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阳古文明散记。（王德奎）

天柱山

　　（一）龙牵凤绕梓潼 山香格里拉在梓潼县

　　文昌文化是梓潼县人文景观中独具特色的奇葩，洞经音乐是文昌文化中最有感染力的艺术珍品。洞经音乐发源于文昌祖庭，然而却繁荣于云南丽江、大理。梓潼县洞经音乐与旅游发展怎么结合？由梓潼县县委宣传部长带队，选派对文昌文化有研究的专业人士，曾于去年前往云南进行过洞经音乐方面的考察。
　　宏扬文昌文化和洞经音乐的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1981年由宣科等重建。1988年公开举办对外演奏会，他们曾先后在北京、香港、台湾等地和英、挪、瑞、法、意、德等国演出，从而让被称为“世纪之音”的纳西古乐轰动国内外。外国人称它为“东方音乐活化石”，文人称它为“广陵绝响”，音乐界专家认为它是“有声音乐文物”，是一份极为珍贵的中华古典音乐文化遗产。
　　旅游要创收，品牌好就要搞国际交流，多吸引金发碧眼的洋人游客。丽江旅游是让宣科去英国伦敦大学亚菲学院、牛津大学、赫尔大学、奥斯鲁大学、意大利东方学院等大学作讲演，才打响的。红杏为什么能出墙，需要比较；而要了解宣科，就先要知四川人对外怎么宣传？对洞经音乐与文昌文化的由来，四川专家多讲：由[唐代]以来道教将古代巴蜀民众对梓潼县神的崇拜与先秦以来对文昌的信仰相结合，并定格于儒、释、道三大精神支柱，才产生出这种活的复合文化生态；同时它也包括多民族文化的交融，渗入有佛道等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其他民间宗教文化，以及受源远流长的巫民俗、宗法乡情和各种民间文学艺术的滋养。如既具有宗教色彩又具有民间色彩的洞经音乐和文昌帝君的原型之一的张亚子或张恶子传说，所表现的蛇神崇拜，就是一种返祖的图腾崇拜。它宣扬的容人之过，济人之难、重生延寿的宽容品德；嫉恶如仇，正直守信，待亲以孝，待友以诚，持事以恒的处事准则；热爱国家，热爱家乡，热爱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社会的民族主义精神等等，都是一种实在的世俗功利导向。宣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集成智慧，是站在前人后面的一种追赶超越；这样做很必要，做得也出色。但宣科更知道与时俱进，也知外国人热衷于谈论中国的“香格里拉”，这是对一种美好地方的追寻。
　　那么如何在文昌文化中找香格里拉呢？我们知道七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由于有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两次地质灾变，而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绵阳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那时梓潼县成了一处“香格里拉”，真可称它“文明昌盛”。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宝，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工艺闻名四海。因为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以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并且是后文昌帝君时代的美好追求和洞经音乐产生的基础。

