，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简池区委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和七月先后成立，辖四个乡、十一个村；长坪区的核桃树乡，在今镇巴县的核桃树、李家梁、庙坝瓦桑岩、罗家沟、新房子、大竹园，  乡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党支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和四月先后成立，辖五个村；长坪区的余家湾乡，在今镇巴县的余家湾街、田坪里，  乡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成立，钢溪区的文家坪乡，在今镇巴县的文家坪，花河子、苏家坡、天官堂、张家营，  乡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党支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和七月初先后成立，辖四个村。
　　红江县的治所亦在川北通江县，其行政区域在陕南的是一个区，即坝溪区(又称第七区)。坝溪区的管辖区域，在今南郑县的坝溪，碑坝、朱家坝、程家坝，马巷子、西河秦家湾一带。中共坝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成立。辖六个乡、二十九个村。
　　陕南县的管辖区域，在今镇巴县的宝山子、  毛垭子、  梅坡、盐场、张家塘、崔家砭、范家窝塘、红花坪、侯家岩、牡丹园、力坝、关门垭、长岭、过街搂、环山子、渔渡坝、杨家沟一带。陕南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陕南县委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和一九三四年一月先后成立。辖二个区，十六个乡、五十四个村。赤化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赤化区委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和七月先后成立。中共红花坪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成立。红花坪区后改称范家窝塘区。
　　宁强县又称申熙县，其管辖区域在今宁强县的城关，高寨子、回水河、大安、关口坝、二郎坝、胡家坝，唐家坝地区。中共宁强县委和宁强县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和下旬先后成立。辖一个市镇、八个区、三十二个乡，八十六个村。
　　阳平县的管辖区域，在今宁强县的阳平关、燕子砭、代家坝、黑水地区。中共阳平县委和阳平县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辖一个市镇、四个区、十个乡、二十四个村。
　　勉县的管辖区域，在今勉县的城关、褒联，高潮，温泉、阜川、新铺、茶店地区。勉县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成立。辖五个乡、六十五个村。
　　南郑县的管辖区域，在今南郑县的黄官、新集地区。一九三五年二月九日成立南褒县革命委员会，十二日改南褒县为南郑县，成立南郑县苏维埃政府。辖二个区、十六个乡、二十三个村，其中黄官区设有中共党的区委，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成立。
　　陕南苏区的县，区党组织和县，区、乡、村的苏维埃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党的县委设有书记，秘书和组织、宣传、妇女等部，并设有少共县委、妇女委员会，贫农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党的区委一般由书记及组织、宣传等若干委员组成，也设有少共区委、妇女委员会、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按照《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县苏维埃政府一般由主席及若干委员组成，并设有军事指挥、财政、经济、交通、土地、粮食，内务，劳工、文化教育等部，委、局，以及保卫局、革命法庭等机构，区、乡，村苏维埃政府一般设主席和分管土地、粮食，劳工、内务，经济，文教等项工作的委员。据汉中地区有关县建国初期不完全统计，陕南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共有一千七百一十九人。
　　陕南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虽然多数建立较晚，且存在的时间也较短，但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下，它们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组织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主要是：
　　 (1)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苏区。陕南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都很重视建立地方武装，县，区和绝大部分乡、村都建立了游击队、赤卫军、童子团。全苏区先后组建各级游击队一百六十四支，共有干部三百二十九名，游击队员六千七百余名。各级地方武装除配合红军对敌军作战，主要是镇压反革命，清剿土匪，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苏区人民群众安全从事生产。赤北县长坪区核桃树乡苏维埃政府一九三三年二月成立后，主动开展了四次清匪斗争，活捉土匪十四名。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五月期间，赤北县简池区游击队和窑罐厂乡游击队联合作战，连续四次清剿反动民团和土匪，先后打死打伤团丁、土匪百余名，缴获三十余支步枪和一批弹药。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红江县坝溪区的反动民团头子朱有守、赵天节纠集数十名匪徒，以“庆祝”程家坝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为名，闯进乡苏维埃政府，捣毁了机关，杀害了八名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宣布成立了所谓乡苏维埃政府。后经红军小分队组织区，乡游击队进行反击，始摧毁了这个假乡苏维埃政府，并处决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八日凌晨，中共陕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青鹤观被镇巴县的反动团队包围，县委书记潘天成指挥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同千余名敌人激战竟日，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青鹤观失守，中共陕南县委宣传部长陈文先和赤化区委书记陈忠瑞等壮烈牺牲。后红军闻耗驰援，组织县、区游击队反击不断获胜，保卫陕南县的大部分苏区，坚持到一九三五年二月红军撤离镇巴。红军撤离时，陕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干部和游击队员又组成陕南工作队，随军踏上新的征程。
