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第一豪族——琅琊王氏。

潇洒一生

　　这是一个宰相辈出的家族，这是一个横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簪缨世家，这是中国的第一豪族。
　　这个家族拥有一把神秘的传世宝刀，在一个神奇的预言下，一代代传刀人将宝刀传了三百年。
　　这个家族以儒学起家，以孝悌播远，然后以谈玄奠定头等士族的地位，以玄儒双修开启中国的门阀政治时代，最后又致力于回归儒学正统。当其处于巅峰状态，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
　　这个家族拥有独到的家法，家族子弟与世推迁，平流进取，他们追求权势，但绝不觊觎皇位；当权势过盛时，就会主动损益保家。
　　这个家族子孙绳绳、瓜瓞绵绵，有“卧冰求鲤”的至孝王祥，有号称清谈领袖的名士王衍，有一手开创东晋半壁江山的名相王导，有旷古绝后的大书法家王羲之，还有为频繁更替的南朝新皇传递玉玺的王氏群像……他们共同演绎出来的一部家族史，宣示着一个“不王而王”的至深哲学。
　　事实上，这部家族史更是一部中国贵族史的精华版，但当门阀士族阶层这一特殊的现象退出历史舞台后，琅琊王氏也就回归到普通百姓的层面了。
　　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罢黜百家后的一代纯儒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人，历武帝、昭帝、宣帝、元帝四朝，世居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市东北），官至谏议大夫，被尊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他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起的一代纯儒，为了倡行经学和礼制，他廉正敢谏，屡经挫折而不悔，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王吉之子王骏、孙王崇在西汉末年都曾位登三公，他们祖孙三人创造了琅琊王氏兴起之际的短暂辉煌。
　　1、琅琊地望的第一次闪耀
　　按照历来的说法，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太子晋之后，二者前身的分岔，出现在王翦的孙子王离之时。
　　王离长子王元和次子王威，在秦末乱世搬迁到琅琊皋虞居住；后来次子王威又搬离皋虞，到了太原郡，在那里开创太原王氏；而长子王元则一直定居在皋虞，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
　　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王元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寻，经过几十年，他大概在皋虞这个地方平静地谢世。他的后几代，也没有什么显达，直到西汉中后期王吉的出世，这支王氏才开始见于史载。
　　据琅琊王氏自撰的世系表，从王元到王吉之间的传承链条是这样的：
　　王元→王忠→王浑→王曜→王袭→王吉
　　从这个传承关系来看，王吉是王元的第六世孙。由此上推，他应是王翦的第九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三世孙。
　　但是，王吉以上、王元以下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人物，没有一个见于载有《王吉传》的《汉书》，不仅如此，就是在颇多附会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没有这么详尽的记载，而且《新唐书》与琅琊王氏的自撰世系表还有互为矛盾的地方。譬如，前者说王吉是王元的四世孙，而后者显示的却是六世孙。
　　如同太原王氏不把王威尊为开基始祖一样，琅琊王氏也没有把王元尊为开基始祖，而把王吉尊为开基始祖。之所以这样，大概有两个原因：一、王元是不见于汉代史书记载的一个人物，而王吉则是《汉书》中记载的一个很有名望的儒士，所谓郡望，一定是一个家族在一个地方显达得令人仰望，王吉在这一支王氏中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二、虽然王元最早迁到琅琊，但他居住在皋虞，《新唐书》显示，直到王吉时才迁居临沂都乡南仁里（今山东临沂市兰山区），而琅琊王氏一直把南仁里作为他们的地望，所以尊王吉为开基始祖似乎更合乎情理。
　　但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疑问，《汉书》中只说王吉是琅琊皋虞人，并没有说他后来搬到了其他地方；说他搬到临沂的，仅仅是《新唐书》的记载。
