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张国焘杀害的英烈：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邝继勋、胡底、许克坚等。

天柱山

　　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经过两次审议，确认了36位无产阶级革命军事家的名单。这36人，应该说其中许多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他们是共和国的领袖和元帅、大将等。其中8位是在战争期间牺牲或殉职的烈士，叶挺、左权、彭雪枫、罗炳辉，人们比较熟悉；至于曾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或许就有人感到陌生了。这是由于他们牺牲较早，而且是“被错杀”的。

　　灾难降临根据地

　　“被错杀”的现象，主要发生在民主革命阶段各根据地程度不同的左倾“肃反”运动中。当时在苏联影响下，外有与国民党的严酷军事斗争，内有根据地内部除奸反特的特殊背景，由于中国革命处于千百年来小农意识严重包围的农村环境，革命队伍里存在着怀疑和防范知识分子的心理以及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等，这都形成了“肃反”运动扩大化的趋向，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
　　其实早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在对国民党血腥的“清共”激起的反抗中就出现了“恐怖主义”的报复，正如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所指出的：“盲动主义的根基是相当深的，是与恐怖主义情绪有密切联系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也是由于陈独秀党中央领导大革命失败，党内掀起了一股来自苏联的“马哈耶夫主义”（注|：19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认为知识分子是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是寄生的，而只有失去阶级性的人才是革命的基础），它怀疑乃至仇视知识分子，这就形成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和行动的直接来源。此后王明左倾中央统治形成，加之剑拔弩张的内战（“围剿”与“反围剿”）严酷局面，更加重了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如共产国际代表也认为：“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斗争。”（《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
　　还须说明一下所谓左倾“肃反”运动的外部背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受苏联共产国际总部及斯大林的直接领导和遥控，而苏联共产党已从1929年开始在党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党内大搞所谓“清党”和“肃反”运动。其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随即，在苏联学习期间结成了宗派并以中国革命“苏联化”为思想路线的王明等左倾中共领导积极响应“肃反”号召，在中共党内也开始了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党内斗争，随即在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了各种名目的“肃反”运动，如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曾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所谓“AB团”，原是国民党于1926年在南昌成立的“以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为目的”的组织，所以取名“AB”，是英文Anti 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在1927年已被摧毁，其成员也早已作鸟兽散，根本无从打入共产党内部，因此它是被附会而出的。红色“割据”在江西首先形成后，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人建议“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随口就提到了“AB团”，而且认为它“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中共江西省委还在决议中估计其人数有十万之巨，“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三十万”，这也就是说“AB团”的人数是全部党员人数的1/3了。由此带来了一场让人痛心的“肃反”扩大化。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回忆中悲痛地说：“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二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
　　这期间，张国焘受左倾中央派遣奔赴苏区，执行左倾方针，滥杀异己，首当其冲。

