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民族的起源。（乌热尔图）

天柱山

　　——谨以此文悼念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先生

　　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境内，乃至俄罗斯远东的西伯利亚地区，两个不同的国界内，生活着自古以来以ewenki（鄂温克）自称的人们。他们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习俗、渊源的历史关系，他们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鄂温克人。
　　中国的鄂温克民族虽然人数较少，但形成了传统的狩猎业、牧业、农业等自然经济文化形态；俄罗斯境内的鄂温克人，散居在西伯利亚 7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活动的区域一度占有西伯利亚全境的十分之七。
　　鄂温克人在保持ewenki民族自称的同时，曾以索伦、通古斯等响亮的名称著称于世。
　　鄂温克人最大的特点：无论他们相距多么遥远，不同部落间即使形成了方言上的差别，彼此在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上存有多大的差距，千百年来还是牢牢地固守着ewenki这一历史称谓。有趣的是，不同部落、不同姓氏的鄂温克人，在过去不时为谁是真正的 ewenki 人而争辩。可见，他们将继承ewenki这一古老族称视为至尊至上的荣耀。
　　ewenki（鄂温克）究竟为何意？如何准确地诠释它？解释ewenki人固守这一古老称谓的历史缘由，包括沉淀在这一群体中的集体无意识，毫无疑问，这对鄂温克民族来说已是一道难题，也是一个与诸多历史问题相关的历史之谜。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同样也是鄂温克民族绕不开、说不尽的话题。
　　有关鄂温克民族的起源问题，是摆在鄂温克民族面前，同时也是史学家面对的历史课题。
　　最初，试图破解这一历史之谜的是一位内地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吕光天。吕光天先生是中国北方民族史专家，多年来专注于鄂温克族历史方面的研究。他在 1963 年刊印的《鄂温克简史简志合编》   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不久，他又在《鄂温克简史》（ 1983 年出版）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
　　吕光天认为：“鄂温克族的祖先大体分布于贝加尔湖周围和以东地区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即铜石并用时代，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他确立这一观点的主要参考文献为俄文的《西伯利亚民族志》、《西伯利亚古代文化史》等史料。那一段时期可供参阅的考古发现资料还有古代贝加尔湖沿岸居民的服饰、头盖骨以及其它装饰物等。这些考古资料为这位历史研究者确立自己的历史见解，起到了辅助作用。使吕光天坚信自己推断的另一信息是鄂温克人关于祖先起源的传说，那是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鄂温克人中间的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在这一传说中提到，在一条大河附近有个“拉玛湖”，共有八条大河流入该湖，说湖里长着许多美丽的水草，水上漂着许多荷花。从湖边看去，离太阳很近，太阳似乎从湖边升起。那里的气候温很暖，湖的周围山很高。传说中指出，鄂温克人的祖先是从这“拉玛湖”边的高山上起源的①。吕光天对此引证分析，将其列为鄂温克民族起源的佐证。他认为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中包含重要的历史信息，进而断定传说中的“拉玛湖”就是贝加尔湖。为此，他提出了鄂温克族的祖先起源于贝加尔湖沿岸，之后向东发展的学说。
　　这是有关鄂温克民族起源的第一个猜想。