　　琅琊郡是秦朝推行郡县制时设立的，西汉时郡、国并行，原琅琊郡分成包括琅琊国在内的好几个郡国，皋虞和临沂大都包括在琅琊国内。皋虞的地盘在今天山东即墨市东北，在那里，至今还保留着王吉墓群。王吉墓群有26座坟墓，占地50万平方米。据称，除了王吉，他的儿子王骏、孙子王崇都葬在这里。
　　这说明，王吉一族直到孙子辈手里都还没有搬离过皋虞。有专家认为，王吉后世搬到临沂，是东汉时候的事情，《新唐书》将这次搬家提前，未免带有因事设人的味道。
　　尽管有这么多的错漏，王吉作为琅琊王氏开基始祖的地位却是公认的，正是因为他和他的祖孙三代在西汉时期所形成的“累世之美”，才使得琅琊境内的王氏家族第一次闪耀于历史前台。
　　王吉，字子阳，他的准确生年已不可考，根据推测，应出生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6年在位）后期，历武帝、昭帝、宣帝和元帝四朝，卒于汉元帝上任的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
　　根据《汉书》的记载，王吉在早年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主要担任过云阳县令、昌邑王中尉、益州刺史、博士、谏议大夫等职，他廉洁奉公，耿直敢谏，由此招来仕途的多艰，后半生很长时间都归隐乡里。他之所以能后世留名，主要是基于他在颂扬儒学方面的矢志不移。
　　2、三篇奏疏串起的颠簸仕途
　　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就取得了在思想文化界的正统和主导地位。汉武帝批准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教授五经，吸引大批全国各地的贵家子弟来此求学，早年的王吉就是这批子弟中的一员。
　　从史载来看，他是携妻子一起来到长安的。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旁边租房考研一样，王吉在长安也是租房学习，结果引出一段故事来。
　　王吉租的房子恰好与房东隔着一道墙，有一天，他的妻子看到房东家的枣树枝叶伸到了墙的这边来，上面垂满了枣子，就伸手摘了几颗，拿给王吉尝。王吉当时并不知道这枣子是买的还是偷摘的，就吃了，后来才知道真相。知道真相后，他采取的措施是，休掉妻子。
　　休妻的事传到房东的耳朵里，房东觉得很过意不去，认为是自己的枣树惹得祸，就要把枣树砍掉。这时，周围的邻居们全跑过来，他们一边劝房东别砍树，一边劝王吉把妻子接回来。好在王吉听人劝，他真的就把妻子接回来了，最后重归于好。
　　这样，在他们居住的那个小区，就流传开来一句顺口溜：“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故事反映，从很早的时候起，王吉就树立了按照儒家礼治思想和道德规范行事的坚定志向。
　　王吉推行儒学，集中反映在他流传于后世的三篇奏疏上，这三篇奏疏，两篇是上给昌邑王刘贺的，一篇是上给汉宣帝刘珣的。
　　王吉任汉昌邑王的中尉，是在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6年-前74年在位）时期，中尉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王国内的兵马。
　　昌邑国位于今山东巨野县南，昌邑王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汉昭帝的侄儿，此人一向骄奢淫逸，尤喜游猎无度，他手下的人只知溜须拍马，唯有王吉和王国内的郎中令龚遂每每引经据典，陈说厉害，甚至声泪俱下地进行规劝。王吉写了一篇《上疏谏昌邑王》，整篇奏疏都在援引经书中所倡导的古礼，要求刘贺懂得儒家的治世修身之道。刘贺哪里听得进去，他依然我行我素。
　　但这样的人偏偏能碰到好运，公元前74年，年仅21岁的汉昭帝驾崩，由于没有子嗣，当时独揽大权的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计议，决定立昌邑王为皇帝。
　　消息传到昌邑国，刘贺欣喜若狂。王吉深知刘贺的德行，他赶忙又上了一封《奏疏戒昌邑王》，指出昭帝新丧，刘贺应该表现出悲痛的样子，要对即将到来的帝王大业表现出一种慎重来，尤其要对劳苦功高的霍光表示出敬重。
　　刘贺根本顾不了这些，为了早日到达长安，他一路狂奔，累死马匹无数。刚到长安，他就把他的二百多名手下全部封官进爵。他向全国发出诏令，短短时间之内，要求各地为他办的私事就多达1127件。他不顾尚处居丧期间，每天饮酒取乐，玩狗斗马，还大肆淫乱昭帝宫女。
　　眼看形势不对，霍光与太后商量，果断下手，废除了刘贺的皇帝位。这个毫无理智的家伙只当了27天皇帝，即被遣送回家，他带到长安的臣属因为“不举奏王罪过”，被统统下狱诛灭，只有王吉和龚遂，因为有曾谏诤的记录，免死削发，罚去修筑城墙。
　　这次事件对王吉的打击是很大的，他告诫他的子孙，从此“毋为王国吏”。
　　刘贺被废后，霍光立汉武帝的曾孙、在民间长大的刘珣为帝，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上台后，曾先后两次召集儒士讨论五经异同；他还不计前科，征召王吉做官。王吉从益州刺史，做到太学博士、谏议大夫。
