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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是明神宗朱翊钧的贵妃,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她是一个嗜权如命的女强人,搅得万历一朝宫廷斗争波澜起伏,成为明末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她也是一个敢与命运抗争的风流人物,为了儿子和自己的名份始终在奋力拼搏,还获得了神宗忠贞不渝的爱情。
神宗朱翊钧并不爱皇后。当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出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皇后,并由张居正等人主持,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对于16岁的神宗来说,他和这位13岁少女的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所以对皇后没啥好感,更不用说爱情了。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就可以再册立其他妃嫔,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但是神宗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好感,对妃嫔他也同样毫无兴趣,一直到郑氏出现才发生改变。
郑氏初入宫时,级别很低,位在淑嫔。但她容貌美艳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更善于逢迎。由于郑淑嫔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让神宗很是惊喜,尤其是她不像别的妃嫔一样面对皇帝总是低眉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使她显得与众不同,神宗相见恨晚,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地位竟和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持平,显然此时神宗对郑德妃的宠爱和倚重是无以复加的。而正是神宗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终生不渝,史书上一般认为由此埋下了明朝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隐患,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对于郑德妃来说,由于深受神宗宠爱,万历十一年生下朱轩姝,即云和公主,神宗次女,被晋封为贵妃,地位在王恭妃之上了,然后她再接再厉,终于在万历十四年又生下一子,即三皇子福王朱常洵,神宗一高兴就再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当郑贵妃在宫中的崇高地位稳固了,其野心和私欲也就逐渐膨胀起来。因为在宫廷中,一个女子的最高愿望无非是争得皇帝的宠幸,当上皇后,从而光宗耀祖,显达门庭。郑贵妃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得把自己的儿子推上太子之位,然后母以子贵,自己再做皇后,而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皇长子朱常洛。
朱常洛的出生本来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按神宗的眼光看,这是个在错误的时间中,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对象所造成的错误结果。那次神宗下朝后,去慈宁宫拜见李太后,不巧李太后不在,刚想退出,走过一位太后的侍女王氏,神宗虽然那时对嫔妃不感兴趣,但一见王宫女眉清目秀,就忍不住调情一番,最后在慈宁宫的阳台上强迫与王宫女成就了好事,私幸完就离开了慈宁宫,以后也没把王宫女记在心里。让神宗没想到的是,身边除了贴身太监陪着以外,还有文房太监随时跟着,其职责是把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拉的记录在《内起居注》上,这事自然给记了下来。几个月后,王宫女肚子竟大起来,李太后一问一查,有记录在案,神宗抵赖不了,只得遵照李太后的旨意,册封王宫女为恭妃,到万历十年八月,王恭妃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明代第十四位天子即光宗皇帝。
郑贵妃生下神宗的第三子后,“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帷幕。郑贵妃的儿子不是皇长子,这让她很不爽。按礼,母以子为贵,皇长子的母亲王恭妃,地位仅可略次于皇后,除皇后之外,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位居其上的。郑贵妃因生子而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比皇长子母亲王恭妃要高两级了,因而整天缠着神宗要立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神宗宠幸郑贵妃,自然对朱常洵十分喜爱,而对朱常洛如对恭妃一样的冷淡,所以他也有立朱常洵为太子之意。但是,那些坚持正统“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朝廷大臣们,早已把皇长子朱常洛看作是未来的皇帝。郑贵妃一入宫即受神宗宠幸,后来册封为贵妃,显然是于礼有违的,这让饱受正统礼法熏陶的朝廷大臣很难接受,当得知她又被封为皇贵妃时,朝廷内外一片震惊。众大臣见郑贵妃如此受宠,认为将来免不了会出现废长立幼的情况,要是不及时制止,后代史书上必说本朝大臣失职严重。于是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按照无嫡立长的老规矩,立朱常洛为太子。立储的奏章像雪片一样往京城宫中铺天盖地袭来,开始神宗很愤怒,谁上奏就罢官、贬官或责打板子。然而,大臣们在被罢被贬被杖之后,却能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因此冒险沽名钓誉的人也就络绎不绝。神宗面对这些前仆后继的劝谏者,时间长了也就筋疲力尽,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也使他不敢宣布立朱常洵为太子,要是立非长子为太子,势必会遭到众人更加激烈的反对。这时郑贵妃出谋划策,说:“何不把这些奏章一概留中,看看这些乡巴佬还能怎样?”神宗便采纳了郑贵妃的建议,对立储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明史·神宗本纪》:“储位久不定,廷臣交章固请,皆不听。”这办法还很灵,时间一长,拿这说事的人逐渐少了。