　　吕光天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勤勉，令人敬重。他在文献考证与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历史推论，他的著述成为正式的文本，在一段时间内被读者（包括鄂温克族）广泛接受。这对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开拓鄂温克民族的视野，启发其心智，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之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信息交流的广泛，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显露出来，这就是“迟至唐初，大致说来，额尔古纳河、呼伦湖、贝尔湖、达里诺尔湖一线以西，为突厥语族地理区，属匈奴——突厥文化地理区。”这一历史现象在史学界达成共识。无疑，这也涉及到重新思考、定位鄂温克族的起源问题。一个简单的问题是，鄂温克族人使用的语言属沃沮——通古斯语支，他们的祖先应在通古斯语族共生的文化地理区中生存，而不可能孤单地生成于匈奴—突厥文化地理范围。因此，鄂温克族起源于贝加尔湖的学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显露出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
　　此时，另一位历史学家开始思考鄂温克族的起源问题，他就是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先生。乌云达赉以其扎实的语言学修养和多年积累的古地名考证的实践经验，加之他本人对鄂温克民族古老姓氏保持着独特的敏感，致使他以交叉的视角切入历史，破译古地名中北方河流命名的原义，审定其方位，精心梳理古籍资料中被人们忽略、误读的信息。经反复论证、分析，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发现。他为鄂温克民族断裂的历史找到了源头，确立了准确的方位，使这条干涸的古河道上下贯通，首尾相连。
　　乌云达赉从古地名研究入手，充分利用民间口传资料，以古鄂温克语为参照，审理被误读的有关鄂温克族历史资料。他认为，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不容忽视。他从语言学考证的结果是，传说中所称的“拉玛湖”一词是古鄂温克语对大海、大湖的泛称。鄂温克古语称大湖为laamu, 称小湖为 laamu haan、amji。那么，传说中所称的大湖（laamu）原本位置到底应该在哪里？乌云达赉推断，传说中的大湖是指兴凯湖。兴凯湖为完达山脉、锡霍特山脉所环抱。乌云达赉将传说中所提示的地理环境与兴凯湖相对照。传说中称，“laamu里长着许多好看的草，水上漂着荷花”，“这里，冬天很暖，但是一过laamu就很冷了”。确确实实，在兴凯湖里长着各种美丽的水草，盛开的荷花、睡莲漂在水上，有一种睡莲叶子特别大，其直径约两米。兴凯湖地方的冬天，南岸暖，有的年份无积雪；北岸冷，有积雪，有些年份还很厚，所以一过湖就很冷了。传说中称，“laamu的周围有很多大山”，“有大小八条河流入”，这也符合兴凯湖地方的情况。兴凯湖周围确有许多大山，如北有完达山脉，东为锡霍特山脉，西岸是霍罗尔山，其南有锡霍特山脉余脉西尼山与霍罗尔山余脉相接。兴凯湖有大小十三条河汇入，其中的五条属季节性河流和沼泽径流。按古代人的地理知识，按沃沮—通古斯人的地理概念和习惯，季节河（olgun，意为“干滩”）、没有源头的河道（elgen）和沼泽径流（setke) 不算河，有源有流的才是河，所以只能说有大小八条河流入 laamu ，这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神话传说中的 laamu 的主要地理特征，在兴凯湖的地理景观中得到了印证。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么一个极其古老的原始神话中，竟然对兴凯湖即 laamu 的描述如此接近地理真实，真是出乎人们意料②。
　　乌云达赉还对误读的鄂温克传萨满教口头经典，进行认真地诠释，从中确认鄂温克祖先的住地、迁徙的路径。
　　那段经鄂温克萨满之口代代相传的唱词是：
　　我们是从siwoo--hat（锡霍特山）之阴，
　　顺着sikir（乌苏里江）而下的，
　　我们在乌苏里江有根源，