　　就在谏议大夫任上，他写出了《上宣帝疏言得失》。在这篇奏疏里，他秉承此前的一贯主张，向皇帝推销儒家的治世思想；他引用孔子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大谈特谈儒家的礼治秩序。他尤其强调“夫为妻纲”这一条夫妇之礼，其中提到列侯娶公主为妻，结果变成“使男事女，夫拙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他要求当今的皇室嫁女，应该像当年帝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虞舜那样，使女儿始终跟随自己的丈夫。他还说到，皇帝对待外戚，可以多给财物，而不可许以官位。
　　但出乎意料的是，汉宣帝对王吉的谏言反应很冷淡，认为这是“迂阔”之言，是以古非今的“俗儒”之论。王吉其实不知道，汉宣帝虽然重儒，但他实际上是推行“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杂用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汉宣帝有一次和他的太子刘奭一块吃饭，刘奭对父皇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他认为儒生以“名实”蛊惑人心，使人不懂得遵守法度，是不堪大用的。为了这事，汉宣帝差点把刘奭的太子位给废了。
　　因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采纳，王吉很失望，他便借口生病，辞职回琅琊老家隐居去了。
　　据推测，王吉隐居的时间，长达十多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驾崩，刘奭即位，这就是汉元帝。相对来说，汉元帝的重儒思想要重得多，就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即前48年，他征召王吉入朝为官。
　　与他同时被征的还有另一名经学名士贡禹，史载贡禹与王吉一直是好朋友，当时流行一句话，叫“王阳在位，贡公弹冠”，意谓王吉要当官了，贡禹也把帽子上的灰尘弹弹，准备去赴任，后来由这一句流行语衍生出一个成语：弹冠相庆。
　　只是可惜，后来贡禹赶到朝廷，做成了官，而王吉却在半路上生病去世了。他一生的宏愿终究未能得以实现。
　　3、三代积起“累世之美”
　　王吉的官位不高，且时断时续，他的崇儒之志也未得实现，但他的声名在当世就颇有影响，后世学者评价他是一代“纯儒”，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儒士。
　　王吉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他的儿孙辈，他的儿子王骏主要活跃在汉元帝和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年-前7年在位）时期，王骏的出仕之道几乎与王吉如出一辙，也是通过举孝廉进入官场的。由于有王吉的令名在前，王骏曾得多位显宦举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经学家匡衡就是举荐者之一，通过匡衡的举荐，王骏成为谏议大夫，达到他父亲当年的官位。不过，匡衡后来任宰相，王骏却反过来奏免他。抛开个人恩怨不说，王骏为政直谏、不避势利的性格，应该酷似乃父。
　　王骏后来还做过京兆尹，官声颇好，最后做到御史大夫，在当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为“三公”，王骏已是位登三公。据载，在早年，王骏的妻子死了，他不再继娶，反映了一个儒者以道德纯正处世的一面。
　　王骏的儿子王崇大约与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王霸生活在同一时期，即两汉之际。他先后在地方作过刺史、郡守，汉哀帝刘欣（公元前7年-前1年在位）时期，被提拔为御史大夫，像王骏一样位登三公。
　　但王崇后来一度被降职，到汉平帝刘衎（公元前1年-公元5年在位）时，王莽独揽大权，将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王崇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大司空，封扶平侯，可谓二登三公之位。但王崇的这次任职时间并不长，他像王霸一样，很看不惯王莽的篡位举动，便以病辞职，归隐乡里。
　　《汉书》中的王吉本传说，从王吉、王骏到王崇，王氏祖孙三代为官期间，都极为清廉自守，不积余财，离官去职回到家里，则是布衣疏食，为天下人所叹服。
　　王吉祖孙不积余财，却仅仅经历三代，就蓄积起了为时人称道的“累世之美”，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以致魏晋时候的琅琊王氏，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都会带着十分自豪的口吻说：我是“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
