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参与组建新四军。

天柱山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飞抵延安，陈云、曾山同机到达。在大雪纷飞的延安机场，曾山见到了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并和毛泽东、陈云等一起合了影。这是“二苏”大后，阔别近四年，曾山头一次见到毛泽东。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13日，会议根据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高度赞扬了南方游击区艰苦奋斗的同志们。14日下午1时，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等问题。洛甫、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出席会议，李富春、曾山列席会议。
　　项英作报告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刘少奇、彭德怀等先后发言，展开热烈讨论，曾山也发了言。曾山发言的要点是：“在各游击区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各种办法解释新政策，争取更多的人来拥护党的新政策”；“在干部中要进行新政策的教育”；“发展工作不仅要下山，同时要在各中心城市建立白区工作。”
　　会议经过讨论，确立两项主要原则：一是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二是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中，同时兼有领导职务的只有项英、陈毅、曾山三人。
　　作为曾坚持江西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人，曾山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了中央政治局的高度信任和器重。
　　12月18日，项英先期离开延安。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12月28日，曾山和李一氓率30余名干部离开延安。曾山所率干部为东南分局从事工、青、妇领导工作的，如邓振询、李坚真、罗梓铭、赖大超等；李一氓率干部为新四军政治工作人员。曾山等均着八路军军装，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则化装成曾山的八路军上等兵勤务员，乘卡车经耀县、洛川转西安赴武汉。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们盛情款待了曾山、李一氓等人，还用车送他们参观了西安事变时的捉蒋处和贵妃池。当晚，又安排曾山等集体去澡堂洗了个热水澡。从贫瘠荒凉的陕北高原出来，这也算是开了个洋荤。第三天，曾山、李一氓等便乘火车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到武汉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曾山等人的食宿。长江局的领导还向曾山等介绍了南方各游击区基本情况，组织曾山等讨论研究如何整编、集中红军游击队，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恢复党组织，坚持抗日斗争，建立敌后根据地等等问题。并要求大家做好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思想准备。
　　稍事休整后，曾山协助叶挺、项英等，迅即投入了新四军部队编组和东南分局筹建工作。
　　1938年1月4日上午9时半，曾山随项英去汉口乘船赴南昌前，同叶挺、张云逸、周子昆一起，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合影拍照。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是迄今发现的新四军组建之初领导人的第一张合影照片。
　　当日晚10时，曾山和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从汉口招商局第二码头，登上“江裕”号客轮，沿长江顺流而下，于5日上午9时到达九江，当晚转乘火车，于6日凌晨2时到达南昌牛行车站，“下车后即在晨曦中走过横跨赣江的大木桥。这时，已下了霜，感到寒气袭人。过桥后经中正街（现为胜利路）住进了三眼井左侧巷第一号（原为张勋公馆）。这座花园式的官僚房子很大，很漂亮，全是木板的玻璃房，除两层楼房朝南外，北面还有一排木板平房”。
　　到达南昌后，曾山见到此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的陈毅。陈毅惊喜道：“唉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嘛？1935年初，我和老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找你们，音信渺无，多教人心焦呀！”九死一生，曾山也不胜感慨。
　　当晚，从福建、广东、赣粤边等游击区前来联络的人员也赶到南昌。时值寒冬，各地来昌人员，由于长期艰苦斗争环境，大都没有棉衣。军部条件亦很简陋，不得已只能打地铺睡在地板上。看到此景，曾山感到十分难过，遂将自己仅有的一条从苏联带回的的毛毯，送给体弱的同志，大家非常感动。
　　10月下午，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红军独立师政委叶飞等到达军部。其后，皖浙赣边游击区的中共皖浙赣省委副书记李步新、湘赣边游击区代表曾昭铭、闽西军政委员会代表温仰春、湘鄂赣省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鄂东特委书记江渭清、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谭启龙等，也先后抵达南昌新四军军部汇报情况，研究集中编组事宜。
　　在此期间，曾山协助项英召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成立会议。传达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的指示，研究分工，确定传达党中央的新政策，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作为分局、军分会当时的首要任务。会议对赴各游击区传达、动员一事，进行了具体分工与研究。
　　会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正式宣告成立：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黄道，统战部长涂振农，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委书记（妇女部长）陈少敏（后李坚真），青委书记（青年部长）陈丕显，秘书长郭潜（后温仰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涂振农任处长，不久黄道接任办事处主任。另有工作人员郑伯克、胡金魁、吴华友等，日常工作主要由曾山指导。
　　陈丕显后来回忆说：
　　“那时，东南分局的机构不大，非常简单，各个部门都是5个人左右，什么事情都是亲自动手。”
　　曾山曾以东南分局名义请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同志们吃了一顿饭，还与项英、陈毅、张云逸、温仰春等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工作照。照片上，项英居中，曾山、陈毅分坐两旁，张云逸、温仰春立于身后。曾山目光深邃、器宇轩昂，对未来新的战斗充满信心和渴望。