　　锡霍特山有家园，
　　阿穆尔有营地，
　　萨哈莲有分支。
　　这段经典的萨满经诗章，是由生活在雅鲁河支流济沁河畔的卜勒基尔氏·福合音（fu kin）老人吟诵的。乌云达赉认为，萨满“遵照神的旨意”忠实地将祖先的信息代代相传。诗章所称的siwoo--hat，siwoo 意为“森林”，hat意为“山”，指乌苏里江与日本海岸之间的锡霍特山脉。乌苏里江，水呈混浊，所以鄂温克先人称其 silkir ， silki 意为“洗”， --r 是复数词尾，引申之意为浊水。乌苏里江发源于锡霍特山脉南端主峰，鄂温克人从这个地区出发，顺锡霍特山脉之阴走去，渡过了黑龙江，表明这一部分鄂温克是从南向北迁徙的。在这首萨满经诗章中，“萨哈莲”为满语，表示黑龙江中游上段（包括松花江口地区）。“阿穆尔”（angi--mur变读为amur）是鄂温克人命名的，意为“右水”，与结雅（jieyi，意为“左”）河相对称。“阿穆尔”最初只表示黑龙江上游河段，后来才表示整条黑龙江。从“阿穆尔有营地”这一句来看，这首萨满经诗章是在鄂温克人移居黑龙江上游流域不久形成的。他们眷恋着在东流松花江口分离的骨肉同胞，他们怀念着在锡霍特山脉南段的美丽富饶的家园，念念不忘远在乌苏里江上、中游流域的故乡。由此可见，这首萨满经诗章，与流传在敖鲁古雅河畔的有关“拉玛湖”的神话传说   ，真可谓异曲同工，相互印证，将鄂温克族的发祥地指向日出的东方——兴凯湖周边地区及锡霍特山脉。
　　经过缜密的研究，乌云达赉认定，沃沮是鄂温克人最早的历史称谓，鄂温克人是古沃沮人的后裔。
　　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公元前 28 年，西汉河平元年）记载，高句丽“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这是一段有关“沃沮”最早的资料，这一历史信息恰好与阿伦河畔鄂温克人的民间传说相吻合。传说中称：“我们的祖先原先跟高丽人一起居住，有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国家。有一年，敌人占了我们的国家，在战乱中我们的祖先向四下逃散，有许多人来到了黑龙江上游地方。”这一传说表明，鄂温克人历史上曾与高丽人为邻。
　　那么，古沃沮的地理区域在哪里呢？
　　西晋初期（公元 265 年— 280 年），在我国东北部地区，大致来说，从乌第河、谢列姆扎—结雅河、汤旺河、第二松花江一线往东，东至日本海，为肃慎—沃沮语族地理区域。从这一线往西，西至嫩江、辽河一线为扶馀—高句丽语族地理区域。再从嫩江、辽河一线往西，西至大兴安岭西麓地区为鲜卑—蒙古语族地理区域，再向西便是匈奴—突厥语族地理区域。
　　肃慎为满族的先人。那么，如何在肃慎—沃沮语族地理区域中，划分出肃慎—满语支与沃沮—通古斯语支的大致分界线？《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南与北沃沮接”，这个“挹娄”说的是完达山脉以北的挹娄本部；又记载“北沃沮……界南接挹娄”，这个“挹娄”指的是分布于鸭绿江上游 U 形地区的白山部。因此确知，北沃沮的领土在完达山脉（再向东至日本海）与图们江之间，是个呈不规整的平行四边形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南沃沮（又称东沃沮）在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接。这里的“挹娄”也是指白山部，盖马大山即咸镜山脉。据此，进而得知，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的大致范围，自完达山脉东至日本海一线以南，南达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咸兴地区。这个沃沮—通古斯语支地理区域，与沃沮国辖境基本相当。沃沮是文明古国，使用铁器很早，善制巨舟，长于航海。这就是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为我们考证的古沃沮、沃沮—通古斯语支的大致地理区域。
　　沃沮—通古斯语称烧水时锅底翻花、沸水漩动状态为 olgi ，所以把翻花矿泉、漩流矿泉也叫做 olgi 。沃沮就是 olgi 的译音。原初所指的 olgi 矿泉，位于乌苏里江上游右侧小支流 tam--gu 河（今按俄文音译为塔姆加河，其河口在列索扎沃次克市东南）河口左岸。因这里是鄂温克族最古老的萨玛伊尔（ samanyir ）氏族的祖籍，又被称为沙玛伊尔矿泉。这个矿泉地区属于古沃沮国，沃沮因这个矿泉而得名。
