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起源及与中华诸民族的传承关系。

天柱山

　　一、华夏族的逐渐形成

　　原始汉语部族后来继续向东迁移，逐渐散布整个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西半部，在这里他们创造了发达的前仰韶文化。由于此时禽兽多而人少，于是原始汉人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这时的首领被称为有巢氏。之后原始汉人发明钻燧取火，这时的首领称为燧人氏。这个时期，突厥群和蒙古群(被称为戎狄)都臣服于原汉族，自动向北撤离，突厥退缩到黄土高原北部并开始迁移到蒙古高原，蒙古退缩到北京并开始迁移到大兴安岭森林，没有退缩的突厥和蒙古，与原始汉人融合，操带阿尔泰特征的汉语。
　　这个时候，由通古斯和百越混合而成的原始东夷强大起来，挡住了原始汉人继续东进的道路，东夷的首领华胥氏居住在今天的曲阜。经过多年的征战和文化交融，华胥氏的后裔在中原地区逐渐与原始汉人混同。华胥氏后裔一支后来移居汉人故里甘肃天水成纪(今秦安县)，与当地汉人某男交婚，生下太昊，后来，由于母系氏族社会不知父亲在何处，太昊率领族人奔向母系故里，到达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时，发现该地适合居住，于是定都于此。在宛丘太昊创建了八卦、结网捕鱼，由于他特殊的出身，被华北平原西部的原始汉族和华北平原东部的东夷尊为共同的首领。太昊娶西华县的氏族首领女娲为妻，开创了一夫一妻及近亲不通婚的先河，摈弃了原始的群婚制。太昊文化是仰韶文化与海岱文化的融合，所以太昊被公推为黄河流域上中游和下游所有居民一致认同的人文始祖。太昊时代由于发展了人工饲养家禽、家畜，取代了以往的渔猎生产，所以首领太昊又被称为伏牺氏(伏羲氏)。
　　伏牺氏之后，公元前30世纪，原始汉人进入了以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生产的阶段，首领称神农氏。神农氏定都宛丘，并遍尝百草，发明了中医。神农氏为开拓生产、生活空间，逐渐向东北发展，与生活在今山东西南部的东夷部落斧燧氏发生冲突。神农氏将其击败、兼并。随后，神农氏部落由今河南淮阳地区迁移至今山东曲阜一带。附近各部落自动归附，组成部落联盟。此战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记载的第一次作战行动。神农氏文化也是原始汉人与东夷文化的融合。
　　神农氏末期，今河南新郑出现一个强大汉语部族少典氏(有熊氏)，后来该部族由于黄河洪水西迁到今甘肃天水。同时，在今洛阳至华山一带则居住着原始汉语部落有蟜氏。今岐山南部的渭水支流姜水居住着原始汉语部落有牛氏，他们与有蟜氏婚姻繁衍成炎帝部落。
　　有熊氏娶有蟜氏，生黄帝于姬水(天水)。黄帝长大后与他的前辈伏羲一样，受肥沃的中原吸引，离开故地，向东发展，到达今黄陵县。后沿洛水南下，在今大荔县朝邑一带渡过黄河，又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西麓向北，最后沿着桑干河走出山岭，在今河北北部涿鹿、怀来境内的平原上定居。炎帝八世孙榆罔氏率共工、四岳沿渭水向东迁徙，沿着黄河南岸到达今山东境内，又从山东渡河北迁，与黄帝部落相遇。两个亲缘部落为争夺霸主，在汾河下游的阪泉地区发生激战。炎帝被打败，归服了黄帝，以两个部落为基础，华北平原西部、汾河平原南部、渭河平原东部的诸多远古汉语部落逐渐融合成华夏族。
　　这时原居山东的东夷首领蚩尤西进，原居淮南的三苗(苗瑶先祖)首领夸父也北进中原。东夷与三苗结成联盟，蚩尤任盟主，共同对付华夏族。公元前2700年，华夏族领袖黄帝在河北省涿鹿县大败蚩尤夸父联军并杀之，蚩尤部下抢得蚩尤尸体，秘密归葬濮阳西水坡，称“帝丘”。联军残众向冀州撤退，黄帝穷追不舍，东夷、三苗(九黎氏)仓皇渡黄河南逃。三苗南退长江中游，东夷东退泰山，华夏族占领河南大部，定都新郑。经过与东夷文化之交流，适合汉语特点的文字---汉字正式出现。
　　黄帝之子计25人，因母不同而有12姓：姬、西、祁、纪(己)、滕、任(妊)、苟、僖、姞、儇、衣，但仅有姬、祁、任、己、姞的后裔有封国。今晋南及晋豫陕接壤地区，春秋初仍颇多姬姓小国，其中，虞、虢、霍、韩为周所封，焦、滑、杨、魏、芮、荀、贾、狐、耿是夏商旧国入周仍列诸侯。祁姓祖帝尧，有唐、杜、房等国；己姓有苏、温、顾、昆吾等国；姞姓有南燕、巢、密须诸国；任姓祖奚仲，有薛、铸、挚、畴等国。这些姬姓以外的小国，除极少数在今山东与河南南部，大多都在陕豫晋接壤区及太行山东麓。黄帝的苗裔，春秋时仍有姬姓之戎(王室原本华夏人,因当上了阿尔泰人的首领而被之同化)活动于晋陕之间，太行山东麓今河北中部有祁姓的白狄。鼓国，姬姓的白狄鲜虞，鲜虞之后建中山国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
　　黄帝大儿子玄嚣，二儿子昌意。昌意后裔高阳(帝颛顼)；玄嚣后裔高辛(帝喾)。前2500年，颛顼在位，颛顼是一位出身于黄帝集团而抚育成长于东夷的古帝，是东西两大集团交融的象征。颛顼的后裔舜在东夷亲戚家长大，成了有虞氏首领；颛顼的儿子娶四岳为妻，生下祝融氏，被封在河南新郑；颛顼的外孙皋陶住泰山一带，皋陶与儿子伯益都先后成为东夷族的领导者。前2400年，帝喾在位，他的四个老婆生了四个儿子：常仪生挚，庆都生尧，姜女原生弃，简狄生契。挚被派往曲阜，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太昊族(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的文化，因此称为少昊。契被派往滦河以东驻守边疆统治当地的东夷部落—有娀氏部落。弃被派往陕西武功县驻守边疆统治当地的炎帝部落—有邰氏部落。