　　按照东南分局、军分会的安排，曾山和项英于1月16日动身去湘赣边游击区。在吉安，项英、曾山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第二天，项英、曾山及项英的秘书郑伯克、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汤光恢等人，随谭余保乘汽车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垄上村。
　　垄上村，距莲花县城30余里，山峦重叠，林深路窄，只有几栋杉皮盖的小屋，是个人迹罕至的小山村。曾山和项英看望了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延安抗大派来帮助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张铚秀、彭汉元等人，慰问了游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
　　彭汉元回忆当时情景说：
　　“当天下午，就在黄陂桥的祠堂里召开了游击队全体人员大会，祠堂里挤得满满的，门外的草坪上也挤满了人。项英和曾山同志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对游击队的同志在三年艰苦岁月中餐风露宿，不屈不挠，为了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示无限的钦佩，并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练好战斗本领，在北上抗日中再立新功。两位同志还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南方各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以及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的问题，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报告。”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共有335，枪约200支，但埋藏有170支，正在起出修理。新兵占半数，但多青年，身体强壮。党员有180人，老的和干部几乎全是党团员。老的战斗力很强，精神很紧张，对于党的信仰最好”。
　　项英和曾山一起与谭余保等研究集中编组事宜，确定：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为第一大队；另留一特务队，约20余人枪，随谭余保留下坚持斗争。同时，还对地方党的工作进行了布置：改湘赣边临时省委为特委；组建3个县委，即茶攸莲、安永莲、袁分；加强吉安新四军通讯处的工作；着手吉安城市的工作和统战工作等。
　　项英、曾山在湘赣边期间，赣南发生了“瑞金事件”：
　　1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长谭震林及随从人员，在新四军瑞金办事处，被国民党驻军独立第三十三旅黄才梯部非法缴械、无理扣押。第二天，东南分局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李桂英等4人，携带新四军第二支队的关防、军费及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的委任状，路过瑞金，亦被黄才梯部非法关押扣留。
　　闻此消息，项英亲自致电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谭震林等被扣全体人员。曾山也迅即指示涂振农、黄道等，派专人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进行交涉。
　　1月19日，迫于形势和社会各方压力，瑞金地方驻军不得不释放谭震林、邓振询、李坚真、温仰春等全体人员，归还电台、关防、枪支、经费等一切物资。
　　1月下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行到达大余县池江镇。这里设有新四军赣南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贺敏学。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都在此恭候项英、曾山的到来。
　　在这里，集中了两支红军游击队，即赣粤边游击区的江西抗日义勇军，湘南游击区的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经研究，项英、曾山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700多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廖昌金，教导员张顺龙，下辖四、五、六连；将湘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一部，不日开赴皖南集中。
　　项英、曾山在赣粤边期间，还同赣粤边特委研究了地方工作，并宣布了留下坚持斗争的领导骨干名单：杨尚奎仍任赣粤边特委书记，钟平任组织部长，严仲任秘书长，刘新潮任信丰县委书记，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保护游击区人民的既得利益；对于赣州、瑞金、于都等地的地下工作阵地，也作了部署研究。
　　曾山在大余池江还遇见了原在一起打游击的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他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还在呀！大家都为久别重逢而高兴。
　　集结在大余池江的红军游击队，先乘汽车到赣州，再乘木船沿赣江北上南昌。和曾山乘一艘大木船的红小鬼黄祖友这样回忆：
　　“当时，共租用了100多条船，同我们坐在一条船上的有项英警卫班的8个同志，还有曾山同志和曾山的两个警卫员。
　　上船后，项英同志很少出来，他整天坐在船舱里看书和文件。
　　明仁队长给我们讲过，没有什么事，不要去打扰首长。所以，我们很少进项英同志的船舱。
　　曾山同志却例外，他喜欢和我们小鬼来聊天。曾山很会讲故事。有一次，他还给我们这些小鬼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他说：‘早上的太阳更大，为什么不热？中午的太阳更小，为什么反而更热？’
　　大家沉默了，小小的问题把大家难住了，因为我们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
　　‘首长，我知道！’小李突然举起手。
　　曾山同志笑了，‘你说吧！’
　　小李搔了搔头皮，不好意思地说：‘早上的太阳在我们的侧面，所以不热。中午的太阳在我们上面，所以更热。’
　　曾山同志站起来，走到小李身边，摸着他的头：‘小鬼，你在家念过书吗？’
　　小李点了点头：‘念了一年，后来没有钱，就放牛去了。’
　　曾山同志是江西人，他一激动，满口的江西瑞金话就出来了（注：曾山为吉安人，黄祖友搞错了）。他说，‘小伙计！你们年纪很小，现在正是上学的年龄；可是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没解放，正受日本鬼子的侵略。等革命成功了，你们都可以进学堂念书。’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小伙计！干革命没有文化可不行呀！’他说，‘古时候有个财主写了一封信，叫一个长工送到县衙门去。长工送到衙门后，却被衙门抓起来了。原来，财主信上写着：给你们送来一个犯人，请把此人押起来。长工由于没有文化，结果吃了大亏。’
