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批张国焘运动无情斗争，使红九军军长何畏投敌。

嘉壹书斋

　　何畏曾经是一位显赫的红军高级将领，屡立战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后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然而，在后来的革命岁月中，在党史军史上再也没有出现他的踪迹。
　　他到底去了哪里?

　　从黄埔生到红军著名将领

　　何畏，原名何世富，又名何敬贤，1900年出生于海南乐会县博鳌乡朝烈村(今属琼海市)，后随父亲何良炳去马来西亚，就读于中华学校。其祖母是越南人，因而，何畏具有越南血统。
　　1926年3月，何畏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在黄埔军校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1927年5月，何畏从黄埔军校毕业，12月参加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奉命潜到越南，参加了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和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
　　1929年3月，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败北。同年5月，蒋介石为稳住广西局势，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司令。俞作柏和李明瑞上任后，即通过有关人士向共产党人传出信息，表示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的部队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全权处理同俞、李合作事宜，领导当地党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也相继派出张云逸、陈豪人、龚楚等同志到广西工作。何畏于同时被派到广西，安排到广西警备大队工作。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爆发后，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何畏在红七军先后担任连长、营长，参加了消灭地方豪强及地主武装、抗击国民党部队进攻等一系列战斗。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领会上级意图及判断敌情都很快，经常提出克敌制胜的建议，是红七军有名的“拼命三郎”和“小诸葛”。
　　既参加了广州起义，又参加了百色起义的何畏，成为我军为数不多的参加两次著名起义的将领。
　　1932年10月，何畏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随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入川，参加创建川陕直至豫鄂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师长，与任其他师师长的王宏坤、倪志亮、王树声以及师政治委员李先念一起，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骨干。

　　张国焘的心腹大将
　　
　　1933年6月，何畏升任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在望。迎接中央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
　　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重视此事，于5月下旬在四川茂县研究决定：由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九军军长何畏率先遣队西进懋功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在目前有关懋功会师的材料中，只说李先念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基本上不提何畏的名字。而国民党“追剿”中央红军的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则指出是何畏第九军与中央红军会师。)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张国焘的西进政策，张国焘不得不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回到第四方面军驻地理县后，张国焘马上召集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红九军军长何畏、红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等人开会，之后立即致电中央，表示反对中央决定，试图阻挠红军北上发展，并大搞分裂活动，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由张国焘来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与中央总书记。继而，还发生了何畏、余天云用枪逼朱德总司令“让贤”给张国焘的严重事件。
　　事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极为重视，对何、余进行了严厉批评。同时，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作出极大让步，于6月29日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央军委委员。
　　7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周恩来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接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军委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军事学校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何畏调红军大学当政委。这样，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地区前进。
　　何畏由于受到张国焘的器重，颇为专横跋扈。何畏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但因为张国焘很赏识他，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

　　主张派部队尾追毛泽东

　　1935年8月7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派人请到张闻天，试图说服他接受张国焘的主张，要他拿出总书记的权威来，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挥师南下。何畏态度很不好，拍着桌子对张闻天大孔道：“你像个什么总书记，我看你简直像个汉献帝。曹操手中的傀儡!”
　　1935年9月10日凌晨3时许，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送到了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师生全部出发了。而何畏一接到北上命令，就借口找军委领导谈谈，跑到陈昌浩那里去汇报。这样，党中央率红三军团、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北进。
　　天亮后，徐向前刚刚起床，指挥部的人就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徐向前和陈昌浩大为吃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报告：“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之后，何畏来到总指挥部，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和毛泽东已率领第三军向北挺进了。他还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他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
　　随后，陈昌浩立即召集红四军、红三十军部分领导干部开会。会上，陈昌浩说：“他们走了，怎么办?”
　　何畏和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都主张派部队尾追。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去对付我们自己的同志，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其他与会的同志都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这样，陈昌浩才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离开革命队伍

　　何畏在红四方面军很受张国焘的器重。何畏脱离革命离开延安，与延安批判张国焘运动过火有着很大的关系。“批张运动”搞株连和无情斗争，让何畏陷入迷惘与痛苦。曾任红九军副军长、红四军军长的许世友等人对此不满意，曾准备出走南下打游击。
　　何畏在许世友等人企图离开延安回四川游击而被捕后很愤怒，他虽未参加这次反抗风潮，但他抗议许世友等人的被捕。何畏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声称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很快就被关了禁闭。
　　何畏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应该是1937年3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3月23日到26日，会议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3月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贺龙在发言中提到了何畏并给予严肃的批评：“何畏是乱弹琴的工人，你要老实承认错误。”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国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完全彻底地深刻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纯全和何畏也相同。今天的进步，国焘、何畏、纯全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这以后，可以转变到完全彻底深刻地承认错误的道路上去，也可以深刻地影响到国焘及其他人，四方面军还留有两个军在这里，还有大批干部在这里，进步的力量在这里，那在将来中国革命是很大的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何畏和周纯全是张国焘的心腹大将，但是肯定他们的“进步”，鼓励他们改正错误。
　　在这种形势下，何畏在会上表态说：“中央宣布张国焘路线破产，凡是革命者没有不同意的。我在国焘路线上犯了军阀主义、土匪主义、反党反中央的严重错误。我诚恳地承认这一错误。我坚决改正我的错误，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何畏嘴上是这么说的，而心里未必是这么想的。1937年4月19日深夜，何畏带着警卫员悄悄离开延安，脱离了革命队伍。此后，何畏的名字在红色历史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