　　榆罔氏之后，炎帝部落演化为共工、四岳、氏羌三大支。共工为九州姜戎的共主，发展于今豫东北及冀南地，曾与颛顼争帝。共工女嫁与颛顼儿子骆明(黄帝系)，生鲧(姓姒)，鲧被封汶山石纽(今四川省北川县)，娶有莘氏之女修己为妻，生下禹。禹幼年便随鲧东迁，来到中原。鲧被帝尧封于崇(嵩山)，后因治水失败被杀。四岳为姜姓的祖神，其后裔在西周的有申、吕、齐、许等国。姜子牙以前，已有逢伯陵(姜姓)在齐；吕原在陕西，后迁今南阳市境与申共居；许即今许昌市境。四岳一支继承了炎帝称号，都陈(河南淮阳县)，由于神农氏先前也在此建都，所以后人常常把炎帝和神农混淆。四岳另一支与黄帝系颛顼婚姻，发展出祝融八姓(己、董、彭、秃、妘、曹、斟、芈)，最初在今河南新郑一带，以后向南发展，至于河汉之间。祝融八姓的长支为昆吾，己姓，为黄帝集团十二姓中的旧姓；楚出自芈姓。氐羌入藏缅族群成为其首领，控制黄土高原西部和青藏高原。藏缅族群后来逐渐东进南进，沿长江东进到云梦大泽(洞庭湖)，同化或驱逐当地的扬越与苗瑶，三者融合为楚人的先祖；藏缅族群南下，驱逐同化当地百越，融合为彝族、白族、缅甸族的祖先。
　　综合以上所述，原始汉语最初分布于黄土高原(含渭河流域-洛阳地区-汾河流域南部)和华北平原西半部。其中炎黄融合而成的华夏语是汉语的一支，分布于渭河流域-洛阳地区-汾河流域南部和华北平原西部。陕北、晋中北的高原汉语与突厥语组融合，成为目前秦晋方言的源头。河北平原的华夏语与蒙古语组融合，成为燕赵方言的源头；炎帝部落统治了大半个河南省，百越通古斯融合的东夷语也被华夏语所函化，成为中原官话的源头。
　　由于蒙古语族（鲜卑，契丹，蒙古等）曾在河北平原与远东人种的汉族混合的厉害，以至于退回大兴安岭的蒙古部落亦由北亚人种变为了远东人种。受东夷混化影响的黑龙江通古斯（满族，包括金，清等）也由北亚人种变为了远东人种。藏缅族群由于与百越混化的厉害，血统和语言上与百越亦有很多近似之处。北方官话区、秦晋方言区的汉族有更多的阿尔泰血统，语言上亦有其痕迹，不过话说回来，阿尔泰民族受汉族文化和血统上的影响远较汉族受其影响为甚。

　　二、东夷的华夏文化
　　
　　原始东夷属于通古斯民族、百越民族的混血，属于黄种人远东人种，分布在华北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北部的东夷有更多的通古斯血统，南部的东夷有更多的百越血统。自从东夷首领华胥氏与西邻原始华夏族通婚融合以来，东夷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华夏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已经大幅度华夏化(指语言)。
　　东夷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是华夏化的东夷,算华夏族)。
　　太昊(即伏羲氏)姓风，是原始华夏与东夷融合的人物。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平邑县东,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伏羲母系故里后建立的方国。神农氏部落与太昊部落一样，也分为淮阳和山东两大系统，淮阳以华夏语言为主、山东以东夷语言为主，但神农氏各部落后来全部为东迁的炎帝部落(四岳之一支)所并。四岳之一支东迁到今鲁西豫东接壤地区，以淮阳为都，完全取代了原神农氏的地盘，与太昊集团交错分布；居住在山东的四岳本为华夏，后来全部东夷化(语言上)。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蚩尤和后羿都是太昊的子孙；少昊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嬴姓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徐，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北；葛，今河南宁陵县；费，今山东费县；郯，今山东郯城县；谭，今山东章丘县境；锺离，今安徽风阳县。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嬴、偃同字异写，由于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时尚有奄(曲阜县)，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县；六，今安徽六县；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东夷群舒，均为偃姓。莒国(今山东莒县)先为嬴姓，后改己姓，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的部落。