　　七曲山生龙凤魂

　　人失去了记忆，某些往事就记不得；但在另一些时候如遇相同的事，又会恢复。人类文明的失落也如此。从陕西到四川直到云南，堰塞湖地质有多处，这是由于历史上的地质灾变，发生山崩地陷产生的。如川北叠溪的海子，川南的邛海；云南的抚仙湖等。这些灾变跟四川远古盆塞海产生一样惊心动魄。我们检索张育、张亚子、张恶子等传说或神话，其中不管是他们率众抗敌而战死，还是地陷邛都或水打许州救父母，或五丁曳蛇崩山等，都可见绵阳上古海洋文明产生中的灾变与人祸的影子。
　　人类社会是一种复杂的适应系统，传说或神话是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粗粒化的结果。传说在[夏朝]崛起之前，四川盆塞海虽然因灾变已干涸，梓潼县山寨城邦已瓦解，但洪水还在中华大地上作乱。受尧与舜二帝之命治水，大禹来到梓潼县。[明代]董斯张的《广博物志》记载，夏禹治水在梓潼县陈放泥土，堆积成尼陈山，即今七曲山。说七曲山是泥土堆成不像，说它堆放过息壤倒有可能。因为息壤是一种火山灰，类似今天水泥，罗马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经大量使用。这是由火山爆发时产生的高温高压使火山灰经历了类似人造水泥那样的物理化学反应，它就有了水泥的性能，干凝后同现代的混凝土相差无几，江油窦团山的石头就有类似这种原始的混凝土痕迹，大禹的父亲伯鲧隐居北川，可能对此有研究。所以他们父子在南北走向的金牛道七曲山上堆放治水的息壤是很有可能的。但这次大禹是叫人来砍七曲山的梓树，造治水需用的独木舟。而搬到梓潼平坝城里的部落酋长，那时还派有家丁和王子守护着七曲山周围那些遗弃了的古寨城邦财产，对大禹派去砍树的工匠多次进行杀戳，真有恐怖的味道。大禹对此进行“反恐”。梓潼王子与大禹唇枪舌战，百般强调自己的利益，大禹颇有对答不上来之势。但大禹抓住一点：“工匠们来害你不是他们的主意，是我的主意；当匠人要来害你之时，为什么不径直来害我而害他们？你阴谋狠毒杀害多人，这个罪且可容么？凭你强词夺理，我今日决不能饶恕你。”遂将王子处决。
　　这故事后来虽以树神的面貌流传，但它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转型；而这场流血的斗争，也许就影响到史前文昌帝君与史后文昌帝君之间的联系。但梓潼县香格里拉对创造上古龙与凤文化的辉煌，却让后人难以忘怀，并迎着封建社会的封杀与时俱进，远播华夏。

　　谈龙说凤看今朝

　　人类社会既然是复杂适应系统，当然有正就有负；有张就有驰；有成功，也会有失误。宣科是一个汉藏混血儿，精通汉、英、德、藏、纳西等语言。新中国的解放他虽有热情，但因误会被关了20年牢。1978年出狱的宣科赶上了改革开放，天命之年的宣科深知全球化与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人类既然只有一个地球，又都住在一个地球村，那么人类智慧的赶超或跨越，不外乎有两类各两种基本选择：一类是集成智慧和仍可能超出常规集成的领先智慧；另一类是接在前人后面赶超，或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赶超。宣科没有像四川人那样赶超，他表现出一种领先智慧。因为他在牛津大学等讲台讲洞经音乐，大谈的是音乐起源于恐惧。他联系类比自己初进铁窗，看到寒光闪闪的刺刀产生的恐惧心理，说这种恐惧只有在内心中大吼，才能压抑。这种恐惧是可联系海洋文明的，如大队商船在大海中遭遇覆舟的情形。这真把洞经音乐讲活了。宣科还讲雪域边陲的丽江就是西方人追寻的香格里拉，原因是中原或内地的古代文明成果，传到这里都得到了保护，而相反这些文明成果的源头，由于在内地，易受人为的或自然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与破坏，大部分都消亡了。而封存在丽江的纳西古乐和玲珑精巧的平民化的古纳西民居建筑群，就都是见证。宣科这样讲，既能激发对古文明的保护意识，又能挑动人到丽江去看的好奇心；宣科这样讲文昌文化，尖锐而机智，凝重而新鲜，会场都沸腾了。
　　宣科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牛津大学等许多世界著名学府授予他博士学位。宣科可称获得龙凤文化的真传。因为从凤能联系梓潼县城邦文明用五彩羽毛制成的各种衣饰，广而推之是商品生产，以及商品经济需要的是多样性，体现的是多元化；那么龙则能联系蛇联系独木舟，再联系梓潼县梓树造船，推动海洋文明的对外开放与交流贸易，广而推之是市场经济，以及市场贸易需要的经合规则，体现的是全球化，它的典型模型就是当代的世贸组织或互联网，而不是政治上简单的一体化。其次民主也可以有多样性，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也应该得到尊重，但这也应以承认科学的统一价值为前提。所以说与时俱进的龙文化和凤文化，今天代表的就是全球化和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科学和民主。
　　也许有人问，绵阳大地海洋终究不见了，哪里还能激起对远古文明的热情？这不对，因为类似大海的蓝天和赛博空间，凭着南郊机场和绵阳宽带网开通的平台，正在向我们张开。要想把自己的时代看清楚，必须站得远些进行观察。七曲山水呼唤的龙凤起跑线，就是绵阳远古文明启迪科技城建设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二）一唱雄鸡天下白神鞭对大炮