　　 (2)进行土地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陕南山区的农民倍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少地或无地，以租种地主田地或出卖劳动力为生，难以为生求活，一经解放，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强烈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陕南苏区的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首先组织群众控诉土豪劣绅的罪行，公开处决其中的罪大恶极者，从政治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尔后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物，从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全区的情况不尽相同。苏维埃政权成立较早的陕南县和长滩、搂房坪，简池，坝溪区，一般既没收分配土地又没收分配财物，苏维埃政权成立较晚存在时间又很短的宁强、阳平、勉县和南郑县。则一般只没收分配财物，未来得及没收分配土地。没收分配土地的方法，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是谁佃种分给谁，只将其超过部分(按乡、村人均占有土地量计算)，抽出分配给其他少地或无地的农民，有的地方以乡或村为单位，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也有极少数地方，是按照乡，村人口平均分配的。据汉中地区有关县在建国初期的不完全统计，陕南苏区共没收分配土地五万一千余亩、粮食一千四百五十六万余斤。长滩区长滩乡的二百一十户贫苦农民共分得土地九百七十五亩，户均四亩六分。赤化区宝山子乡钟家岭村百分之七十八的农户分得了土地，毛垭乡化吉沟村的四十多户农民分得粮食三万余斤。宁强县的八个乡部分村共没收地主房屋三百零六间，分配给九十一户无房的贫苦农民。分得胜利果实的农民喜气洋洋，生产积极性倍增。坝溪区碑坝乡的焦岩溪村共有七十八户，一九三三年分配土地前全村粮食总产量为八万斤，分配土地后连续两年丰收，每年的粮食总产量均在十六万斤上下。
　　 (3)恢复小手工业生产，兴办公营经济。中共简池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工人委员会，专事组织集镇和乡村的木匠，石匠，瓦匠，篾匠等小手工业者，积极生产群众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红江县坝溪区苏维埃政府接办濒临倒闭的大恶霸蒲大华的铧厂，组织工人恢复生产，日产铧二十四尖，支援农业生产。红江县苏维埃政府在坝溪区芭蕉坪兴办的工农纸厂，日产纸一担二(约二千四百张)。宁强县解放后，县苏维埃政府及时派出干部，进驻当时在全省有名的保惠火柴厂，宣传党的政策，并由政府拨出专粮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很快恢复了生产。宁强、阳平县和宁强县的多数区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和农村集镇兴办“经济公杜”，“工农合作杜”， “工农饭店”等公营经济，经营日用杂货、中药材和熟食，有的  “工农合作社”还设有药铺和坐堂医生，为群众看病剂药，很受群众欢迎。苏区小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公营经济的兴办，对于克服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带来的困难，方便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支援红军，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4)组织群众支援红军，慰劳红军，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和陕南进行的几次大战役，陕南苏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每次都组织人数众多的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救护伤员，运送物资，洗衣补服，在支前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勉县解放后，中共陕南特委领导下的县委书记殷锐立即召开各支部负责人紧急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动员起来，组织群众做好支前拥军工作。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芝林兼任“供给站”主任，筹措粮食五万多斤、肥猪三十多头。在殷锐和杨芝林的部署和带动下，各地群众主动给红军送粮食，送酒肉，送草鞋，送毛巾，一片军民鱼水情。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苏区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壮大红军的力量。据汉中地区有关县在建国初期的不完全调查统计，  陕南苏区共有四千三百七十四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参军的特点是党员带头，群众争相报名，地方武装人员一批接一批集体参加红军，出现了许多父子、夫妻、兄弟以至全家几代人同时参加红军的动人情景。中共宁强县委书记袁鸿化、勉县县委书记殷锐带领一批青年参军。宁强县烈金坝乡共产党员陈锦章全家三代十人，高家坝乡游击队长黄有姓全家五人，  同时参加了红军。南郑县的一千八百余名地方武装人员中，有一千四百余人集体参加了红军。苏区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仅红三十军一个军，就在“陕南战役”中扩大了一千六百余人。陕南苏区各项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不仅在创建发展陕南苏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边境的安全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支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对敌作战，配合川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川陕革命根据地及其陕南苏区的创立与发展，也为党领导下的陕西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甚为有利的政治军事条件。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  充分运用这一有利形势，特别加强了党对陕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斗争的领导，积极地支援配合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在陕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开发游击战争，配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创建革命根据地。