　　夏初，启与伯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鲁、豫、冀三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夏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齐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前567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鲁国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东夷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慧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目前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三、巴、蜀和吴越的半华夏化

　　巴与蜀都是从青藏东进的藏缅族群，属于北方远东人种。巫山人、元谋人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化石至晚期智人资阳人，都发现于长江中上游。黄帝之子昌意，昌意降处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女(蜀族)生颛顼，封其支庶于蜀；禹生西川石纽(今北川县)，娶于涂山，在蜀导江治水；蚕丛氏、柏濩氏、鱼凫氏三代蜀王相继王蜀，各数百岁。
　　蚕丛，属氐人的一支，创造了三星堆文化。公元前21-前11世纪，鱼凫氏(受帝颛顼教化,与夏同源)建立古蜀王国，建都今广汉三星堆，繁荣了三星堆文化。前1300年，廪君在今湖北省恩施县建立巴国。
　　公元前11世纪巴、蜀从周武王伐纣。西周王朝封其宗姬于巴，为巴子国。西周亦封蜀为诸侯国，杜宇(望帝)取代鱼凫氏，在蜀建立杜宇王朝，建都今郫县。公元前7世纪荆人(江北楚蛮)开明氏鳖灵入蜀为相，开凿玉垒山，治水有功，逐走杜宇，立为蜀王(丛帝)，建立开明王朝，建都今双流县境。公元前6世纪蜀王开明五世迁都成都，建立五丁制度。
　　前611年巴、秦、楚国联合灭庸，楚占有庸国中心今竹山县，秦得到安康，巴分得今巫山、奉节。前361年巴国入川，据有川东之地，形成了与蜀在四川地区东西相对峙的局面。战国时期，巴国在清江流域的故地被楚国吞食，在鄂西北及陕南的势力也被楚、秦所逐。
　　前316年秦惠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师从石牛道伐蜀，蜀亡。同年，秦移师攻巴，巴亡。前314年秦置巴郡，郡治江州(今重庆)。秦封蜀王子通为蜀侯。前285年秦昭王改蜀国为蜀郡。
　　前256－前251年秦昭王时，李冰为蜀守，主持修筑都江堰，倡导凿井吸卤煮盐。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设巴、蜀二郡，郡下设县。为开通西南夷，下令修筑五尺道(由今宜宾通往云南曲靖)。
　　巴蜀被秦国并吞后，秦国置官施政、遣兵驻防，并迁移关中华夏族百姓1万户充实四川。四川地区初步华夏化，所操藏缅语族语言逐渐杂有汉语族蜀语支的语言。
　　吴国王族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讲汉语周族言；国民吴则属百越族群，操吴越语。
　　从吴太伯至寿梦19代，有5个多世纪。前584年寿梦使淮河中下游的东夷各部落及越人各部落，从属楚改而属吴。寿梦死后，王位成为争夺目标，前515年，公子光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阖闾。阖闾重用楚国的伍子胥和齐国的孙武，在前506年联合蔡、唐与楚决战，一度攻下楚国郢都，后退兵回吴。阖闾伐于越国受伤身亡，其子夫差立。夫差打败于越，此后屡北上伐齐。于越王勾践乘机袭吴，吴亡，疆域和民众大部分为于越国所有。
　　于越王始祖无余，是夏朝国王少康的后裔，而于越国民则属百越族群。于越国即今浙江省。自无余以后20余世，至允常，于越兴起，与吴王阖闾争雄。允常去世，其子勾践继位。勾践卧薪尝胆，任用范蠡、文种，灭吴，与齐、晋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勾践既称霸，于是迁都于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前379年都城又迁至苏州。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越王无疆，灭越国。
　　吴、于越，虽然在春秋晚叶争霸于中原，但无论中原还是吴越都仍然认为吴越是蛮夷。吴越保持着与百越其它各支共同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属水田农耕民族，目前所知最早的经过种植的水稻是在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越所住干栏式住房也已在河姆渡文化中出现。青铜文化发现与中原同步而发达晚于中原，可是到春秋时期，吴、越的铸剑技术闻名天下，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欧冶子铸剑的技术举世叹为观止。吴越的断发文身、拔牙凿齿，也都具有百越文化的共同特征。
　　随着与中原交往的频繁，特别被楚国并吞后，吴越半华夏化程度越来越深，开始操汉语族楚语支与百越语族的混合语言，逐渐融合成汉语族吴语支。