　　“特科”名将邝继勋之死

　　邝继勋（1897～1933），贵州人，曾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四军军长、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
　　邝继勋早年加入川军，由士兵逐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 年加入共产党，1929 年在四川蓬溪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任总指挥。此后他还有一段特殊的革命经历。
　　邝继勋年少时，父亲就教他使拳弄棒、强身健体，后来又当兵，作战英勇，精通各样兵器。加入共产党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作战之余给士兵担任教官，既讲军事，又宣传革命道理，是一位难得的“双肩挑”的将帅。也是因为他的这一特点，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破坏之际，周恩来等人为新成立的“特科”挑选可靠、精干的成员时，邝继勋自然是合适人选，从四川被调至上海，担任特殊工作。
　　初来乍到，邝继勋不负使命。他身手不凡，两把手枪在他手里左右开弓、百发百中，有“神枪手”之称。更加可贵的是他还有从事地下工作的素质，勇敢机智、胆大心细，其相貌又颇似出入豪门的上流人士，于是在上海得心应手，屡次圆满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其中最精彩的，就是由他击毙了罪大恶极的叛徒白鑫（注：出身黄埔军校，曾是叶挺独立团成员，参与过南昌起义，后调任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军委秘书，叛变后供出了军委会议的地点和时间，致使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四人被捕。所幸周恩来因病未至，才避免了更大损失）。据说，这让当时上海滩的“黑老大”、帮助蒋介石在上海“清共”的黄金荣也闻风丧胆，一度躲在公馆里不敢出来。一次黄金荣到浴池沐浴，突然枪声大作，受了伤和惊吓的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张啸林等门徒，说：“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我们青帮有句老话：‘光棍不打九九’……”这意思是事情不要做绝，于是他让人给周恩来写信，表示“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云云。
　　邝继勋此后还曾从事兵运工作。1930 年1 月，他奉命赴苏区任红六军军长，此后战功卓著。1931年任红四军军长，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使鄂豫皖苏区连成一片。张国焘来到鄂豫皖后，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邝仍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四军军长）。由于邝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强令执行的左倾政策，不久被撤销军长职务，调任红十三师师长，后又被派往皖西组建红二十五军（邝任军长兼独立师师长）。长征开始前，邝继勋和曾中生、余笃山等商议派人去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纠正，后又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迫使张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也是在这次会上，邝继勋对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尖锐批评，遭到张的忌恨。进入川北后，邝在新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中任主席，他为了分化和瓦解敌人，主张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于是写信给原在军阀部队的旧部，劝说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不料此举成为张国焘的借口，他对邝进行疯狂的打击报复，竟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的罪名将邝逮捕，并于1933年6月在通江将其秘密杀害。直到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时，邝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在何福圣的《红色带刀侍卫--张国焘卫队长自述》一书中，原张国焘的卫队长回忆了当年张国焘故意诬陷和杀害邝继勋的全部过程。他说：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写信和秘密会见对方的长官，其实在红军内部并不是秘密，张国焘就曾假惺惺地对邝继勋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很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于是邝继勋奉命写信给川军的故旧--师长罗泽洲和旅长谢德堪，然而两封秘信却落到了张国焘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在何福圣的笔下，有邝继勋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那是他“被错杀”的场面。张国焘派黄超来监斩，其时“天已经黑透了”，“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已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若说曾中生（1900~1935）是“候补元帅”，一点也不夸张。他不仅是开辟一方根据地、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还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且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理论的军事家。他生前曾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批军事著作，如《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珍贵的红军作战的总结后来结集为《曾中生和他的军事文稿》一书。
　　当年一起工作时，阴险的张国焘也不得不佩服曾中生的军事才干，并将他的著作指定为红四方面军指挥员的必读书籍，而这些著作后来又被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带到延安，从而为毛泽东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的回忆录中对他的评价：“曾中生同志是个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这里有一个插曲：早在曾中生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时，曾与一位女同志黄书莲同在南京开展兵运工作，后又一同调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两人产生感情，并结成夫妇。婚后，曾中生又被调往鄂豫皖，新婚的妻子则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后又任闸北区女工部长。抗战爆发后，黄书莲易名黄杰，迢迢来到延安，却悲痛地得知曾中生已遇难。后来，她与被张国焘杀掉妻子的徐向前结为连理。）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早年从军，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后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曾中生回国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他很早就对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思想有所认识，也阅读过毛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两人虽处不同地方，思想却是相通的。1930年，曾中生被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后又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六届三中全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赴鄂豫皖根据地，此后相继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曾中生是善于领导和指挥根据地战事的将才，他率领鄂豫皖军民胜利击溃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随后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不仅如此，他还善于开展根据地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鄂豫皖就成为拥有人口250万、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而当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来到鄂豫皖时，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
