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长征中建立的两个少数民族革命政权。

王忠祥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中央鼓励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红四方面军就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一

　　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是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的。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总部设于绥靖，除了有一个400多人的直属警卫营外，总部还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个营的队伍。格勒得沙革命军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同时，还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放弃了抚边、两河口。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彻底解放。

　　二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师，做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部、牧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波巴政府由波巴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区、乡、村寨的组织机构。尽管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制，不少政府机构和办事程序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它毕竟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的背景下诞生的，是西康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四方面军乃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波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邵式平的主持下，红军开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前后培训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甘孜县是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有利条件，所以率先建立了中共甘孜县委和团县委，夏显章任县委书记，杨波林任团县委书记。此外，还在孔萨、拖坝、白利、普玉隆、绒坝岔5个区、乡建立了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团员，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波巴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对长征中的红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撤出康北藏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朱德曾亲自找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广大藏族同胞，坚持斗争，照顾好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在炉霍，徐向前亲自找县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在甘孜，仅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就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另外，县波巴政府还安排每户可靠群众家庭负责照顾和保护一名红军伤病员。在炉霍，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做出了4条决定:第一，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第二，群众愿收留红军的，要保证照顾好；第三，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第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到新中国成立时，据统计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有64人。

　　三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就给牧主放羊，当长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扎喜旺徐成为他们村子的民族代表，参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说:“愿意。”
　　后来，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说服下，格达活佛回到了寺院，大家也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在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个人就筹集到粮食4.6万斤，后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