　　但自王崇之后，琅琊王氏却变得衰没不显，它的烜赫时代，需要经过两百年的沉寂之后才能到来。

    以登峰造极的孝悌起家

　　王祥（公元185年-269年），字休征，琅琊临沂人，历东汉末年、曹魏、晋初三个阶段，官至太尉、太保。他以孝著称，凭着“卧冰求鲤”的举动而入选《二十四孝图》，更凭着这一声名开启了琅琊王氏长达三百年簪缨世家的历史。
　　王览（公元206年-278年），字玄通，王祥的同父异母弟，官至太中大夫。他以友悌其兄王祥而留名，被收录到《二十四悌图》中。琅琊王氏的豪族历史主要就是由他的直系后裔创造的。
　　1、发生在孝感河边的故事
　　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的白沙埠镇，有一个有名的孝友村，孝友村目前有3000多人，95%以上的人都姓王。这个村依河而建，一排排农家小屋掩映在绿树如烟之中。
　　流经孝友村边的河叫孝感河，当地人习惯于直呼它为“孝河”。1700多年前，就是在这一条河上，发生了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而今，在孝河莲池边的小亭下，还立有一块“晋元公王祥卧冰处”的石碑。据说这块碑为明朝嘉靖年间所立，嘉靖皇帝还特意为此送来了一块他亲自题写的“孝悌格天”的匾额。孝友村原本叫“南仁里”，自此，就改叫了现名。
　　从考据的角度看，王吉的后代从琅琊皋虞迁居同郡临沂都乡南仁里，应该发生在东汉时期。进入东汉以后，这一支王氏显得比较沉寂，很少有人物见于史传，所以，他们具体是在什么年代、由哪一代实现这次搬迁的，已很难考证。
　　王祥是琅琊王氏在沉寂两百年后骤然崛起的关键人物，《唐书》记载，他与王吉之间的世系关系是这样的：
　　王吉→王骏→王崇→王遵→王音→王融→王祥
　　从这个关系看，王祥是王吉的第七世孙。
　　但这种记载与《晋书》中王祥本传的记载却有所不符，在本传中，王祥的祖上只溯及到他的祖父，且他祖父的名字叫王仁，而不叫王音。另外，从王吉到王祥，对照他们二人大致的生卒年，相隔都在三百年以上，按照每百年平均传四代的算法，他们之间应该不只是传六代的规模。
　　这说明，《唐书》中的世系记载肯定存在错漏，错漏本身又进一步印证了琅琊王氏在东汉年间世系不继和衰落不显的事实。
　　沉寂或许是一种蓄势待发。王祥的祖父王仁曾任青州刺史，标志着这个家族再次抬头。但王祥的父亲王融却避而不仕，即使官府征召也不去。
　　王祥，字休征，出生在公元185年。他的母亲薛氏去世得早，父亲继娶朱氏为妻，生下一个异母弟，叫王览。根据推算，王祥比王览要大二十岁左右，在年龄上，他可能跟继母更接近。
　　王祥是个大孝子，父母有病，他总是衣不解带，汤药必先亲尝。但继母却是个褊狭刻薄的女人，常常役使他去干打扫牛栏这样最脏最累的活，还在王融的面前中伤他，致使他失爱于父。即使如此，他依然、乃至更加加倍地孝顺父母。
　　一个严冬，继母突然提出想吃鲤鱼，王祥就走到村前的河边去捉鲤鱼。那时天寒地冻，河面上已结上厚厚的冰，他抡起铁锹，要把冰层砸开，不料，冰层却自动裂开，从中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来。他兴冲冲地将鲤鱼拿回家，做给继母吃。
　　这当然十分离奇，后来，人们在这个基础上更加发挥想象，说是王祥看到冰厚难破，就脱掉衣服，卧在上面，试图用体温融化坚冰，演绎出“卧冰求鲤”的故事来。故事本身虽不可信，但它说明了王祥的孝心已经做到了极致，足以感动天地。孝感河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王祥的孝心可以融化坚冰，却不能融化继母比坚冰还硬的心。继母又想吃黄雀肉，王祥就去张罗扑捉，结果，黄雀竟纷纷自投罗网。
　　王家有一片李树林，到了夏天，果实累累。一天夜里风雨大作，继母令王祥去守住李树，不让果实被风雨打落下来。王祥哪有这本事啊，他就抱着李树向天哭泣哀求，结果还真灵，果实硬是没有掉下一颗来。
　　王祥的遭遇很像王姓血缘始祖之一的虞舜，不过，他比虞舜幸运，虞舜的弟弟与其父母一起，共同迫害虞舜，而王祥的弟弟王览却自始至终护着自己的哥哥。
　　王览才几岁的时候，看见哥哥被母亲责打，他就会抱着母亲哭泣，叫母亲住手；稍大，懂事了，他就用道理规劝母亲；如果母亲指使王祥去干不明就里的事，他就与哥哥一起去；母亲还虐待王祥的妻子，在王览的教导下，王览的妻子便陪着嫂子一块分担苦差事。
　　王融死后，因为至孝，王祥的名气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很大的影响。朱氏担心这样下去会妨碍亲生儿子的前途，决计对王祥下毒手。
　　一次在饭桌上，她给王祥斟上一杯毒酒，王览揣测到了母亲的意图，便抢着要喝这杯酒；王祥也估计其中有诈，硬是不给，兄弟二人便在饭桌前抢夺起来。朱氏见了，生怕毒酒被亲生儿子给喝了，便劈手将酒杯打落在地上。
　　从此，只要是母亲送给哥哥什么东西吃，王览都要先尝一尝，朱氏就再也不敢在食物里面弄手脚了。
