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李宗陶）

嘉壹书斋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10年私塾形成了他的知识结构，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了他一生。成为政要后，他的大量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轨迹中历历可寻。
　　在他的幕府里，年长他17岁的赵戴文（字次陇）是民国时山西惟一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职蒋介石国民政府中枢——国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然而不论他身在何处、官居几品，始终是阎锡山的首席辅弼。赵对人说：“我与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阎则说：“次陇与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饱经波涛，虽有危及身家之虑，亦未尝忧形于色。”
　　为父守制期间，阎锡山曾给赵戴文写信，提及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几尽为先严生时所住用，触目伤心，离宅居住稍可减少感痛。二十余年从政非特无暇读书，亦且无暇思过，每觉名牵物诱，应事接物常处于被动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动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断牵诱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来不足，只有求补之之一道。同声相应，同性相辅，补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补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间，处于凄凉惨淡之境，痛思己过，加以克伐。
　　阎锡山最愿意与手下文士谈的，是他一生奉行的“中”的哲学——
　　中在哪里？中就在事物之中。
　　如何识得这个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便是中。
　　如何掌握这个中？叩其两端，而用其中。
　　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中是不是变化的？事物是时变的，万变的，中是不变的，但不能执中，要求时中。唯心偏，唯物也偏，摞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摞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1924年5月，到太原访问的印度诗人泰戈尔问阎锡山：东方文化是什么？阎答：是中。泰戈尔问什么是中？阎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这个“中”。泰戈尔问：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阎锡山说：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们想要找，去乡间还可以找到一点。
　　跟幕僚开会，对他们的意见，阎总用两句话回答，一句是“你说得好”，一句是“你说得对”。说好的不采纳，说对的采纳。时间长了手下才明白过来：原来，好并不等于对呀。
　　阎锡山自有说法：对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对在不对的中间，不在不对的反面；不对的反面，还是个不对，不对与不对是相对的……偏与倚，过与不及，都是不对。唯中与对是绝对的。”
　　“中”渗透此人骨髓，影响到方方面面，比如用人——阎锡山常说：“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好人，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一有机会就为自己图谋私利，如不预为防范，小则营私舞弊，大则图谋造反。因此他用种种手段使同人互相监视，甚至互相摩擦，由他操纵支配，无论远近亲友，都不例外。
　　阎锡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阎伯川先生感想录》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种人才。
　　“聪聪明明的坏人，与糊糊涂涂的好人，皆不可使之任要职。”
　　阎锡山身上既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近代文明的影响，也有封建意识的遗传基因。他的讲话叫“训话”，他看过的信批“上阅”，他亲复的信批“上复”，他的手批称“手谕”，冠之以天干地支，这是所谓“申东手谕”、“壬寒手谕”的由来。
　　他的迷信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内室常设香堂，剪子巷吕祖坛的扶乩生常被找来问福祸。抗战前有一回迎接蒋介石到山西，在哪里迎很费了一番周折：在运城（运成），那可不成，最后选在介休，让老蒋休了才妥。

　　学延安，蹲窑洞；学土改，村公有

　　正因为“中”的思想，阎锡山能从中共各方面汲取长处。他看到了旧军的弱点，研究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办法与经验，得出结论：“军官能力的军队不如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如主义能力的军队。”于是他依靠以薄一波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筹建新军“青年搞敌决死队”，并仿照八路军的建军制度，在新军中普遍设立政委制。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山西军、政部门撤至临汾。他仿照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了“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口号，仿照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订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当时延安有个学校叫“抗大”(抗日军政大学)，阎锡山在临汾也成立了一个“民大”（民族革命大学）；一到秋林、克难坡，阎锡山就仿照延安挖了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同时修食堂、盖舞台、建礼堂、兴水电，使得秋林、克难坡的夜景像是个小延安；中共历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延安有成群结队的女兵，阎也标榜提高妇女的地位，布置各校招收女生，培养女干部。于是秋林、克难坡街头也不乏身着戎装的“女兵”；延安提倡勤俭朴素、艰苦奋斗，阎也要求禁绝烟赌赃欺，官兵干部待遇以及服装也较国民党中央军简朴；延安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阎也使秋林、克难坡的生活紧张化，机关干部每天8小时工作外，须出席早晨6点由阎主持的“朝会”……
　　当1935年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从南方苏区向北方蔓延时，阎锡山在“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的主张。他还几次提到“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将私有土地拿来分给贫农，使贫农同情于他，成为拥护他的基本分子。所以他是以平分一切土地取得农民拥护为其革命手段，是摧毁现在政府建设的基础。”
　　早在1920年代，阎锡山提出过“田由公授”的主张，他深知土地问题是这农业国家的命脉。10多年间，因为战乱与动荡，农村破产情况普遍，自耕农降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降为雇农佃农，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主手里。如此趋势，“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终岁劳动，不得一饱”。
　　他认为汉之王田、晋之占田、北魏之均田、隋唐之班田、宋之限田，都是限制土地集中的办法，但没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老是走循环路线，由集中到重新分配，由重新分配又恢复集中的过程。”
　　他想出的办法是动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将土地收归国有，而是收归村有，希望在实行土地分配时有村人理解，手续也简便易行。
　　他督导制订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大纲》一共13条。主要款项是：凡满18岁的村民，就有权向村公所领一块田，到58岁，还给村里；那些不下田耕作的人，必须交不劳动税。
　　这份大纲在当时引发许多评论，有的人认为它在理论上存在许多缺陷和自相矛盾之处。
　　阎锡山在老家五台县的几个村试点，苦口婆心劝说富人们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把多余的土地拿出来，以无利公债收买，遭到富人的强烈抵制。结果，不了了之。
　　正如当时某些评论指出的：解决土地问题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习惯、利益的重新分配，实际上是要触动甚至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远没有阎锡山设计的那样简单。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在不损害所在阶层利益前提下的一种改良，以挽救走向没落的命运，却遭遇非议和责难，这不得不算作既得利益阶层的悲哀。但阎的努力，对19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和改造农村运动，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
　　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跑来跑去，守不住“没奈何碉”