　　olgi的首音o，介于o与u之间，相当于满文第六个元音字母的发音。因此，历代译音交替使用o韵字u韵字。olgi的形动式是 olgider ，其变读音有hulgider、kulgider 、 hulidur 、 kulidur 等。
　　olgi（沃沮）的变读音olgilu，--lu 是复数词尾，olgilu意为“沃沮人们”。而onki、honki则是ewenki的变读音。从语音转变的角度溯源，ewenki是由原初的olgi转化而来。
　　《三国史记》高句丽西川王十一年（公元 280 年，西晋太康元年）记载：“冬十月，肃慎来侵，屠害边民……王子是遣达贾伐之。达贾出奇掩击，拔檀卢城，杀酋长，迁六百余家于扶馀南乌川。”这是有关沃沮人的重要历史信息。乌云达赉认为，是高句丽先侵占了北沃沮的领土，过了三百零八年，北沃沮才收复了这块失地。高句丽之所以将北沃沮误为肃慎，是由于对肃慎、沃沮在语言、民族方面的差异以及地理、疆界方面缺乏知识而造成的。史料所称的乌川，即第二松花江西岸的伊通河与饮马河之间的雾海河。
　　移居雾海河（乌川）流域的那六百余家檀卢城人户，以及后续迁移而来的部落支系，《北史·勿吉传》称之为安车骨部，唐代写安居固部、安居骨部。“安车”是对ewenki的最早的汉语音译。《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唐高宗灭高句丽时，“王师取平壤……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在这次战争中，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包括雾海河（乌川）流域曾为战场。战火不曾波及远在乌苏里江上、中游和绥芬河流域的安居骨本土。由此可知，经这次战争而奔散的安居骨部，指的正是从乌苏里江移居雾海河的檀卢城人户后裔以及后续移来的部落支系，而不是指远在乌苏里江、绥芬河本土居住的安居骨。安居骨（乌苏里江）为北沃沮地。安居骨部属沃沮族，而不是肃慎。《后汉书·东夷列传》称：“北沃沮界南接挹娄。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这说明了挹娄人自乌苏里江下游乘船，溯江穿过完达山脉峡谷，就到乌苏里江中游的北沃沮地方。由此推测，安居骨可能是对乌苏里江中游的叫法，那么，乌素固应是对整条乌苏里江的叫法。至于所谓北沃沮夏天上山穴居，冬天才敢下山的说法，曲折反映了沃沮人早在秦汉以前就已分为山上人（oroonki，乌梁海、乌里彦海）和山下人ewenki，安车、安居、鄂温克）两个部分，同时实现了农渔业与狩猎业（附属驯鹿牧养业）的社会大分工。这些记载和分析都已证明，乌素固部、安居骨部和檀卢城人，是沃沮人。
　　凡西迁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沃沮，即安居骨部、乌素固部、檀卢城人，唐代统称为粟末部。被强徙移居营州（今辽西朝阳）的粟末部首领大祚荣，于公元 696 年率其部东返故地的途中，在海城河上游一带留下了许多部民。《辽史·地理志二》“海洲”条称他们为沃沮，进而称其地为沃沮国地。这一点表明，粟末乌素固部和檀卢城人乃沃沮人。
　　檀卢城在松阿察河口南面，位于乌苏里江上游右侧小支流tam--gu河（今按俄文音译为塔姆加河，其河口在列索扎沃次克市东南）河口左岸。tam的复数形式是 tamlu ，是“tam--gu（河）人们”的意思。“檀卢”是tamlu的译音。檀卢城因tam--gu河而得名。檀卢城是北沃沮人的首府。
　　从三世纪末到公元 697 年，遍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的沃沮后裔安居骨部、乌素固部，后来被统称为粟末部，或粟末乌素固部落和扶馀乌素固部落，是他们为乌苏里江命名，是他们建立了唐朝的系縻国渤海。
　　第二松花江流域为鄂温克族先人的第二居留地。这一点，也被鄂温克族的民间资料所证实。在阿伦河畔的鄂温克人中流传着一首说唱形式的古老民歌，民歌中称：古时候，“松嘎里毕拉”③有个鄂温克猎村，村里住着名叫“苏瓦扬”的猎人，他是远近闻名的猎手。他射中了一头母鹿，受伤的母鹿带着箭逃入林中，临终前给小鹿留下嘱托。这一拟人化的母鹿之歌，通篇是母与子忧伤的对话。在这首世代传唱的民歌中，给出的地理方位系第二松花江西岸的山岭。所以说，鄂温克族的先人确实曾在第二松花江流域居住，并对其部落与氏族的形成，产生历史性影响。