　　按照王明中央的要求，张国焘是来“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的，于是中共鄂豫皖特委被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张国焘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则只是红四军的政治委员。随之，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开始狂热地推行左倾“新政策”，尤其致力于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这一系列的“反对”也就具体到了曾中生、许继慎（红十二师师长兼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等人头上，因为他们敢于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特别是在红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等问题上，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张国焘要指挥部队打安庆乃至南京，曾、许则主张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来牵制敌人。根据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谁对谁错，这是不难看清楚的，然而张国焘认为这是反对中央。张还指责许继慎等“保持军阀和土匪的习气”，结果他势大压众，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并且依靠红军将士的顽强战斗力攻克了英山城。但在部队休整时，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山、周维炯等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愈加感到张国焘的作战计划实属冒险。他们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作战方案，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在曾中生等人指挥下，红四军很快开辟和恢复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牵制了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这本是应予表彰的战功，张国焘却猜忌难忍，来信指责曾中生等“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曾中生等人一方面联名上书中央，一方面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充分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以辨明是非，最后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可以想见，正是这一举动惹恼了张国焘，他必欲置曾中生等人于死地了。
　　一场杀戮随即来临。张国焘布置了红四军的“肃反”，撤销了曾中生的政委职务，改派陈昌浩接任。随即，许继慎、周维炯等被捕。在白雀园，又是腥风血雨，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等被用担架抬进审讯室，张国焘亲自审讯，他蛮横地拒绝任何申辩，在“公审”之后，便残忍地将许继慎、周维炯等秘密处死。对于曾中生，鉴于其威望，张国焘还不敢立即杀害，他以“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为由，将曾中生调离部队考察，而这一处理结果也得到了左倾中央的认可支持。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组成，随后独立师也组成，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让曾中生担任独立师师长，这支部队随即战功赫赫。不久，张国焘反“围剿”失利，计划向西退却，在1932年12月的小河口会议上，曾中生指责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而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曾的批评代表了大家积蓄已久的意见。据原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祁德林回忆：“那天曾中生真是勇敢极了，他面对着张国焘这个谁也不敢惹的党内霸王，列举种种事实，进行了有根有据的批评。”此前飞扬跋扈的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于是表面上接受了意见，还假惺惺地表示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其实，张国焘对曾中生一直耿耿于怀，伺机要除掉曾。就在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根据地，曾中生协助总指挥徐向前屡建战功之际，张国焘却在暗地里布置着秋后算账的阴谋。也是在红四方面军呈极盛状态之时，张国焘磨刀霍霍，把曾反对过他的邝继勋、余笃三秘密杀害，又软禁了廖承志，进而孤立了曾中生，最终又将曾关押并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以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此后曾中生就被监禁了起来。
　　曾中生是不屈的。在狱中，他回顾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的经验，凝神撰写了一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军事著作，这也是他的遗著。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据说毛泽东曾在毛儿盖与张国焘会见时询及曾中生，言词中颇有关切之意，对此张含糊其词，只诡称曾的身体不好，还在后方休养云云。狱中的曾中生获悉后，兴奋地上书中央，郑重地表达了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自己的要求，并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据说当时的党中央也已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于是提出释放曾的要求。张国焘害怕了，他扣押了曾中生的上书，同时也拒绝党中央派人与曾见面的要求。
　　红军长征即将全胜之际，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卓克基，张国焘派人用绳索将曾中生秘密勒死。为掩人耳目，他让人在杀了曾中生之后，又故意向天上放枪，并且大喊大叫：“曾中生逃跑了！他向敌人投降了！快追呀！”随即煞有介事地派人在山上搜来搜去。
　　曾中生之死的消息被张国焘严密封锁。半年后，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还特意请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要接受历史教训，进行检查”，并要他对曾中生“须保全其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同时希望保全廖承志的性命。（因为会画画，能进行宣传工作，廖承志才得以保全性命--作者注）

　　“龙潭三杰”之一胡底之死

　　另一位中共烈士胡底，也死在张国焘手里。
　　胡底，中共“龙潭三杰”之一，曾与李克农、钱壮飞在上海和天津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赴苏区根据地，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长、侦察部长、红军工作部执行部长等，长征时为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
　　李克农后来曾无限感慨地说：“三杰”， 钱壮飞是死在长征途中的，没想到胡底也死在了长征途中，然“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三杰”都从事过红军演剧队、宣传队的工作，他们也都是出色的编剧和演员，胡底和钱壮飞、李伯钊等还筹建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
　　胡底年仅30岁而死，真是可惜。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与张国焘发生了争论，最后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头北上。胡底随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行动。兵至阿坝，张国焘突然下令全军以及受到裹胁的右路军的一部南下，从而与毛泽东和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形成分裂之势。胡底对此十分气愤，遂在行军中有所表示，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不仅给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并诬“三杰”为“国民党特务”（其时钱已死难，李在右路军）。此后张国焘对胡底不仅降低待遇（取消乘马和勤务兵），让他带病行军，而且予以严密控制。最后，行至草地的松岗地区（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一偏僻处，张国焘下令处决了胡底，同时杀害的还有许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