　　四、汉族的逐渐形成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支，今天汉语族只有一个语支----汉语支，汉语支只有一个语言---汉语。为什么别的语族会有上百种语言，而汉语族只有汉语一种语言，这与操汉语族语言的诸多部落空前剧烈的统一战争和扩张战争有关。秦始皇统一所有汉语部落，并扩张到非汉语部落的岭南和福建，为汉民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藏缅语族没有过成功的内部统一战争。当年吐蕃并吞南诏、南下缅甸、北出中亚，甚至进攻长安，眼看要实现藏缅族的统一，却被回鹘进攻和内讧给打断了，自从信仰喇嘛教以来，彻底取消统一藏缅族的念头。
　　苗瑶语族从来没有进行统一战争，甚至连想过都没有。
　　百越语族也进行过尝试，可惜缺乏领袖，当年越南进攻两广、控制老挝，吞并柬埔寨，合围泰国，这是“蚍蜉撼大树”！
　　通古斯语族的满族、朝鲜族、大和族之间的统一战争倏而即逝。日本侵朝失败了，日本扶植满洲国失败了。满洲成功了统一了东北的通古斯，却在没有统一朝鲜、日本等全部通古斯民族之前就贸然发动侵华战争，最后被汉化，家园也被汉族占据。
　　突厥语族历史上曾经统一过，遗憾的是他们碰上了李世民，现在泛突厥主义兴起，不知道能否成功？
　　相对而言，成吉思汗是成功者，他就是先统一了蒙古语族诸部落，形成蒙古民族后才发动侵略战争的。到现在，蒙古族虽然分裂过多次，但这个语支却只有一个，如果不是清朝和中国的分而治之政策，统一的大蒙古国还会继续存在。
　　南亚民族自古就被其他民族分割成几个孤岛，自身难保，还谈何统一。
　　南岛民族被大海和太平洋分割成几千块，并且相距万里，不被淹死就万幸了。
　　经过汉朝400年的统一相处，各个汉语民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逐渐由多个民族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民族----汉族。汉族有统一的政治中心关中，统一的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中原，汉族有统一的书面文字和统一的口语----雅言。
　　尽管汉族（原始汉族）在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同化吸收了部分百越、楚蛮、东夷，但汉族仍然是完全意义上的北方远东人种。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各自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于两千年前就趋于黯淡了；印度的哈拉巴文化被来自中亚的雅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化，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古希腊文化，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化又因日耳曼蛮族的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崛起于东亚大陆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在坎坷跌宕中延绵发展数千年，经历改朝换代，分分合合，却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化”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化”(如苏美尔文化通过巴比伦、古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化)迥然有别。华夏文化在几千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中，不断发展、丰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体系，被世人称为“神秘的东方文化”。
　　从地理环境看，汉人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之中：一面临海，三面是险阻丛生的陆路交通，由此造成了汉人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条件下形成的。人们不求对外的开拓发展，而只追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和谐生活方式，以及讲究个人的自我完善的道德生活。从社会性质看，古代汉人社会是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单位，逐步向外辐射，形成家族、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以亲情编织起来的，道德伦理就成为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首先必须遵守的，也是自觉遵守的，高于一切的标准，从而形成汉人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构成了汉族社会独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与此相适应，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显示了鲜明的伦理型特色。华夏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重德求善的伦理价值取向的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伦理型类型的文化。