　　隋开皇中（公元 590 — 591 年），在伊通河下游流域，沃沮与高句丽进行决战失败，致使沃沮人向西迁徙，开始了ewenki人的大规模迁徙运动。乌云达赉以概括的语言描述了这几个批次的迁徙波：
　　“安居（ewenki）人向亚洲北部的辽阔广大地域的迁徙，是推动亚洲北部社会历史进步的运动。这个运动，是通过横贯亚洲北部的天然历史通道进行的。这条天然历史通道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安居故地（锡霍特山脉南段和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等流域）通过长白山北麓通道，到达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第二段，从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通过洮儿河、哈拉哈河通道进入呼伦贝尔；第三段，从呼伦贝尔通过音果达河、乌达河通道抵达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第四段，横渡贝加尔湖，顺安加拉—叶尼塞河通道，西达叶尼塞河中、下游流域，一部分人到了鄂毕河下游东岸，北抵北极地区。这第四段通道，在贝加尔湖西岸分岔，顺勒拿河而下，至阿尔丹河口又分岔，一路东达鄂霍次克海岸，另一路北抵北冰洋岸边。安居人顺着这条大通道，将自己起源地、发祥地的文明传播到了整个亚洲北部。”
　　由此看来，由外力等综合因素所推动的部族性迁移运动，在鄂温克族历史上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它是研究和把握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前提和关键一环。
　　公元590 — 591年，沃沮人从伊通河下游流域向西转移，溯洮儿河进入了呼伦贝尔和蒙古高原东北部地区。他们在嫩江下游和洮儿河、乌拉根河（在乌珠穆沁境内）流域流散了一部分人。大部分军民抵达呼伦贝尔，形成了三个部落，占据了北起根河流域、南达哈拉哈河流域、西至克鲁伦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如《旧唐书·室韦传》记载，“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俱轮泊”即呼伦湖，“西南”指克鲁伦河北岸地区），“次东有移塞没部落”（“移塞没”即伊敏—海拉尔河），而西室韦则分布在根河流域与海拉尔河之间的地区。这些部落带着祖籍名称“乌素固”、第二故乡名称“乌古”落脚在新的居留地，被辽代统称为乌古，表明他们来自雾海河流域。契丹人还把室韦乌素固部叫作温纳何剌（onhor），这个叫法与达斡尔人称鄂温克为Onkur（honkur），蒙古布里亚特人称鄂温克为Onkot，拉施特在《史集》里有时把弘吉剌记为honkut，是一致的，均系安居、鄂温克的变读。
　　由于隋末炀帝亲征高句丽，削弱了高句丽在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势力，唐朝便于武德初（公元618— 619年）在第二松花江左岸流域设置慎州（州治在今吉林辉南辉发城屯）来安置留居原地的粟末部（乌素固部），并加以管理。
　　五十年后，慎州的粟末乌素固部落及其支系，于公元666—668年又一次被战火（第二次唐朝与高句丽战争）侵扰而“奔散微弱”。他们的一些部落支系又一次溯洮儿河西越大兴安岭，加入了乌素固部、伊塞没部和西室韦。唐朝于载初二年（公元690年）将原慎州的吉林哈达岭以北的地方分出来，设置黎州（州治位于今吉林伊通，《金史·地理志上·咸平路》“玉山”条称“乌速集”），妥善安置了依然留居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的粟末乌素固部落。此外，在原慎州境内，柳河—辉发河流域和东辽河上游的渭津河流域，居住着人多势众的三个近亲部落。
　　遭受上述两次打击之后，粟末乌素固部这座“部落大厦”，只剩下了这么几个支柱和基石。公元698年，粟末乌素固部人大祚荣（“大”是daayir的译音），依托上述几个部落及其支系，开创了文明、繁荣、昌盛的渤海国。