　　王祥后来以他的事迹入选《二十四孝图》，王览则入选《二十四悌图》。无论是孝敬长辈，还是友悌兄弟，都是儒家思想中强调的德行，就王祥和王览的行为来看，他们既是基于亲情，也是基于理性。朱氏不是王祥的亲生母亲，他们二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而王祥却敬之如天，没有礼教的熏陶，怕是很难做得到的。
　　当然，也不排除其中的功利目的，在那个时代，孝行不仅仅会得到社会的褒扬，更是一个人进入仕途的重要条件。
　　2、一把神奇的宝刀
　　王祥侍奉继母时，正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那是曹操所描绘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重时代，他曾扶母携弟，避乱于庐江郡（今安徽潜山县一带），长达二十余年。
　　期间，有州郡邀他去做官，他都以有母在堂为由予以推辞。二十多年后，应该是已经进入曹魏时代了，继母去世，人们看见王祥居丧，面容憔悴，哀痛欲绝，必须要拄根拐杖才能立起身来。
　　继母既逝，孝心已尽，说到出山，王祥应该再也没有理由挡驾了。徐州刺史吕虔赶忙写来一封信，叫他去当别驾从事。没想到，王祥却又拿出新的理由来，说是年老耳背，胜任不了这样重要的工作了。王览见了，一再劝说，还亲自为哥哥备好车马。直到这时，王祥才应召上路。
　　吕虔是在魏文帝曹丕（公元220年-公元226年在位）当皇帝期间被任命为徐州刺史的。王祥去徐州，应该是在魏文帝后期，那时，他正好四十出头的样子。
　　别驾从事是刺史的副手，当年太原王氏的王允就是从这个职位上开始一路升迁的，现在，琅琊王氏的王祥也要从这个职位开始他的家族的辉煌之旅了，只不过他的开始要比太原王氏晚半个世纪。
　　吕虔对王祥特别信任，几乎把州中大小事务全部委任给他来处理。当时，徐州境内盗贼蜂起，王祥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烧上这些盗贼，经过一番密集打击，境内的不稳定因素全部被肃清。
　　史书用“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来形容王祥所取得的治绩。而当地老百姓更是用歌谣来称颂王祥：“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海沂即徐州，徐州临海，境内有一条沂河流过，故有此名。歌谣的意思，徐州的安宁和仓廪充实，都有赖于王祥的功劳。
　　传说吕虔有一把佩刀，一直深藏不用，这把佩刀，只有能登上三公之位的人才能佩带，而无此福分的人用了，则会反受其殃。吕虔自知享用不了，他看出王祥将来大有作为，便拿出这把佩刀，郑重地赠给了王祥。
　　这是一把命运的宝刀，自从王祥把它接过来，它在一代代琅琊王氏人中的神奇传递就开始了，每一个传刀人都必须负起整个家族的福祉与发展。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把刀有时是有形的，有时又是无形的，不管有形无形，我们都能看到这把刀在此后三百年间的一条清晰的接力路线。
　　作为第一棒，王祥拿着这把宝刀，在魏晋的官场上一直跑了四十年。
　　3、一哭一揖一遗训
　　曹操一代枭雄，英武盖世；他的儿子曹丕文武兼备，雄霸一时，可谓不输乃父。自从通过假托“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手里抢过皇帝宝座之后，曹丕励精图治，不舍昼夜。只是天不假年，他当了六年皇帝，就以39岁的年纪死去了。
　　从公元220年到265年，曹魏存世45年，期间经历过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五任皇帝，曹丕之后，每任皇帝不是短命，就是被杀、被废，真是应了那句话：一代不如一代。
　　主弱臣就强，在曹魏的很长时间里，司马氏家族独揽大权，从司马懿到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再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无不以强人面世。将曹家子弟玩弄于股掌之中。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等到司马家也以“禅让”的虚伪面纱从曹家夺过皇帝位之后，他们的后代也会走出一条跟曹家相同的命运轨迹。
　　王祥在曹魏的官场上慢慢地把官做大，他亲眼看到司马懿如何扳倒大将军曹爽，从而独揽朝政；他也亲眼看到王允的侄儿王凌如何不自量力发兵讨伐司马懿，结果遭致灭门。
　　他是曹魏的臣子，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头皮去与司马氏的刀刃一较软硬，他怀揣着那把家族的宝刀，在血腥的权力斗争中，小心翼翼地寻找一条既能自保、又能飞黄腾达的路。
　　公元254年，继司马懿之后掌权的司马师废掉了曹魏的第三任皇帝曹芳，立年仅14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