二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同天，中共陕南特委发出“为欢迎红四方面军发动群众斗争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汉南新苏区”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创造汉南新苏区的任务提到了汉南党的面前”，“必须坚决领导群众抗捐税、杀差役委员、杀豪绅地主”，“动员雇农贫农分配豪绅地主粮食，土地，游击队积极解除豪绅地主武装，组织攻击白军小部队，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抢夺敌人粮秣，配合红四方面军军事行动”，发动群众在西乡、城固、洋县、褒城、南郑、勉县、宁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苏区。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陕南特委决定建立城(固)洋(县)西(乡)、洋(县)华(阳)宁(陕)、城(固)南(郑)褒(城)、南(郑)褒(城)勉(县)四个边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建立边区中积极发展游击战争。这些边区虽然后来未完全建立起来，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的农民群众经常在夜间击杀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抄没其财物，并以红军和游击队的名义发传单贴布告，宣布被处决者的罪状，仅一九三三年农历腊月除夕前后，汉南一带有二十六名地主恶绅等被农民处决。在这一斗争中，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誓卫团(共产党员张汉民任团长)中的共产党组织根据陕南特委的指示，将散布在宁强、勉县等地的八九十名游击队员集中在勉县整训了二十多天，命名为勉县垦荒游击队，配给长枪六十支，开往黎坪消灭了当地的反动武装；它们调派部队内的共产党员化装为民，分成若干小分队，由地方党组织派员向导，经常于夜间进行游击活动，既打击了土豪劣绅，又牵制了驻汉的国民党中央军；对于反动的地方官吏、民团头子和为非作歹的差役，它们则以“维持地方治安”的名义，公开予以处决。这种地方党组织和白军内党组织密切配合开展的武装斗争，有着特殊的作用，搞得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
　　 (2)正式组建红二十九军建立马耳岩游击根据地，配合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之前，中共陕南特委领导的红二十九军游击队就已经成立。红四方面军抵达川陕边后，中共陕南特委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作出关于《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造红二十九军的决议》，要求陕南各级党组织利用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创造的新形势，建立“正式的红二十九军”，创造新苏区。二月十三日，红二十九军正式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潜为军长，中共陕西省委任命李艮为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同国民党正规军和反动民团先后作战二十余次，紧靠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以西乡马耳岩为中心，在西乡、城固边开辟出面积达四百多平方公里的游击区，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建起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豪绅土地一万八个余亩、粮食一千二百余石。反动派对此甚为恐慌，惊呼“两三月来，此剿彼窜，兵去匪来，官军未能将其如何”。⑥红二十九军于同年四月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又派出一批干部，恢复和组建了红二十九军第三、第十等几个游击大队，在西乡，城固、洋县、南郑、褒城、勉县边坚持武装斗争。活跃在南褒西南区的第三大队处决了数十名土豪和反动民团头子，并发动农民反摊派，反捐税、抗租、抗粮，分地主的粮食，抢收地主的庄稼。继续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3)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的政治鼓动工作”，“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革命兵变”。⑦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共陕南特委的指示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胜利，“给汉南国民党各部士兵极大的政治影响，使他们自己从实际生活经验中了解到红军是劳苦群众的军队，而更加深入了对官长的不满与仇恨，推进了士兵哗变的潮流”，要“动员大批同志群众打入进去”，“开展士兵工作”，“团结他们积极建立与发展党在士兵中的支部，有计划有准备的组织他们的革命兵变”。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安康与川陕革命根据地接壤，驻安康的绥靖军是国民党在北线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包围的一支地方反动军事力量。为了发展陕南国民党统治区的游击战，配合川陕斗争，中共陕南特委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初成立安康军特支，重点是在安康绥靖军中开展兵运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中共安康军特支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动安康军中几个连的部分人员在安康城內举行武装起义，宣布成立红三十军第一纵队，号召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汉江流域苏维埃政府，并星夜向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发。这次武装起义虽在未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前就全军覆没，四十余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但它在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4)扩大红军之友社的组织和活动，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红军之友社是在共青团领导下，以“宣传工农红军，支援工农红军”为主要任务的群众组织。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中共陕南特委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发出的紧急通知中，要求红军之友社“发起广大的为红军募捐的运动，组织红军慰劳队，宣传红军战斗消息，揭破敌人反动宣传”。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在《红色五月宣传大纲》中进一步提出，要“在每个工厂、作坊、农村、兵营、学校里组织‘红军之友社’，组织广大群众的募捐运动(一枚铜元、一粒子弹)来帮助中国红军”。在党的领导下，陕南的红军之友社组织有很大的发展，社员人数最多时达五百余名，他们运用公开和秘密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红军，在群众中为红军募捐物资。汉中女子师范学校的红军之友社员，在汉中城内秘密散发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取得胜利的传单，并秘密募捐到鞋袜五十余双、红旗二面。南褒西南区的军之友社员，以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名义为红军募捐物资，一次上交铜钱二百余串，鞋袜四百余双，八音手枪一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里的红军之友社员，以“子弹内的火药能治心痛病和烫伤火伤”为由，公开在官兵及其亲属中为红军收集子弹。有的红军之友社内还有游击小组，采用打土豪的办法为红军收集物资。红军之友社募集到的财物，通过党、团组织秘密运送到川陕边支援红军。