　　著名作家冯骥才写的小说《神鞭》，讲述[清末]天津义和拳运动中的一位农民英雄，他用头上毛辫子打人的武功很高，人称他“神鞭”。面对当时高科技的枪炮，他对“神鞭”的传承倍加珍惜，率众英勇抗敌，终于壮烈阵亡。历史已成为过去，今天江泽民总书记教导我们：要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与时俱进。这是对残存的落后治国论的“神鞭文化”击一猛掌。
　　人类社会像一棵大树，千枝百杆，但总会出现推动历史长河发展前进的一批尖顶的人和顶级的地区；跟今天相类的人及地区相较，也一点不会逊色。因此，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的远古史，如果仅以大部分滞后地区的情况作信史，那么它不是在指导当代的考古；而是当代高科技的考古在不断地纠正它的局限。例如[汉代]扬雄来过绵阳，并生长在成都地区，他留下的信史，很多是远古四川如何没文化，如何落后；所以他与今天绵阳永兴汉墓、成都金沙遗址及三星堆遗址等，发掘昭示的古蜀文明无缘。[汉代]的司马迁也如此：北京和天津公开的20世纪初绵阳地区流落去的五千多年前的碑石文字材料，证明嫘祖黄帝时代，绵阳是世界文明一个顶级的地方，但是司马迁耻于记下这些繁荣，称为“不雅驯”，即不合当时历史也怕谈富而爱贫的潮流。由此神鞭文化潜藏于民间和宫廷，害得24史照着不用年表著信史。对此，西方人的科技之所以能后居上，他们是对自己的这类伟大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是敢于给他戴上“史学之父”等各种桂冠，也敢于赠他“谎言之父”而以文艺复兴运动精神，去打造开拓未来之剑。

　　改写中华史

　　德高望重的贾芝先生，在新的千年之时为《嫘祖传》作序：“从史籍记载、民间传说等多方面来看，嫘祖诞生于西陵氏，即今四川省盐亭县。《嫘祖传》以生动的笔墨，再现了中华民族之母的不朽历史功绩，让读者看到远古时代开创人类生活环境的炎黄二帝、蚩尤、嫘祖种种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劳动、婚姻、战争的原始社会状况，受益匪浅……回顾远古历史，第一个为人类社会文明起了伟大开创作用的是嫘祖，她至今成为我们应当学习和宣扬的创造人类社会文明的光辉模范，也是人们永远歌颂的典范。”
　　贾芝先生以典籍所载为坐标，以嫘祖故里民间文学为依托，首肯今盐亭是古西陵之地，这就娇正了由于历代史、地书对于古西陵舍而未载，而见诸文献者的西陵又多与古西陵无关。于是附会者有之，曲解者有之，掩盖了历史的真实。贾芝先生的定论与今盐亭独特的地理环境、积沉的丰富历史和人文景观一致。古西陵即是今天的盐亭县──由于众多史学家的努力，更兼贾芝先生的肯定，迷茫人们多年的尘埃落地，中华文明史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亮点。
　　我们应该相信贾芝先生不是在打胡乱说。他的学生李鹏委员长为其题词：“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是受之无愧。因为贾芝先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生从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对神话、史诗、原始宗教、少数民族的诗论等探讨。几十年来，他组织、领引中国史学界专家、学者搜集原始资料逾40亿字，主编《炎黄汇典》丛书，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又出版《民间文学集》、《新圆集》、《春天的跋涉》、《播谷集》等民间文学论著，令中外专家、学者瞩目。