　　五、民族融合

　　据王钟翰《中国民族史》，汉朝时期，全国人口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以公元2年为例，当时诸州总户数为1235.6470万户，总人数有5767.1401万口。这些都是赋税户口数字，基本上是汉人，极少数是编入户籍的边郡少数民族。其中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以北六州合计占总户数的52.82%，占总人数的62.5%。长江中下游荆、扬二州及上游益州，合计占总户数的19.45%，总人数的20.1%。其它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西部、南部)、并州(今山西北部)、凉州(甘肃省及青海东部)、朔方郡(河套及陕北)北部沿边四州郡合计占总户数的15.9%，总人数的14.86%。而今两广地区三郡合计有5.6408万户，人数31.1596万口，大致相当黄河中游的一个大郡。东汉时期，长江中下游人口有所增加，然而基本格局仍然是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以北的汉人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而长江中下游增长至总数的30%以上。
　　公元157年全国有7200万人口，后因战乱人口锐减至原来的1/3，即2400万，公元265年人口为2500万；曹魏、吴、汉休战后都在恢复生产建设，到公元300年人口增长到3379万；西晋八王之乱人口死亡过半，到317年西晋灭亡时汉族人口甚至不到1500万。以农为生的汉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只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还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西晋的北方汉族人大部分还是留在了北方故土。
　　魏晋时期，汉族为了加强对胡族的控制，利用他们充当兵丁及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如曹操安置并州匈奴五部于太行山西至汾水流域。晋武帝时，迁“杂胡”二十余万口于今晋、陕、甘三省境内；鲜卑族中的一部分迁到雍、凉二州及陇西一带；氐、羌族则被迁到关中的泾渭流域。这些入迁的民族多以其游牧经济代替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十六国时期，陕西一带羌、氐、匈奴有80万之众，而当地的汉族人口因战乱、逃亡也只有80万；至于山西则是匈奴羯族和鲜卑族的天下，他们也有80万之多，残留在当地的汉族只有100万人；河北的鲜卑人应该有80万，而当地汉族人口不过150万人；至于河南-山东一带主要是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而迁移至此的鲜卑族人则主要*汉人每户五十石的租米来过活；汉武帝在甘肃西部设置河西四郡，移入28万汉族人，永嘉乱后又有大量中原人逃难来此，而来到这里的匈奴、鲜卑则显得微不足道；鲜卑慕容氏采取安辑流民，设置侨郡，发展农业生产及接受东晋封号等政策，使黄河中下游相当数量的汉人往往合族迁到辽宁。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万户，入塞匈奴人口当有数十万，刘渊据离石起事时，二十天就聚众五万，足见匈奴人数并不少。刘氏建立汉国和前赵国，匈奴成为统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杂夷自然前来归附。刘渊都平阳，掳掠民户充实国都，例如刘曜在长安战败，驱男女8万余口归平阳，又刘曜攻破晋军，掳获晋司徒傅祇家属及2万余户归平阳。刘聪强盛时，平阳及附近地区，有汉民43万户，匈奴族为主体的六夷20万落(户)。刘曜都长安，前后迁上邽氐羌20余万口及陇西民户万余户到长安，又迁秦州大姓杨姜等族0.2万余户到长安。刘氏政权崩溃后，匈奴人失势，他们和大量汉人杂居，也就逐渐合并在汉族里。
　　羯人(匈奴中的吐火罗部落)石勒立后赵国，都襄国(今邢台县)。计石勒前后掳获民户在3万户以上，氐羌约20万落，不用户或落计数的人口约有4万人。石虎都邺，前后掳获各族人有数十万户，人口多至数百万。石勒石虎号羯人为国人。冉闵灭后赵，杀邺附近国人20余万人。羯本是小族，亡国后未被杀死的6万羯人，在中原很快地并入汉族。
　　鲜卑慕容廆建立前燕都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收容汉士族和流民数万家，人数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慕容廆破扶余国，掳获万余户，攻鲜卑宇文部，掳获数万户。这些被掳户都迁居棘城。慕容廆迁都龙城(今朝阳市)，攻高句丽，掳掠男女5万余口，攻宇文部，掳获5万余落，又袭击后赵幽、冀二州，掳获3万余家。这些被掳人户分置龙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隽入都蓟，徒鲜卑胡羯0.3万余户到蓟。慕容隽杀冉闵，迁都邺，棘城、龙城、昌黎等地的旧部众，自然要大量迁入中原。前秦苻坚灭前燕，迁鲜卑4万余户到长安。经过17年，西燕慕容恒率鲜卑男女40余万口离长安。这个数十万人的鲜卑慕容部，最后还是在河北并入汉族。