　　不久，司马师暴死，其弟司马昭继续独掌大权。这时，王祥已经迁太常之职，封万岁亭侯，曹髦在此基础上再任命他为“三老”，专掌教化。凭着资历、声誉和祖父般的年纪，王祥成为帝王师，可以随时训导曹髦。
　　作为晚辈，曹髦对王祥恭敬有加；但作为皇帝，他实在忍受不了司马昭越来越膨胀的野心，他担心，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自己的位置会被司马昭夺走。
　　公元260年，曹髦把几个心腹大臣叫到身边，指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说完这句名言之后，他带着身边的几百仆从，以飞蛾扑火般的方式去袭击司马昭的府第，结果被司马昭的手下一刀穿心。
　　可怜这个小皇帝，结果落了个“悖逆不道，自陷大祸”的罪名，举哀时，只有王祥涕泪交流，大哭“老臣无状”。
　　这一哭，哭出无数个意味来：“老臣无状”，这是在自责，小皇帝的死，我王祥有责任；我王祥敢揽责任，其他的臣子呢？其他的臣子只有感到羞愧的份了；我王祥“无状”，是因为我没有教导好，才造成小皇帝做出这样的傻事；所以，小皇帝落得这个结局，那跟你司马昭没关系……
　　这一哭，表面上是在表达一个老臣的忠心，内里头却在为司马昭的行为做开脱。
　　曹髦死后，司马昭并没有马上当皇帝，他又立曹家的一个小孩子曹奂做傀儡。在曹魏的夕阳下，王祥升任为司空、太尉，终于登上了那把宝刀预示着的三公之位。
　　公元263年，司马昭率兵灭掉蜀国，就在成了俘虏的蜀主刘阿斗上演“乐不思蜀”的滑稽剧时，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加九锡。当时，王祥与何曾、苟顗同为三公，他们一同前去祝贺晋王。见面时，何、苟二人行了跪拜礼，而王祥只作了一个长长的揖。
　　这一揖，王祥自有解释：大家都是魏臣，三公与晋王只差一级，怎么能行跪拜礼呢？这样做，不仅有“损魏朝之望”，更是“亏晋王之德”。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一揖，表明王祥与司马昭之间，已经达到心灵的默契：王祥来贺，暗示他对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会持一种顺从的态度；而他的不拜，表明他并不想把对方的意图暴露得太充分。
　　王祥是当时社会的道德偶像，司马昭需要的是这个偶像的力量，而不是他那简单的一拜。
　　然而，司马昭没能等到登顶的那一天，公元265年，他病死了；同一年，他的儿子司马炎不再等待，废掉曹奂，建立晋朝。司马炎就是晋武帝。
　　西晋建立的这一年，王祥正好迎来自己的80岁大寿。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一个新朝。新朝仍然需要他这块金字招牌来装点门面，司马炎给他进位太保，加封公爵。这太保，虽无实职，其名却重，负责监护和辅弼国君。
　　王祥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晋武帝哪里需要他去监护？有这样的名分，已经够了。他一再向皇帝告老还乡，最后，得到了批准。
　　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让整个家族长盛不衰，而要让家族长盛不衰，就不能走单线，即父传子、子传孙的老路，这样会走进死胡同的；寻找传人，要放眼整个家族，要找到那个既有才德、又能悟得保家之道的人。
　　王祥有五个儿子，他没有把宝刀传给儿子，而是把宝刀传给了弟弟王览，因为他预感到王览的后代将会大兴。
　　王览年龄也大了，他最大的官只不过做到太中大夫，还是沾了哥哥名气的光，他知道，把宝刀接过来，不是为了自己佩带，只是为了在自己的门下登个记，然后就得转交出去。
　　这第二棒，得由琅琊王氏另一个支脉上的子弟王戎、王衍来完成，他们将实现家族形态的重大转变，在完成转变之后，他们又将把宝刀交回王览的后代。
　　公元269年，王祥以85岁的高龄谢世。谢世前，他给子侄们留下一篇遗训，遗训中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这一遗训，强调五个字：信、德、孝、悌、让，这五条训诫，都是儒家特别重视的道德伦理原则。值得对照的是，司马炎在登位之际，曾向州郡官员提出过六条选人原则，这六条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六条原则与王祥的五条遗训大体相似，只有一条，体现出二者的根本差别：司马炎将“忠”放在第一条，而王祥却只字不提“忠”。
　　为什么不提“忠”呢？因为王祥已经看穿，“忠”是不能保家的，有时可能还会损家，在“忠”上，只要做得够艺术就行。曹丕如果“忠”，还有曹魏吗？司马炎如果“忠”，还有晋室吗？
　　在以后两晋南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这一“条外之条”，王氏子弟执行得有多么坚决。

    长袖善舞两名士

　　王戎（公元233年-305年），字浚冲，西晋时官至尚书令、司徒，“竹林七贤”之一。