　　当代社科方法前沿

　　绵阳最缺的是人才，人才最缺的是知识，知识除管理、英语、计算机和一般的工程技术外，最缺的是前沿知识，如微分几何、微分流形、拓扑学、量子场论、量子宇宙学、量子色动力学、量子生物学等。如果以这些知识作人口普查，城市与农村的知晓率差不多。前沿知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为何要以此作考察。这是因为科学普及虽然非常重要，但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绵阳学习、访问，非有很多前沿科学的创新不可。从王选、黄昆到吴文俊、袁隆平，无不懂得这其中的一门知识；并且只有懂得，才能创新。其次，何让绵阳叫“科学城”呢？对比德国中部城市格廷根，它才12万人，正式建城也才792年，但263年以来一直是科技之都。这里学者云集，人才辈出。数学奇材高斯、大化学家韦勒、帝国宰相俾斯麦、中国元帅朱德、科学泰斗普朗克等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格廷根文化气息极浓，这里为表示对普朗克的崇敬而改名成立的马普协会，有近2,200名科学家，还有1,300多名外国籍科学家参加工作。中国目前有不少前沿科学家是获马普协会的奖学金，到德国深造过，如中国科学院长路甬祥就是其中一个。
　　丢掉神鞭造大炮，就要知目前社科的世界前沿有哪些先进的方法：一、用量子力学解释历史法：夸克之父、诺贝尔奖得主盖尔曼等著名科学家正在进行这项探索。他们把量子的随机等概率特性用到了历史的选择、分叉、冻结的分析上。二、正反信息博弈法：此法为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专家所创，对各派都公平、公开、公正。例如他们当时就推断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但董事们表示怀疑。于是创立者请董事们去核查，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但根据博弈法，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博弈法最先是中国人的发明，类似战国时田忌教齐王赛马，上、中、下三种马对应各派观点的各类硬度，下来只需改变各自建构的模型假设，就能分出优劣。
　　还有：三、上古年表法；四、数学映射法；五、起源基因法；六、诺贝尔假设法等等。例如嫘祖年谱探索，可以利用国内外多处多种信息，进行几何式轨迹作图法类似的交线取舍，确定出大概。其次，获诺贝尔奖的很多科学家，他们研究中有的需要作假设，如正电子、介子、中微子、宇称不守恒、夸克、基因生长因子等时，就大胆地去假设，如能证实是成功；不行，社会对此也宽容。中国上古史研究何不能这样，是否有神鞭文化认为，不抄死人的书，不引用古人的曲，就是没功底，不严肃，乱了学术空气。然而没有年表的远古文明研究，才真正会带来很多混乱。例如成绵两地出的一些书认为，川北方向的氐羌人，是中华文明之源，巴蜀文明之源，他们的文明非常远久，地盘到了江油一带。但问何时迁徙离开，回答是诸葛亮六出祁山骗了他们。这能博弈决战决胜？
　　画家要画画，但有一种被称“行为画家”的人，却不用笔，而是用自己身体的包装、行态去昭示路人，感染众生。20世纪初以来，一批留学归乡的绵阳先贤，以他们的学识，在一片打倒孔家店声中，感受到了绵阳是人类的一处宝贵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地，于是以只做不著的“行为学者”姿态，支持革命，开创工业，兴办教育，从而影响了后人。今天绵阳上古文明研究的证据、资料、文献、方法，就是20世纪近一百年间的积累，并是在这种集成智慧、领先智慧的基础上，进行的追赶、超越！