　　氐人(羌族的一支)苻坚建前秦国，都长安。苻坚攻取并州，掳获三千余户，击败左右贤王，掳获酋豪六千余户，攻晋荆州，掳获一万余户，灭前燕，掳获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万户(其中鲜卑四万余户)，伐凉州，掳获豪强七千余户。这些被掳户都被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多至十余万户。40万氐族人随前秦从关中前往各地驻防，氐族由于分布太过于分散，不过50年就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中。苻坚失败后，迁居关东的氐人逐渐并入汉族。
　　羌族属于藏缅族群，与华夏族乃同一祖先。羌人姚苌建后秦国，都长安。姚苌掳获安定居民五千户。姚兴杀苻登，掳获阴密居民三万户，攻洛阳，掳获流民二万余户，又掳获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余户。这些被掳户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到魏末年，十六国时那些旧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了，只留下汉族与鲜卑拓跋部的对立。532年，高欢与尔朱兆大战，高敖曹率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欢军左翼。高欢说，高敖曹所率全是汉儿，怕不管用，该配鲜卑兵千余人。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欢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汉人，大抵十六国时旧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毕。到东西魏并立北方时，中国北方只剩下两个大的民族----汉族与鲜卑族拓拔部。(拓跋部鲜卑族4世纪初全部人口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永嘉乱后，中原汉族士族采取自保措施。
　　第一，抟聚宗族乡党、部曲、门客及流民等，择形势险要之地建筑坞堡以自卫。世族豪门的依附民不交租税不服徭役，不是国家编户民；其时还有很多既不归国家编户、也不在世族豪门家籍的流民。很多不堪胡人官府统治的汉族人依附民、流民都依附于世族豪强。
　　第二，依附胡族政权以求庇护。(1)胡人政权有不少慕华的君主，如刘渊、刘曜、石勒、苻坚等，积极延揽中原士族以安定政治①继续采用九品中正制度，同时也给予士族相当的优遇②承认士族的权益，如石勒清定九品、慕容宝定士族旧籍、苻坚复魏晋士族③从永嘉末年以来，留在中原的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东裴氏等家族声望提高，无论出仕与否，都成为胡族政权必须依赖或拉拢的对象。(2)中原士族不因战乱而没落，反而对政局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一定的功效，如：张宾-石勒、王猛-苻坚。(3)并非人人都乐于为胡族政权效命，如范阳卢谌虽深受石勒宠信，但死后的墓碑上只保留晋朝官衔。
　　中原汉族士族与南方士族的差异：①处异族统治下，必须广纳、吸收各种力量以壮大实力，故透过婚姻、仕宦的途径，互相合作；②对同族常抱怜恤救济的温情，家族组织易趋于团结，倾向“大家族制”，较重视家族伦理；③重视经术，希望透过政治参与，改变胡族政权，延续中原文化于不坠，并有勉力功业，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扩大政治势力的目的；④在日常生活方面，因处境较为艰困，故风气较南朝士族为俭朴。
　　永嘉乱后，北方陷于混乱，大小世族豪强都筑坞堡自卫、拥兵自守。他们对于胡人的统治，或依附或对抗，胡族中央对他们的存在予以承认。
　　永嘉之后，北方流民(侨人)为躲避北方战祸而大量南迁，这次南迁对中国人口版图的划分是具有重大意义。当时侨人的数目，据说占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那么以侨人数目90万计算东晋的人口为540万。实际数目则应该大于此，因为部分侨姓士族对户口的隐瞒掩盖由于士族权力的进一步上升而变本加厉。
　　在前秦短暂统一北方之前，繁华的中原地区山头林立，立国时短的军阀们根本无暇好好的整理一下户籍。前凉前燕、前秦稳定时期北方人口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可观的。符坚着手统计户口，得出北方人口约1600万。但是此时的户籍工作没有把“编户”以外的少数民族(主要是五胡民族)约400万人口计算在内。由于胡人之间打仗不全部征汉兵，民间汉人恢复增长，中国人口恢复到3128万，其中东晋人口665万、北方汉族人1970万、北方胡族493万。
　　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陷入混乱，战争愈发残酷。而南方东晋在刘宋建立前的二十年内，也是大小战事不断，此时全国人口总数再次下降。