　　 (5)推动支持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建立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开辟汉中通往川陕苏区的红色交通线，配合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十七路军是以杨虎城将军为总指挥的西北地方军事集团之一。杨虎城虽属地方实力派，但他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热忱，素与独裁卖国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后，蒋介石严令十七路军主力移师汉中，协同川军进攻川陕根据地同时又调集其嫡系胡宗南等部进入陕甘对非嫡系的杂牌部队实行“监军”，企图在地方杂牌部队与红军互相攻杀中既消灭红军又剪除地方军事集团，坐收“渔翁”之利。杨虎城为了既能保存自己的实力，又能最终将胡宗南等部挤出陕甘，粉碎蒋介石的阴谋，经与其高级参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运筹于帷幄，决定与红四方面军达成谅解，实现默契合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特科亦指示在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司令部任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利用公开职务和杜会关系为党收集川陕的敌军军事情报，并秘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对外的交通线。杜斌丞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与许多地下党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杜斌丞的推荐下，杨虎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写信给武志平，着其“佐理”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努力工作”。孙本杨的意向，遂密派武志平为代表，持其亲笔致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绫书”，于五月十三日从汉中出发，赴川北与红四方面军总部进行联系。红四方面军总部和中共川陕省委对十七路军的此举极为重视，即以川陕省委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代表，同武志平赴汉中与孙蔚如进行谈判。双方经过数次恳商，互相取得谅解，于六月二十四日圆满达成以“互不侵犯，共同反蒋”为中心内容的秘密协议。同年十月初，杜斌丞衔杨虎城之命亲赴汉中，促孙蔚如莫为流言所左右，不为蒋介石的威胁改变初衷，将同红四方面军的合作继续巩固下去。杜之此行，中共地下党员常黎夫亦同到汉中，常将武志平介绍给中共陕南特委负责人张德生，武同地方党组织始取得联系，就近随时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
　　第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秘密协议”的达成，挫败了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川陕革命根据地北线出现较为平稳的军事态势，从而使得红四方面军有力南挥，不断取得川北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此情势下，中共陕南特委和十七路军中的党组织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以汉中为起点，相继建立起三条通往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西河口、碑坝，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南郑县的牟家坝，城固县的二里、大盘坝、天明寺，再经南郑县的法慈院，进入川北苏区；一条是经城固、西乡，镇巴边，进入川北苏区。为组织好各条红色交通线的运输工作，一方面陕南党组织在汉中城内国民党卸职县长、民主人士李世英的公馆和三十八军十七师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袁作波(中共地下党员)的公寓，建立了两个交通站，负责集中物资，一方面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川北苏区边组织了物资转运站，负责接收转运物资。红色交通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断将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大批军用物资顺利地运往川北苏区。“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反围攻作战时，因‘诱敌深入’，根据地曾两度缩小，红军退守到巴山南麓一带。当时，红军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大部分部队，每天仅以少量的洋芋和包谷渡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陕西省委和陕南特委，千方百计地支援红军，数度派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向川北运送军用物资和粮食。红军在川陕地区的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先后粉碎了军阀田颂尧，刘湘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同时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自己。”⑧红色交通线不仅负责运送军用物资和粮食，而且护送一大批领导干部和革命青年到川北苏区参加革命斗争。曾担任过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和中共陕南特委的负责人张德生、杨珊、白耀亭等领导干部，就是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又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曾任过中共陕西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张合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为红四方面军总部送军事地图去川北，在返回汉中途中不幸遇难的。