　　（三）从蚕丛发明望远镜说绵阳蚕丛发明望远镜

　　2002年第1期《文史杂志》发表北京专家王红旗的文章说：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眉尖上挑，眉宽6.5cm～7cm。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
　　这位专家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其文化和族属渊源，学者通常认为即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分析：为什么古蜀先人会有眼球如此凸出的相貌呢？有人解释为某种眼疾的病态再现，有人猜测是某种未知习俗的夸张。这位专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
　　专家的道理是：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的纵目眼球凸出眼睛达16.5cm，呈典型的管状；而且，这个凸出的管状眼球上还有一道明显的箍，很像是套管的连接箍。据此，有理由推测它是一种用在眼睛上的测量仪器，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望远镜（包括各种测定距离的仪器，不一定都要求有透镜）。所谓“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说的是蚕丛发明了（也可能是从别的部落获得）望远镜；由于有了这种神奇的法宝，他当上了蜀国之王。而中国古代真的有望远镜（准确说是测望远近的仪器）吗？应当承认望远镜的实物已经没有了，或者说还没有被人们发掘出来，或者已经被发掘出来却没有被认出来。但是，古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庄子·秋水篇》就记有“有管窥天”的说法。至于管中窥豹的“管”，通常就是一支直的竹管，它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能够提高视力的仪器，估计是猎人最先使用的。《淮南子·泰族训》称：“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准则说（悦）。欲知轻重而无以，予之权、衡则喜。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射快。”冯立升先生在《中国古代测量学史》（内蒙古出版社1995年版）中指出，“金目”在汉代又称“深目”，“所以望远近，射准也”，并推测“金目”可能也是窥管一类的测望工具。它是一种有刻度的两节窥管，能够自由伸缩的用于测量距离远近和山峰高低的仪器，它的前身应当就是三星堆青铜面具上的纵目。事实上，中国远古时代的测量仪器，可以追溯到伏羲、女娲手中持着的规和矩，如伏羲画卦可能也与方位的判断有关；所谓女娲用绳“造人”的绳，实际上也是一种长度测量尺。

　　大跃进炼过钢吗

　　1958年大跃进，绵阳市全民炼钢，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才不到50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60岁左右以上的人士，大多都亲身经历过；人还在，可以作证。但未来的绵阳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法院因写真实历史的人拿不出这些实物证据，就判他们有罪吗？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的上古史，绵阳五千年前的上古史，历史上真有过这种情况；司马迁、扬雄以来的很多人都屈服于这些压力；有的人还跟着学司马迁说，写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地区的历史是“不雅驯”。当然没有年表的上古史，写了确实也无用；今天谁见过把五千年前的嫘祖发明丝绸，写进了正统的编年史，像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一样宣传过。不管朝朝代代的帝王、宫妃、将相，祭祀嫘祖如何地轰轰烈烈，但拿了朝庭工资的学者、史家还是羞羞答答，不愿把发明丝绸写进正史。究其因，是四大发明能找出确切的年代，丝绸却不能。就连当年的大总统孙中山，想给中华民国建立个以黄帝开端的纪年，也因内部专家的纷争而告吹。
　　人类上古文明的发现从来都是没有国界的。玛雅、爱琴、古印度、古罗马、巴比伦、古希腊、古埃及等七大人类文明的发现，都不是靠这些地方本土专家的一方之力，而是有多国的专家帮忙努力的结果。就连我国北京猿人、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也有外国专家参与其中，鼎力相助。

　　从中微子到陈国达

　　众所周知，望远镜是17世纪初，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在荷兰眼镜商制造的凸凹镜片的基础上改进发明的，那么北京的专家为何敢冲破几千年的压力说蚕丛发明望远镜呢？道理很简单：现代中微子质量的发现，说明书上记载的一些发现仅是一个下限，并没有决出确切时间的上限。这类似中微子的质量测量：长期以来，权威的理论认为中微子没有质量，能自由地穿过地球，飞得跟光子一样快。现在日、美等国的科学家从太阳发射的三种中微子的变化，都证明它们有质量，但因测量的难度很大，目前也仅能决定个上限；下限是零没有意义，但离零多远或多近，实验也还只能一步步逼近。
　　目前历史上包括望远镜在内的很多发明也如此，即伽利略发明望远镜的时间，只是该项发明的下限；当然上限说是1万年前也荒唐，但到底离1万年多远或多近，也只能通过科学的分析来判定。这条道路是艰难的。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陈国达院士，针对仅停留在地槽──地台学说上的一次性造山运动的大地构造学，1959年他提出了还有地洼型的多次造山运动。经历40多年的战斗，现在才获得世界的承认。而绵阳学人近1个世纪以来，也有类似四川盆地继原始海相阶段之后，还有第二次或多次地质灾变的盆塞海阶段的想法。现在北京专家关于远古蜀人使用望远镜的研究，是支持了这种想法。
　　因为绵阳的丝绸正是在五千年前四川盆地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刺激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经过那时海上贸易的预演，才有后来的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航海需要望远镜。而远洋商贸交换中的水晶石一类的东西，恰好为打磨凸凹镜片送来了合适的材料。因此不说蚕丛做海上丝绸贸易，商船能有望远镜，就是早先女娲跑天水到雅安、伏羲跑天水到阆中的海上贸易，率领商船队，也可能有望远镜。十五至十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现中，西方人才找到了提高自信心的动力。今天江泽民总书记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绵阳上古文明的发现，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绵阳长歌动地诗黄金草原

