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为何能屡次脱险：红四方面军不停提供情报。

嘉壹书斋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长征组歌中人们所熟知的歌词，四渡赤水毛泽东本人称为平生的得意之笔。那么此战“奇”在什么地方？红军能迂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1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除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红军的英勇之外，还得益于什么呢？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3万多人仍处在敌150个团30多万人的围追堵截之中。从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1月19日至2月10日，红军最初的打算是从重庆上游北渡长江，但遭到川军顽强拦截后，证明原定计划不易实现，于是一渡赤水西进，在川、滇、黔边寻求机会。2月11日至3月1日，红军二渡赤水，出敌意料，杀了一个回马枪，取得了第二次攻占遵义的胜利，一方面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一方面使红军获得相对宽广的活动空间。之后，红军故意在川、滇、黔边徘徊，迷惑敌人。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附近向西第三次渡过赤水，使敌人的判断错误，吸引敌人向赤水两岸围拢。
　　正当国民党各路“追剿”大军奔向川南时，毛泽东又率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秘密回师黔北，然后一举强渡乌江，把大部分敌人抛在乌江北岸。4月1日至5月9日，此间毛泽东继续以疑兵干扰敌人的视线，先在乌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东返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架式，后在贵阳城下示威，诱使蒋介石将滇军东调。红军由黔西南兼程前进，进入云南后日行百里，如入无人之境，从容渡过金沙江，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
　　从四渡赤水每个重要转折点来分析，其背后都有准确的情报支撑，从而演绎了这一世界经典战役。
　　《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实》一书中提到：“当时红四方面军总部有一位电讯专家叫蔡威，居然破译了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电报密码。从电讯侦知：中央红军已经剩下不到3万，而且陷入四面围剿之中，在黔、滇山区飘忽，方向不定。”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回忆说，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使之能清楚地了解周围的敌情，蔡威和他等人开始以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码。蒋军的密码十分难猜，开始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能译出一部分字，经过逐步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军的密码。并将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敌军的部署、兵力、行动方向等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总指挥部，经分析整理后，由方面军领导人审阅，再用电报拍发给中央红军。由于中央红军的电台处在行军状态，方位不断变化，因此蔡威带领电台全体同志坚持全天守听，定时呼叫联络。只要中央红军一宿营，昼夜立即通报。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是这样描写的：“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方向行进时)。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报，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也这样提到：“我军一边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动向，及时用电台向他们提供情报；一边调整兵力部署，积极进行强渡嘉陵江的准备。”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由于敌人的疯狂围追堵截，迫使中央红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无法停下来与各地红军联络，更无暇侦听敌军的电台。此时，红四方面军以蔡威为主的二台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红一方面军到宿营地，红四方面军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红一方面军。
　　朱德总司令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们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这些史实都充分映证了蔡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二台，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所作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