　　曾山同志勉励大家到部队，要多看书，多练字。”
　　船至万安时由于给养补充很少，炊事员老邹每次做得饭都不够吃。见此情景，曾山有意节食，吃一碗饭就离开了。
　　刘荣亮在《油山游击队开往南昌》一文中写道：“曾山坐的船是彭生和老板的一条新大船。大船还载了战地文工服务团的人员。途经良口、白沙、吉安等地，两岸老区人民，列队站在两岸放鞭炮来迎送。部队到圩镇县城停靠时，地方上还请戏班唱戏来欢迎部队。我们文工团亦借机登台演出抗日话剧，向群众宣传抗日方针政策，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情绪。”
　　2月15日，曾山和项英一道，会见了闽浙边游击区负责人刘英派来的代表龙跃、余龙贵。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对他们坚持闽浙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表示慰问，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及东南分局和军部关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由粟裕率领集中编入新四军，刘英留浙江坚持斗争的安排等。
　　鉴于涉及闽浙边游击区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安排，关系重大，项英委托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分会委员曾山、亲自前往浙江迅速传达和部署。2月28日，曾山随龙跃、余龙贵前往浙江。
　　临行前，曾山还专门听取了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的工作汇报，参加了宴请叶进明、忻元锡所率上海煤业救护队的活动。叶、忻的救护队，原为上海普通的抗日救亡团体，有100多人，25辆汽车，最先由新国军驻赣办事处联系，后集体加入新四军，成了新四军兵站运输队，为新四军军部和二、三支队的集中开进做出重大贡献。
　　3月10日左右，曾山抵达浙南平阳县山门街。这里，是闽浙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和闽浙边红军学员回忆道：
　　“3月间，一个睛朗的日子，刘英、粟裕同志带领红军指战员和干校学员迎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来的代表。大家列队站在一个山口等候。等了一会儿，见几个穿蓝灰色军装的人渐渐走近，其中一们身材较高，年纪三十开外的，就是中央东南分局的代表曾山。刘英、粟裕等同志马上迎上前去跟他们热烈握手，大伙使劲鼓掌表示欢迎。曾山同志是来传达党中央指示的。根据党中央指示，红军很快就要出发，开赴皖南前线编入新四军。”
　　曾山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转告了中共中央及东南分局领导人对闽浙边红军游击队的亲切慰问，对他们在蒋介石统治的腹心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
　　曾山说，当我主力红军实行伟大战略转移，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大肆吹嘘所谓红军消灭了，他们胜利了。可是，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之际，红军挺进师却打到了他们所谓“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来了！
　　曾山说，你们用铁一般的事实，揭穿了国民党蒋介石自欺欺人的反动宣传。你们的消息，不但传遍了浙江全省，而且还传到了上海、南京以至于全国。当时，苏联也很重视你们在浙江的行动和胜利。我在莫斯科学习时，就曾经看到《真理报》用大字标题刊登了红军挺进师在浙江的胜利消息。你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给了浙江省的统治阶级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吸引了大量国民党的正规军其中包括蒋介石的王牌军，在战略上策应了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省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曾山的讲话，给粟裕、刘英及闽浙边红军指战员以莫大鼓舞和鞭策。
　　在山门街，曾山和刘英、粟裕深入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还到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做过一次报告。
　　当时，日寇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寇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于是曾山宣布：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和干部继续留浙江坚持斗争，粟裕率红军游击队主力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曾山和刘英一道先赴南昌东南分局。3月18日，粟裕率领奔赴皖南岩寺。粟裕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所部被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共约500余人，长短枪121支，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
　　当新四军第一支队傅秋涛部到皖南集中，经过玉山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的情况。曾山当即对许、刘说，你们赶快回去，找关英来。关英后来被派往磨盘动员杨文翰游击队下山改编，不幸被错杀。
　　4月4日，新四军军部告别南昌，开往皖南泾县岩寺。
　　头天晚上，南昌彻夜刮风下雨，曾山又忙活了大半夜。第二天，曾山仍早早起床，布置东南分局的工作人员和军部留守人员，做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时半准时宴请军部所有人员，给上前方的同志摆酒壮行。
　　至此，新四军的编组任务胜利完成。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交通困难、通讯联络落后、地外偏远、高度分散等重重困难下，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胜利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速度是相当快的。正如张鼎丞在《新四军在抗战烽火中成长着》一文所指出：“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这一奇迹的创造，依靠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依靠新四军、东南分局领导人运筹帷幄、坚强指挥，领先各级指战员高度常情和严明的纪律，同时，也饱蘸着东南分局副书记、军分会委员曾山的心血。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决策，到武汉、南昌军部初创，直至亲赴湘赣边、赣粤边、闽浙边三块游击区传达动员，曾山近四个月的“主要工作是集中部队”，参与了组建新四军的全过程，这在东南分局军分会成员中尚不多见。
　　（《曾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