　　1945年8月9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曾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即停止内战，长期合作，建设新中国。阎锡山大为不满，他在刚刚结束的上党战役中吃了大亏，损失了13个师。
　　阎锡山认为中共的优势主要在于政治，善于宣传，因此始终视为劲敌：“天下少有比共产党会说的，翻过来折过去都有理。”
　　1946年，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时，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向山西解放区进攻。当时他推行“兵农合一”政策，虽然描画得很好，但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当时流传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大致讲出了民意。兵农合一最终导致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对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周围修建了大约一万个碉堡，样貌跟阎的性格一样复杂：一层到多层不等；材质有砖、石、钢筋水泥；形状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功能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这些都是他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
　　“这完全是他幻想的产物，并非可行。”但凡军事工程军官对这些古怪设计提出意见，阎就会大发脾气。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战史上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一块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承受至少800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经没办法修建工事，只能用尸体堆积掩护。阎锡山的部队攻势猛烈，防御顽强，几近疯狂。徐向前的部队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昼夜厮杀。
　　战斗接近尾声时，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因大量积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不肯撤后，前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心寒。战事稍稍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达一米厚，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8500多人。
　　身边人描摹1947年以后的阎锡山：“如热锅里的蚂蚁，团团乱转，每天拄着手杖，几个卫士跟着，一会儿到参谋处，一会儿到作战组，内北厅、外北厅、中和斋，跑来跑去——这是他想问题时的习惯；此时更形焦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面色黧黑，眼眶深陷，性情变得粗暴，逢人便骂，对卫士稍不如意，举杖便打，不仅拿公文请示的参谋、参事，怕与之见面，能避则避，就是伴随他的五妹子阎慧卿，这时也收敛了。”
　　有一次，阎锡山特地招见美国驻太原的新闻记者。桌上摆着500小瓶毒药水，门外停着一口棺材，阎锡山对记者说：“咱阎某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咱就和咱的干部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还令侍从给他物色一个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随身带枪，事到临头将他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1949年3月28日晚，阎锡山的内室悄无声息。手下已伫立良久，他才睁开眼睛说：“你坐下，拿支笔，咱说你写。”阎向美国政府求援：“如能支持十万日军俘虏，拨飞机200架，归阎某指挥，定可横行华北，扑灭共产军。”他委托早有款项交存的美国凯因公司向政府游说。手下问：“凯因公司是商人角色，怎么能叫美国政府这样办呢？”阎锡山说：“你不懂得，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与政府有直接关系，你去办吧！”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带了六七个侍从，秘密溜出南门，在汾河西洪沟小机场，乘坐陈纳德替他准备的一架小飞机，逃往南京。
　　1949年4月23日午夜，太原城破在即，阎锡山电报五人小组：“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
　　4月24日上午，解放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钟楼一侧备汽油和木柴，然后进入钟楼服毒自杀，在副官点燃的冲天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服毒的，还有阎锡山钟爱的五妹阎惠卿。
　　梁化之自杀前后，特种警宪指挥处的部分成员也先后服毒或开枪互击。阎锡山到台湾后，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
　　这故事曾被编入台湾小学课本，被称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李敖童年时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解放太原用了整整6个月，攻守双方伤亡均在3万以上。破城一个多月后，章士钊、邵力子写信给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1949年12月9日，民国行政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教育部长杭立武即将逃往台湾。
　　众人候在机场，惟阎锡山样子奇怪：他带着两只箱子，寸步不离身，一只坐着，另一只放在手边；他神情恍惚，身体微摇。这两只箱子里都是金条。
　　多亏这些黄金，让他晚年能在阳明山麓独占一隅，建起一座碉堡式建筑，著书（70多岁出版《三百年的中国》）、会友、“观察宇宙”，安度余生，不必多看蒋介石眼色。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失败，不是兵力不够，是政略不够。如我们对二百万日本精兵，能守住西南半壁，而不能对抗装备甚差的三万共军，即是明证。共党以其主义、政策、政略，组织起民众，造成面的战略，以明击暗、以大吃小的战术，是超历史的做法。”
　　阎锡山死于因感冒引发的肺炎和心脏病，走完78年人生路。他生前曾作了一些挽联，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贴在墓地。其中一副道：
　　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
　　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50年来，他的侍卫官井国治、张日明等人一直看守着这座碉堡。他的灵堂里香火不断，除烛台、鲜花、素果，供桌两侧还摆放着其著作《三百年的中国》、《阎百川先生要电录》等。80岁出头的张日明对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说：“这几年有山西来的客人，或研究阎锡山的学者来过。有兴趣看看，就带几本回去吧！”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3期 作者：李宗陶 原题为：《阎锡山 能成大事业，难得大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