　　王衍（公元256年-311年），字夷甫，历任尚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职，号称西晋上流社会的清谈领袖。
　　王戎、王衍是堂兄弟，是王祥的族孙。在西晋品评之风和清谈之风盛行的时代，他们将以儒学起家的琅琊王氏带入玄学地带；而在“八王之乱”的政治背景下，他们左右逢源，长袖善舞，奠定了琅琊王氏头等门阀士族的地位。
　　1、品评、清谈之风的盛行
　　魏晋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门阀士族？那些士族子弟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品评人物、清谈玄理？琅琊王氏又是凭着什么登上一流士族地位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先得来了解两个概念，一个是九品中正制，一个是魏晋玄学。
　　在汉代，选拔官吏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举孝廉”的方式。所谓举孝廉，就是推举孝顺父母、行为清廉的人作为预备官员，一般这个工作由地方的宗族乡党来完成。把“孝”和“廉”抬到至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儒家用人的道德标准。琅琊王氏中的王吉、王骏、王祥，都是“举孝廉”的受益者。
　　到了曹魏时期，曹丕一上台，就对“举孝廉”进行改革和明晰化，这样就形成了“九品中正制”。具体做法是，中央在各州郡设立中正之职，中正的职责是，负责评议人物。品评的标准有三个：家世、道德、才能。从标准来看，家世即一个人的出身，已经提到了道德的前面。
　　品评人物时，把人物分成九等，叫“九品”，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这“九品”，看起来复杂，其实简单。首先，一品形同虚设，无人能得；二品才是最高品，能得二品，就是上品了；二品以下，后来全部归入下品；这样，所谓“九品”，实际上就只剩下上、下两品。容易理解吧？
　　负责品评的中正，必须要是出身高贵的上品人物。上品人物品评，他品来品去，什么德、才之类全往后靠，出身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上品就永远在那些有名望的家族中产生，长此以往，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门阀士族阶层就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培育下逐渐形成的。
　　在门阀士族形成的前夜，正是汉末大乱，接着又是三国纷争，儒家的正统思想受到冲击，这时，诞生了以何晏、王弼等为代表的魏晋玄学。玄学以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为主，认为万物生于“无”，包括儒家的一切，都是由“无”派生出来的。
　　随着“贵无”思想的发展，上流社会的人逐渐以接受和阐发这种思想为时髦，并进而形成一种崇尚清谈、蔑视礼法，乃至行为放荡、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
　　当士族子弟遭遇到玄学，魏晋时代的主色调就为之一变。那些谈玄的人，凭着风姿和口才，能够博取到巨大的名声，他们互相提携、互相品评，就成了名士。名士派头的标准形象，是手执尘尾，侃侃而谈。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魏晋玄学相生相伴，在魏晋南北朝结束之后，它们又几乎一块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门阀士族的最典型代表，琅琊王氏应该是九品中正制品评之风的最大受益者，同时，那个时代的王家子弟，几乎都染上了清谈之风的习气。如果说尊崇儒家道德的王祥为琅琊王氏奠定了资深的家世，那么王戎、王衍则完成了将琅琊王氏推上一流士族地位的任务，并给这个家族打上玄学的色彩。
　　2、王家风流二兄弟
　　王戎、王衍是堂兄弟，在琅琊王氏中，他们是王祥、王览的族孙，而非其直系后裔。这两个人能够追溯得到的祖上是他们的祖父王雄，王雄曾任幽州刺史，与王祥同辈。至于王祥、王雄这两支往上在那一辈会合，已经很难考证。
　　如上一节所述，王祥有五个儿子，而王览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儿子虽然大都担任过地方上的一些小官，但都没有什么作为，无法在正史中获得立传的资格。似乎这是冥冥中有意安排的一个空挡，好让王戎、王衍兄弟俩在西晋的舞台上尽情发挥。他们在无形中从王览手中接过宝刀的第二棒，以此来完成这个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并进而提升其世家大族的地位，为第三棒王览孙子王导的登场做好全方位的铺垫。
　　王戎，字浚冲，出生于公元233年的曹魏中前期。他生得身材矮小，却风姿秀丽，据说他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当时的中书令裴楷赞美他的眼睛“烂烂如岩下电”。