　　公元926年，渤海国亡。渤海人即粟末乌素固人，掀起了第三次向西移民的浪潮，其规模是空前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西北约一百里，在安加拉河左岸有usuly--sibirskoe城，如果仿照唐代译音就是乌素（固）室韦城。粟末乌素固人西渡贝加尔湖到达叶尼塞河中、下游的年代，当在十一世纪初，原居贝加尔湖东岸地区的突厥语族部落“鞠部”西迁之后。公元1013年，辽国北院枢密使耶律化哥率契丹兵追踪“鞠部”，得知“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翼只（ijil）水，即伏尔加河。鞠部是kuibi的译音。伏尔加河下游的古比雪夫（kuibisev）中的“古比”是kuibi的译音， --s 是复数词尾， --ev是按俄语习惯加的。kuibi，《蒙古秘史》译音为“客亦别”。由此可知，鞠部、客亦别、古比是一名三译。鞠部早在十一世纪初就已移居古比雪夫一带地区。所以，（室韦）乌素固部落才得以移入贝加尔湖东南地区，并履冰西渡贝加尔湖，推进到了叶尼塞河中、下游和勒拿河上游等流域。
　　乌素固人西迁时，将“通古斯”这个名称带到了叶尼塞河流域。鄂温克语称“柳条丛林”为tung，现代汉语东北话吸收后称为“柳条统”或“条统”。将tung（柳条丛林）译音为“通”，是在公元975年。《辽史·地理志二》“通州”条记载：通州，“本扶馀王城，渤海号扶馀城”，保宁七年（公元 975 年）“以黄龙府千余户置”。扶馀王城位于吉林农安稍南，东濒伊通河，辽代通州就设在这里。伊通河的“伊”是 ii 的译音，鄂温克语，意为“上”，伊通河（iitung--gu ）表示“上通河”之意。伊通河左侧只有一条支流，是条季节性小河流，下雨有水，无雨断流，辽金时代无名。由此推知，伊通河在辽金时代就叫tung--gu即通河。之后，那条季节性支流被命名为新开河，这时才在通河前头加上“伊（ii）”而为伊通河。清朝，伊通河两岸还有柳条林子。这一点足以说明，辽代通州的“通”就是tung的译音，通州是因tung--gu（通河）而得名。那条季节性小河，是弘吉剌olgunuut部落的故乡。原居tung--gu（通河）的部落支系迁至叶尼塞地方，他们自称tung--gu人。他们的邻居哈卡斯人、吉尔吉斯人、克特人便在 tung--gu后面加上突厥语复数词尾--s，称他们为 tun--gus，即通古斯人。大约五百年多年后，于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初，俄罗斯人向东推进到叶尼塞河流域，得知了“通古斯”这个名称，并传播到了欧洲。
　　鄂温克民族起源于乌苏里江、绥芬河、图们江下游等流域，并向西迁徙运动，大致于公元590—591年前后移居呼伦贝尔地区，这已被诸多历史资料所证实，乌云达赉先生对此已著书立说。至此，鄂温克族历史由远及近，由点到面，呈现了不同方向迁徙，大跨度运动的态势。另据《蒙古秘史》记载，诃额仑夫人一家被其部落遗弃后，在鄂嫩河畔暂居期间   ，曾先后受到两次侵袭，一次是也速改的堂兄弟们（泰赤乌人） ; 一次是诃额仑的至亲篾儿乞惕人（弘吉剌部）。“篾儿乞惕人为以前（也速该）把诃额仑母亲从赤列都处抢过来的缘故前来报仇。”《秘史》第102节清楚地记载了，迫使铁木真躲进不儿罕山的篾儿乞惕人的姓氏，他们是兀洼思氏、答亦儿氏、合阿氏人。《蒙古秘史》中所称这有别于蒙古诸部的“三姓人”，显然就是《旧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居住在“俱轮泊之西南”的“乌素固部”人，这些古老的姓氏（如今简称杜（dulas）、代（daayire）、何（hein）），至今为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鄂温克人所继承。由此可见，鄂温克民族与蒙古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早已相当的频繁与密切。
　　综上所述，由东向西大跨度的迁徙运动，构成鄂温克民族早期历史（明清之前）的大致脉络。

　　注释：
　　①引自《鄂温克族简史》第5至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鄂温克族起源于贝加尔湖说，为北方民族史学家吕光天先生的历史推断。
　　②本文中引述的鄂温克族起源于兴凯湖、锡霍特山脉的观点，均源自历史地理学家乌云达赉的著述。本文重点整理、摘录了他的学术观点。原文见乌云达赉著《鄂温克族的起源》一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③“松嘎里毕拉”为鄂温克语译音，指松花江，原初的地理方位应在第二松花江西岸地区。这是一首在鄂温克族中广为流传的“母鹿之歌”。此民歌由哈赫尔先生记录，戴福祥老人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