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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万历年的“国本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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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1-9-9 10:50: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明朝,一个游方和尚建立起来的封建帝国,经历了16帝17朝总共276年的历史,在与僵化我国的封建历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末期,政治不断腐败,行政机构僵化,终于在1644年清军入关时倾塌。一个堂堂的大帝国,被一个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和壮大的少数民族所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但它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明王朝的衰败程度,以及时君王及其僚臣的无能,就算有两百多年的根基及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文明,也不能够自救。也许真的像许多史学家所说的那样,需要北方的那些狼性,需要他们的刺激,中原文化要在游牧文化的不断刺激之下才会不断地完善自身,需要新鲜的血液的输入。
      任何事物的衰亡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朝的覆灭也是如此,总有一个矛盾产生、发展与激化的过程。其实,在洪、永年间,明阶级矛盾就已经开始尖锐化,由于大量的战事,赋役沉重,农民就有起义,只是规模还没有明末那样深重而已。从英宗正统开始,明政治开始退化倒转,皇权的绝对权威遭到削弱,宦官势力抬头,而且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天下财富争夺激烈化。虽然此中,出现过“弘治中兴”及万历朝张居正力挽狂澜是的全面改革,但也避免不了政治的迅速败坏与局面的彻底失控。明朝从建立伊始,自身就存在各种矛盾,而且总是援引成宪也就是太祖所制定的各种行政、司法、财政制度,积弊太深,纵然是有张居正这样的人才也只能是无力回天,我们也只能扼腕叹息。
      明朝末年,政治败坏,国家机构趋于瘫痪,朋党之争激烈等等,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探讨,还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皇室纷争不断,宫案叠起,明末有著名的三大疑案-----梃击案、妖书案、移宫案。我们追溯缘由,这又无不与万历朝轰动全廷的“国本之争”有关。
      国本之争,即立嗣之争,也就是说立谁为太子的问题。在封建社会,按照礼法嫡长子的继承制度,按理说皇位的继承是唯一的,不应该有所争论。但是在万历神宗时期,情况有所不同,其皇后王氏并未育有任何子嗣。时万历宠幸了太后的一位宫女,也就是后来的恭妃王氏,生下了长子朱常洛。但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万历对这个宫女并不喜爱,于是连带的也理所当然的不会喜欢她的儿子,有所谓的“都人之子”的极尽贬斥的话语,他所真正中意的人是生下三儿子的郑氏。在郑氏还未产子时就已经被封为贵妃,在生下朱常洵是更是被封为了皇贵妃,高王氏两级。这在当时看来是很不正常的,他的大臣们仿佛也嗅到了其中的某些不同寻常的味道,上书劝谏。到了后来,矛盾公开化,万历总是拖延立太子,甚至到了有点无赖的地步,最后用了让人跌破眼镜的一招,采取消极抵抗------你们不是要上书吗?那我可以留中不发,你们要力谏,那我就罢朝,于是万历多年深居宫中不早朝,君臣之间嫌隙越来越大。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让了步,我们知道的是万历29年神宗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场争论有了结局。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说是胜利者,他们本来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关系,争斗了这么多年,致使朝政荒芜,国家机构瘫痪,其实已经严重到内阁无人,中央各部与地方缺官的严重后果。而且,就在成为了太子之后,不也发生了梃击案,最终由于3颗红丸而毙命,以至于一年之中帝位由祖父传到了孙子,这对于朝臣及天下之百姓,也不会不引起很大的震动。
      一国之君三宫六院很正常,专宠一个妃子也不是没有先例,问题的关键是在臣下看来郑妃恃宠而骄,要破坏正统,而且他们看来皇帝已经被迷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满腔热血,勤政的他们所熟悉的皇帝了,而且郑家的势力不容小觑,这无疑加深了他们的担心。况且这立嗣问题关系着这些文官集团的身家性命,本朝的前车之鉴还摆在前面,那是血淋淋的鲜活的例子。就算当时官员素质稂莠不齐,贪污腐化的人不在少数,朝中也明争暗斗,但是同是受四书五经熏陶,他们其实在许多共同利益和礼教面前时一致的,皇帝跟他们比恒心,用拖延战术,就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内部同一性。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九五至尊,掌握着天下生杀大权,但是可悲的是,他仍然不能随意宠幸女子,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太子,仍然要接受他的臣下们一次比一次措辞严厉的上书,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成宪不可变更,他在拥有至高上的地位的同时,他也被剥夺了像正常人那样拥有七情六欲的权利,他要喜怒不形于色,他的臣僚们已经不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希望皇帝能与本集团的意见不相佐,让他去做一些他们自己认为是英明的举措。可是,万历已经不是刚即位时的毛头小子了,已经不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的了,他想冲破这种无形的桎梏,无奈他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既然他已经无能力去控制文官集团,那么他也不让他们如愿,不理政务,最终两败俱伤,致使朝政进一步败坏。其实终明一朝之中,为什么那么多朝有宦官弄权,皇帝为什么那么的宠近臣,他们反而不相信那些廷臣,在政治上走向了一个又一个的极端,与文官集团的关系越到后期越来越糟糕,这些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与反思。
      我们站在历史的身后,看着那一幕幕的过往,有文明的又灰暗的,我们可以假设,但是历史不会重演,它所留给我们的就是沉淀后的价值与经验,这对我们民族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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