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相荆公王安石成就。

潇洒一生

　　“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成果颇丰。其诗作不仅数量多，且自成一家，在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其散文语言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在措词与语气上也极具特色；其词作数量虽不多，但艺术性很高，且开创了词坛豪放的先声，对后人影响巨大。
　　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世称荆公。王安石出生于官宦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北宋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事、舒州通判等。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以及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并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①熙宁初，王安石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但变法改革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于熙宁七年辞去相位。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变法派内部分裂，特别是由于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无法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尽管变法未能最终成功，王安石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名相。
　　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王安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②可见，王安石把“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因此，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文学创作上，王安石有着多方面的成就，《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和《临川先生歌曲》等为王安石之存世佳作。
　　诗歌方面。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有特色。他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③
　　王安石前期诗歌多属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这一时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抒发了自己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当推行新法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写了《众人》、《赐也》、《孤桐》等诗进行回击，表现出他对于变法毫不动摇的意志。王安石前期以咏史和怀古为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宰噽》、《韩信》、《范增二首》等都是有感而发，寓意深刻；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形象上寄托了作者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如《入塞》、《西帅》、《阴山画虎图》等都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如《旅思》、《登飞来峰》、《别孙莘老》等都是难得的佳作。
　　王安石罢相后的隐居生活，给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创作了不少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歌元丰五首》、《后元丰行》等描绘了人民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其他如《杖藜》、《梅花》、《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如《示宝觉三首》、《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如《南浦》、《染云》、《江上》等，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题材内容虽比较狭窄，大量写景、咏物，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④在艺术上，王安石的近体诗多仿杜诗句法，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古体诗不仅明显地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具有劲峭雄直之气，而且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叶梦得的评语“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⑤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从诗体来说，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此外，在他的提倡下， 集句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派的影响，开创宋诗局面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坚、杨万里等多受其影响。
　　散文方面。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立意非凡，观点鲜明，分析深刻，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与逻辑性。他较少注意文章气氛的酝酿，而是针砭时弊，以议论性居多。王安石借散文来阐述自己的政见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进行严加剖驳，言简意赅，措词得体；而《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则洋洋万言，体大思精，梁启超以为此文乃“秦汉以后第一大文”。⑥
　　第二类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原过》和《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和《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极强；《闵习》和《知人》则笔锋锐利，寄慨深远，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
　　第三类是人物论和史评。《子贡》、《鲧说》、《伯夷》和《读〈孟尝君传〉》等，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奇美特绝”。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堪为短文中的杰作。
　　第四类是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周礼义序》、《诗义序》等，行文“简而能庄”，字字着力，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答吕吉甫书》，释憾解怨，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了他磊落的胸怀。此外，记叙文也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先大夫述》，语言朴实，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却很鲜明。还有许多墓志碑文、祭文、杂言韵文、赠序、小品文、山水游记散文等多种题材。
　　王安石的散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具有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
　　词作方面。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今存约二十余首，但艺术性却比较高。《别馆寒砧》和《金陵怀古》是不可多得的名篇。前者遒劲清新，“意致清迥”；后者风格高峻，“颉颃清真”。完整的《王文公文集》虽不以词作著称，但他的词“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⑦《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被赞为咏古绝唱，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宋词豪放派的先声。
　　王安石为文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杨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总观其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文学主张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不少诗文，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