　　南朝人口之最盛，有说为刘宋，有说为萧梁。刘宋在元嘉之治三十年内拥有南朝最大的版图，经济也达到小康水平。史载刘宋大明八年治下人口670万，加上各种缺漏少报，实数在750万。萧衍时梁朝版图不如刘宋，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犹有过之，尤其建康城，有户28万，以每户5口计，人口竟达140万。一涨一消，我估计梁朝人口当和刘宋相仿。北方在北魏统一以后，人民得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从事生产，魏孝文帝又实行均田制等改革措施，黄河流域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洛阳、邺、长安又恢复了繁荣，北方人口当然也是在持续增长。今学者多以《魏书》为根据，判定北魏最盛时人口约3200万。520年中国人口增长到5240万，其中南朝800万，北朝汉族200万，混血儿640万，鲜卑杂胡600万。

　　六、金元清的汉化，明初的移民和当代北方汉族的形成

　　金建国初期女真族有60万人口，后来入主中原的女真人有40万人，而1207-1223年全国人口1.254亿，其中金国治下的汉族人口有4200万，金国治下的华北女真族100万，金国治下的东北女真族100万。
　　女真人不事耕作，金政府为了女真人的生计不断掠夺汉人的土地送予女真人，使有金一代民族矛盾始终尖锐，金灭亡后，汉族人怀着对金人满腔仇恨，将残留在华北的女真人无论男女老幼统统杀死。很难想象当时对女真恨之入骨的汉族杀之惟恐不及，居然会跟女真通婚！
　　蒙古帝国时期，北亚人种蒙古族人口不到150万，散布于亚欧大陆，而进入中原地区不会超过50万。1351年元朝的南方人口5800万，北方汉族人口有3830万，蒙古族、色目人100万，北方汉族对蒙古族完全是压倒优势。元亡后，朱元璋对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人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云南的蒙古人吓的改了自己的民族属性，几百年来不敢说自己是蒙古人。
　　说南北朝时有民族的融合倒还说得过去，因为虽然在民族仇杀中羯、匈奴、氐、羌整个民族在中国被杀绝了，但是鲜卑族的的确确融进了汉族。但是在宋元时代，胡汉矛盾比抗日时期的中日矛盾要尖锐十倍，纯粹是民族间的一场血腥大屠杀，根本没有民族融合的条件。虽然胡人在战争初期取得主动，但是由于胡人意志的退化，胡汉人口对比的悬殊，胡人政权最终灭亡，并且在灭亡后遭到了汉民族报复性的血腥大屠杀，留在中国本土的胡人基本上被杀。
　　满族是金政权进入中原后留在东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到了本世纪，基本上融合于汉族，这算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融合。进入内地的蒙古人及其带来的色目人的后代迄今在户口本上还不属于汉族，遑论满洲人了。相对人口总数庞大的汉民族，在汉朝以后，异族混入了今天汉族的成分究竟又有多少呢？！
　　——明初的大移民
　　入宋以来到明初，华北平原经数百年战乱，人口大量亡徙。祸不单行，1350年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陷入一场空前的瘟疫(鼠疫)之中，华北平原人口进一步损失。1381年，河南土著人口是189.1万人，河北土著人口是189.3万人，而山西土著人口却达403.045万口。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
　　据曹树基研究，河北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永平府(治所今卢龙)的土著只占38.55%，河间府的土著占48.6%，广平府(治所今永年县)和大名府土著占48%。
　　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河南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彰德府的土著占71.8%，卫辉府、怀庆府、开封府的土著占50%，河南府的土著占79.1%，南阳府的土著占44.6%，汝宁府(治所今汝南县,汝宁府比现在驻马店的管辖范围大)的土著占76%。
　　据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山东省移民后的人口比例：东昌府土著(今聊城)占18.5%，兖州西部土著占30.8%，兖州东部土著占85.8%，济南府的土著占67.5%(移民以山西、河北为主)，青州南部土著占69.4%(移民以山西、江苏为主)，青州北部土著占74.4%(移民以河北为主)，莱州府土著占84%，登州府土著占71.2%。
　　北京城1368年有80万，徐达进北京时只剩下1.2万人，于是朱元璋将移民迁入北京，据曹树基研究，移民后北平府土著比例只占9.8%。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又把华北推向战火之中。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从南京移民北京87.5万人，从山西移民顺天府39.5万人。