神宗身体不好,老是因病卧床不起,经常不上早朝。郑贵妃见朝廷中有许多大臣攻击自己,也害怕神宗被大臣说服,与己不利,便极力唆使神宗尽量少和朝廷中官员见面,于是神宗从万历十八年开始,不再上朝理政,终日与郑贵妃厮守在一起,或是与太监、宫女做游戏,寻欢作乐。他除了关心如何废长立幼以外,任何朝政大事,诸如地方和中央官员补缺、有关国计民生的措施都不闻不问,甚至连宫廷失火都懒得顾问,搞得朝廷内各岗位空缺很多,办事效率十分低下。孟森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但大臣们还是不屈不饶地找机会上奏立储之事。
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书,又一次提出尽快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过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唆使下神宗干脆下旨,道:“立储自有长幼之分,姜应麟怀疑君主,显摆耿直,应该降级到边远地区任杂职。”御旨一下,姜应麟即被贬往大同境内。不料旨中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实际上等于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那些精明的大臣们看了都心照不宣。神宗起初没有察觉,等到后来众大臣抓住把柄,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太子时,方才恍然大悟,为这失策懊悔不及。但因为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又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延不办。为此,神宗出面对群臣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候谈立储,实非所宜。”神宗原以为,这么一说就能蒙混过去了,可是奏章反而因此有增无减。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的,大臣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大学士申时行还以前例上奏道:“祖宗朝立皇太子,英宗以二岁,孝宗以六岁,武宗以一岁,成宪具在。”此时,人多口众,神宗搞得疲惫不堪,拖了两三年实在熬不过去了,最后神宗只好自己定出期限,让首辅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应到万历二十年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
立储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大臣们誓不罢休的样子,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于是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想待嫡子”,就是要等王皇后生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既然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而王皇后多年不生育,且身体多病,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大臣们毫不客气地推翻了。
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
几次碰壁之后,郑贵妃急了,就干脆缠住神宗,喋喋不休,非要神宗答应立朱常洵为太子。要笑脸?不答应不给;要临幸?不答应也不给,搞得神宗没办法,只好和郑贵妃到大高元殿,祗谒神明,约定以朱常洵为太子,由神宗亲笔写下《赐誓书》,装进一个玉盒,封住后由郑贵妃保管。
时间拖到万历二十八年,皇长子朱常洛已十八岁,该结婚了。大臣们纷纷上奏,要求先册封太子然后大婚,神宗也感到再拖下去不行了。这时,郑贵妃拿来玉盒,坚决要求神宗履行诺言。神宗心动了,他接过玉盒,揭去封条打开一看,不料那张《赐誓书》竟被虫蛀的破破烂烂了,最为诡异的是常洵二个字被蛀虫咬了一个大洞,连一笔一划都没留下。神宗不禁毛骨悚然,失声道:“天意啊,朕不能违背天意!”郑贵妃此时如雷轰顶,傻了一会,竟倒地乱滚,边哭边骂,如同泼妇。神宗此时顾不上理她了,大步奔出了西宫,赶紧入朝招人起草诏书,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举行了立储仪式,第二年给太子完婚。至此,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事件,前后争吵达十五年,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整个帝国为此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总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是史学家,给予她的都是否定性的评价,对郑贵妃的结论难脱红颜祸水。古人的观念还好理解,但是现代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仍多站在万历一朝的廷臣那边,以所谓正统儒家的等级观念论事。那么,笔者不得不反问,郑贵妃为什么就不能做皇后,难道她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神宗皇帝为什么就不能有真正的爱情,难道他只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史上改变“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事件多得很,大臣们坚持不能改变就是正确的,神宗和郑贵妃欲改变就是错的?可见在“国本之争”事件的前后评论中,反映出了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仿佛历史只能走独木桥,任何变化或者发展都是大逆不道。现代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如果始终套用传统的观点模式,那么,历史就永远是僵硬呆板的,其丰富多彩的真相就永远不会清晰起来,这对历史人物是不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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