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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秘:中国为何放弃日1200亿美元战争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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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2-3-12 12:0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核心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 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 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 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 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 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 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 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 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 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1987年6月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在回答对日本关系有何见解和忠告时,邓小平告诫: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他们始终没有忘记从另外的角度解释日本战后宪法,没有忘记制造中日之间的隔阂,这是很不幸的事情。
      1987年6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出席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双方正式成员。在谈到目前中日关系的状况时邓小平指出:日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说中国方面没有责任。对历史的认识,对历史的评价,要强调以新的向前看的态度,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的纠葛。现在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对这些问题中国采取了最大的克制态度,包括说服人民。
      中日关系应看远一点1987年9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冢本三郎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把中日关系看远一点,短视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在“光华寮”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大一致。你们看作是法律问题,我们认为是政治问题,分歧就在这里。在处理国家关系时,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能离开政治原则。
      1988年4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特使、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邓小平强调:我们两国的关系一般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最近这三四年,从教科书问题开始,总是不断发生一些麻烦。值得指出的是,你们称为右翼势力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活动应当引起警惕。如果对这些活动处理得过分软弱,就会助长他们的气焰。他们的目的就是破坏中日友好。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孤立起来看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这种破坏力量的所作所为势必要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应。
      钓鱼岛可留下一代解决1978年8月1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指出:中日两国建交是稍微晚了一点,现在需要把时间赶回来。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
      1978年10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福田赳夫举行第二次会谈。邓公在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984年9月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参议院议长弗朗切斯科.科西加。邓公指出:中国有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与日本有钓鱼岛问题,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有南沙群岛问题。世界地图上,南沙群岛历来被划为中国领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按照历史,收回这些领土。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是否可以避开主权,采取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国家搞共同开发的办法?中国是一个大国,要解决这些问题总要有点新的办法。
      斥日篡改侵华史1982年7月2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邓小平强调:这个问题要抓。要针对他们所说的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
      1982年10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谈到日本修改教科书问题时邓小平说:在日本的教科书中,实际上是用军国主义的精神教育后代,这样,怎么谈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呢?所谓世世代代,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只是下一代,还有好多好多代嘛!
      1985年10月11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邓小平强调:这些年我们没有给日本出过难题,而日本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还有蒋介石遗德显彰会问题,是给我们出了很大的难题。因为这些问题一出现,人民就联系到历史。
      1986年8月5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注意到日本政界有些人很强调日本人的感情,请他们注意不要忘记还有个中国人民的感情。正确对待历史也是对日本人民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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