　　一百年前，40岁的何拔儒作为绵阳历史上第一批公派人员登上轮船，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院。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榉溪场珠瑙沟人，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遍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
　　何拔儒在日本，正是玛雅、爱琴、埃及、印度等古文明不断有新发现震惊世界的时期。有人说，中国上古文明无历史记载。何拔儒认为这是学不能惯中西的人的短见。因为他读到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把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首领都一一记录在案。他震动了，决心把家乡的五千年到八千年前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搞个清楚。
　　20世界风雷激荡，弹指一挥间，直到世纪末中国才将《黄金草原》翻译出版；此时，榉溪河两岸数十座山寨城邦遗址已败落得荡然无存，绵阳第一宝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已无处可寻。何拔儒是以93岁的高龄于1995年辞世的，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如果绵阳五千多年前的人类自然文化遗址不遭破坏，又有一批本土出生的杰出历史人才，绵阳建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地当之无愧。

　　昆仑春色

　　绵阳的上古文明不是空穴来风。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绵阳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今刊于此，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近来一个国际小组的科学家使用分析人类脱氧核糖核酸的新技术进行研究，把中国族群的3C个“卫星细胞”标识与世界各地11个族群的细胞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根”竟然在非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公布：中国科学家首次采用能覆盖绝大多数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对遍布全中国的28个群体，作采样分析；初步证据提示：今天东亚人群源出非洲；中国南北两大支，可能是先到了南方，再移到北方，并可能是发生在3～5万年前的事。
　　看来马苏弟的《黄金草源》有关上古中国及其国王的情况，并不全是说的白话。其实，人类社会正是靠着类似这种大迁徙中的体魄与智力竞赛，建立的优胜劣退的机制，才迈开坚定的步伐的。而早在动物界就如此：亚洲燕一般都在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越冬，燕子迁徙飞渡大海是最危险行动，在当年孵出的小燕，80％左右牺牲在这一路线的旅途上。这是靠自然之力清除弱者的壮举。而像猴群中的争王或岩羊中争交配的角斗，更含有体魄和智力竞争的因素。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而有早先优胜社会群体的传承性。即使内部纷争有多次分裂，但最后仍是这些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所以中华汉族有王有名自盘古起就有之。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支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了原始的部落；又生活近一千多年后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不少与原始集体思维产生冲突的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个体，从各个原始部落被赶到了四川盆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与土著结合在绵阳建立了盘古文明。其特征是重视部落大联盟，创建大型的石器分段分区域的加工和交易场所。川、陕、甘、青交界处的岷山到祁连山地区，从盘古到嫘祖被发达的联盟文明，选作跨域建石器毛胚开采和粗加工大工场和作坊的地址。原因这里条件虽差，但大地震曾留下无比丰富的制造石刀、石斧等重型工具的好材料；直到我们今天去考察，都还历历在目。这就是所谓上古昆仓山繁荣的由来。但成绵等地很多学者著书立说，把这种关系弄颠倒了，认为在蛮荒时代，我们祖先中最有智慧的一族人，正是顺着昆仓山的脉向和它四周常流不息的河流，把原始文化的基因从昆仓山带到了中原大地，传遍了四面八方。
　　何拔儒等一批绵阳学人早就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正如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首先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绵阳长歌

　　传说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一笑：“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他还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创见后，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并备受打击，被逼疯，被逼死或被逼去参加决斗。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绵阳长歌，天蓝、地绿、水清、人和，还要让追赶跨越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