　　我们这里重点谈一下山西人，因为山西南部人是华北平原大部分汉人的祖先。山西南部自古与洛阳一起并列为华夏族的核心。汉末，南匈奴被曹操分成五部，左部居今汾阳，右部居今祁县东南，南部居今隰县，北部居今忻州，中部居今文水。西晋时，塞外匈奴大量内迁，总数在30万以上。羯族随匈奴迁入山西，集中于上党的武乡(今榆社北)，被称为“匈奴别部”。鲜卑族集中于代县、大同。这些内迁胡人都不在山西南部的中原文化区。五胡乱中华时期，匈奴刘渊建都于平阳，亡国后山西的匈奴人被残杀、逃亡、被强迁往他乡，没有人留在山西。北魏时期，大量高车、库莫奚人迁入大同。但是迁入大同的人后来基本上都迁入了洛阳(108万汉胡混合人)。元朝时期，从黄河以南迁入大量移民到山西。大量蒙古人迁移到大同和朔州。由此可见，明初大移民中的山西南部人，他们是纯正的华夏贵胄，非胡汉杂种。

　　七、南方汉族的形成过程

　　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安徽省黄池-方村-峨桥-钟仓北-铜陵县西南-铜陵市东-大通-马牙桥-高坦-牌楼-瓦垅-长江-莲洲-石牌-二桥-怀宁东-金拱-唐湾-主簿-鹞落坪-湖北安徽省界-黄湖官湖龙感湖南岸-望江县南-华阳-香口-马垱-彭泽-湖口-九江市东-九江县-范家铺-湖北江西省界-武穴南岸-长江-黄石-大冶北-梁子湖-渡普西-长江南-白螺-洪湖西岸-潜江南-江陵-秦市南-调弦口-石首-黄山头东南-湖南省官垱-安乡县西保和堤-澧水-益阳西北军山铺-官庄-七甲坪-松柏-里耶-湖南省界-尧市-江口北-花桥北-龙头庵-小横垡西-新建-中方-楠木坪-漠滨-湖南贵州省界-广坪西-响水坝-靖州县-溪口-广西省堂坊-百里村南-安和南-灌江源头-黄关-湖南广西省界-清江桥-渡水-高木塘-塘田市-花桥-高溪市-大忠桥-阳明山-金陵-欧阳海-郴州苏仙区-上渡西-大源-栗源南-湖南广东省界-莽山西-连州县-连南县-连山县北永和-大宁-桂岭-里松-贺州北-望高-钟山北-牛庙-沙田西-步头西-黄姚-昭平县-文圩-头排-罗秀-黄茆-东乡-桂平西山-石龙-古樟-石牙-武宣-黔江-大湾-龙岩-迁江-加方-古零-仙湖-甘圩-丁当-坡造-海城-朔良-永乐-阳圩-坡洪-印茶-南圩-那桐-中东-屏山-全茗-大新-新和-雷平-那岭-硕龙)之间，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元年至南朝宋泰始二年的150年里，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其到达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吴方言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楚人在战国时期半华夏化，自大量中原移民到达湖北，汉族移民数量开始超过当地楚人数量，江北楚人彻底汉化，湖北地区开始操一种汉语方言，这是西南官话的雏形。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之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二年(1142)间的移民。移民总人数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音与北音，苏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经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已由操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历经汉、三国、南朝、唐宋1500年的汉族中央政权统治，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又有大量北方汉族移入，巴蜀人与汉人逐渐融合，开始操汉语族蜀语支。南北朝时期，几十万僚人(百越)入蜀，融入汉族，所以很多四川人身高比较矮概与此有关。宋蒙巴蜀地区的酷烈攻防战持续了50多年，四川人口相对于南宋锐减了80%以上，剩下不到100万人。元末四川人口恢复到200万人，随州人明玉珍率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与元军大战10多年，川人(不含明部)剩下不足70万人。洪武年间，以麻城为代表的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明、清、三藩等，川人不足60万人，于是“湖广填四川”出现了，四川的外地移民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而形成的，属于西南官话。
　　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于越国被半华夏化的楚国灭掉后，越人南溃，湖北楚蛮涌入吴越地区；后来由于北方战乱而南逃上海-苏南一带的中原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越；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则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由于江（苏南）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