　　在此期间，除上列诸点，陕西党组织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关中地区的农民、学生、兵运等斗争，也都对于牵制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川陕边红军的军事力量，配合创建与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四)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红四方面军陆续撤出陕南，随后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红四方面军撤出陕南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和陕南的反动地方当局、地方反动势力随之压顶而来，他们以十倍的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层层成立所谓“整理委员会”和“铲共义勇队”，大搜捕，大屠杀。据镇巴等四县近几年的调查，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六年期间，苏区竟有一千六百五十一名干部和群众被敌在“清乡”中杀害，其中大部分是在红四方面军撤出苏区后被杀害的。⑨红江县坝溪区，有九百九十六人被杀。兼任褒城、勉县、南郑、城固四县“清乡”指挥官的褒城县县长孙宗复，在褒城县屠杀了一百二十余人，在勉县一天之内杀害了三十七人。兼任宁强县县长的胡宗南部国民党特别党部政治指导员刘时荣，在全县杀了一百七十人。阳平关的反动民田头子席建斌等，仅在木瓜树乡一地就杀害了十三人。反动派残杀革命者，  “铡脑壳”、“挖心肝”、“剜眼睛”、“割舌头”、“点天灯”、“上刀山”、“背火笼”、“穿锁子骨”等酷刑，无所不用其极。勉县马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清贤，被恶霸地主杜儒贵吊打砍伤后，用铁丝穿绑锁子骨，活活拉磨致死；咸河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吴龙娃，被地土李茂祯抓去先是十指钉竹签、用火烧，然后乱刀砍死。阳平关木瓜树乡游击队队长席廷福被害后，敌人将其头颅割下吊在岩下，掏出肠子挂在树枝上。反动派又大搞株连，有的革命者全家几乎被杀绝，父子、母子、婆媳、公媳、夫妻、兄弟同时遇害者比比皆是。阳平关代家坝的反动民团头子马万鹏，不仅将区游击大队长郑连成活活打死，并将其子郑万章的耳朵割掉喂了狗。触目惊心，残不忍睹。反动派在大屠杀的同时，还以抄家、烧房、罚款等方法迫害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致使不少人或沦为乞丐，或家破人亡，或背井离乡遗骨异地。
　　面对反动派的残暴和淫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宁强县舒家坝乡的郑文绪等六名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在受酷刑后仍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并向敌人宣示。“你们要杀就杀，苏维埃的人是杀不完的!”肖家坝乡苏维埃政府委员王建章就义时高呼“红军万岁!  ”其子王中秋(儿童团团员)，天不怕，地不怕，冲开乡亲们的阻拦，在刑场上同行刑的刽子手撕打，护救其父。王建章父子等革命者虽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但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边后，陕南苏区狼烟翻滚，处处腥凤血雨，  巴山之松涛在抽泣，汉水之涌波在悲咽，这是陕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但是陕南的人民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淫威所吓倒，继续顽强地与敌进行斗争。宁强县二郎坝区苏维埃政府委员杜大邦、杨文元，游击队长杜大坤，乡苏维埃代表杜大定、张成云等重新建起游击队，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晚处决了恶贯满盈的反动民团头子何兴富等，营救出被捕押的乡苏维埃政府委员蒋仕均。这一胜利鼓舞了群众，他们纷纷给游击队送粮、送菜、送情报，积极要求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十多人，运用游击战术，又多次同反动民团进行战斗，处决了民团团总杨元全，打死团丁二名，又营救出被捕押的乡苏维埃代表扬云正。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三七年春。南郑县黄官区的二百余名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留在川陕边的“巴山游击队”，在大巴山区继续英勇战斗，袭击国民党反动基层政权，攻打反动民团，歼灭反共义勇队，捕杀作恶的土豪劣绅，并多次同国民党正规部队激战，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四一年春。其它形式的斗争，从未间断，  直到取得陕南的全部解放。
　　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一点时间，但它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后来陕南地区革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所起的影响是永存的。为创建陕南苏区而英勇牺牲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干部，人民群众，以及爱国和同情革命的民主人士，也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

　　注：
　　①引自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②引自傅钟《陕南党组织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
    ③引自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经陕入川经过》。
    ④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四)《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印制时，中共汉中地委党史办公室综合各有关县征集的资料，陕南苏区共有三百一十三个村苏维埃政府。本书今年集稿时，中共镇巴县委党史办公室上报的陕南县资料增加了七个村苏维埃政府，  故本文以“三百二十个村”记述。
    ⑤参阅张德生《我在陕南工作的情况》。
    ⑥引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曰《西北文化日报，第五版。
    ⑦引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四方面军对陕西进攻中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
    ⑧引自傅钟《陕南党组织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的重大贡献》。
    ⑨据中共镇巴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陕南县，长滩区，赤北县简池区和长坪区核桃树乡、余家湾乡、钢溪区文家坪乡，共有三百一十人被敌杀害；南郑县党史办公室调查，红江县坝溪区和南郑县苏区，共有一千一百人被敌杀害；宁强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阳平县和宁强县苏区共有一百七十人被敌杀害，勉县县委党史办公室调查，勉县苏区有七十一人被敌杀害。合计一千六百五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