　　这个标致少年自幼聪明过人，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说是王戎小时候与同伴一起出去玩，看到路旁有一棵李树结满了李子，其他的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去攀爬摘取，唯有他一动不动。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他回答：“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等到那些孩子们摘下来一尝，果然如此。
　　王衍，字夷甫，出生于公元256年，小王戎20多岁。与王戎比起来，这位小堂弟要显得更加风姿绰约，王戎就曾称赞他“神姿高彻”，如“琼林玉树”。王览的另一位孙子王敦也曾叹服这位族兄的风采，说他如果立于众人之中，就好像珠玉闪耀在瓦砾之间。王衍小时候曾去拜访名士山涛，山涛脱口赞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意思是，这是哪个老太婆，竟然生出这么标致的孩子来！从此，“宁馨儿”就成为对美好事物的赞语。
　　王衍14岁时，和母亲住在京城，他的父亲在边防任职，常要派使者回京汇报军情。有一次，王衍嫌使者讲不清，就自己代替使者到尚书仆射那里去汇报，他说起话来思路清晰，语言优雅，而且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令人大为惊奇。
　　再来说王戎。王戎与著名诗人、玄学家嵇康、阮籍都是很好的朋友，直接受到他们玄学思想的影响。阮籍比王戎大十多岁，阮籍母亲去世时，他虽然心理悲痛，却不露声色，依然下棋、喝酒、吃肉，到末了才口吐鲜血数升。后来王戎的母亲去世了，王戎的做派几乎与阮籍一模一样，被人称为“死孝”。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表达对礼教的蔑视。
　　王戎与嵇康、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一起，经常聚集到洛阳附近的一片竹林中，饮酒谈玄，弹琴啸歌，任诞逍遥，号称“竹林七贤”。这其中，王戎的年龄最小。尽管王戎也好谈玄，但他还是有一定的实际能力的，特别是在进入西晋以后，他正值年富力强，在太原王氏的王浑指挥的灭吴大战中，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主帅，曾立下大功，拜官封爵。
　　而王衍谈起玄来，比王戎要更加倜傥风流。王衍高谈阔论时，常常手执尘尾，摇来摆去，一副标准的名士派头。由于他皮肤好，白皙的手拿着白玉做成的尘尾 柄，看起来颜色太接近，你几乎分不出哪里是手，哪里是柄。他夸夸其谈，发现说得不对，就随口改正，人称“口中雌黄”，“信口雌黄”的成语即源于此。
　　也许王衍实在太善于空谈了，以致被当时的士林推举为清谈领袖。那时，凡是经过他品评的人，都能立即声名大振，犹如小鲤鱼跃过龙门一样，由此，他又得一称呼“一世龙门”。
　　不过，王衍的实际能力要远远逊于王戎。有一次，他大谈纵横之术，慷慨激昂，似乎大有苏秦、张仪之策。就有人向朝廷推荐，说由他去担任抗击边患的辽东太守，自知没有真本事的王衍，吓得慌不迭地，赶紧推脱，从此再也不敢论及世事了。
　　尽管都是谈玄之人，但王戎与王衍却是两个性格的极端，前者爱财爱成了守财奴，而后者却只字不言利。
　　王戎做地方官时，到处占田买地，以致田产遍布天下还不满足。他常常腰挂汗巾，到各处去催租。他腰缠万贯，却省吃俭用，吝啬无比。他女儿家曾向他借了一些钱，一时还不起，女儿回娘家，他就给脸色看，直到女儿把钱还清后才露出笑脸。王戎有个侄儿结婚，他仅仅只送了一件单衣，事后又赶紧索回。他家里种的李子又大又甜，价钱卖得好，但他害怕别人得到种子，就在售卖之前将一个个李核取出。
　　与之相反，王衍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却看得相当淡，甚至绝口不提钱字。有一次，他的妻子想试探他一下，趁他熟睡之际，让人把钱洒满睡床的四周。等到王衍醒来，他大喊：“把阿堵物拿开！”终于没有说出一个“钱”字。从此，“阿堵物”成为钱的一个戏称。
　　3、一等士族在乱局中确立
　　从司马懿到司马炎，司马氏家族的人都显得很强势，可是，仅仅是到了司马炎的儿子、即西晋的第二任皇帝晋惠帝司马衷手里，司马氏家里的人就开始变得萎靡不振了。
　　司马衷基本上是个白痴，当他听到青蛙叫，就问大臣“青蛙是为公叫还是为私叫”这样不可思议的问题；当有臣下向他报告，说老百姓没有饭吃，到处都在饿死人，他就说：“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弄得臣下哭笑不得。
　　由于作为皇族的司马氏不懂得“优选”，而世家大族为保家族利益，总能从家族内部推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参政，这就使得司马炎之后的西晋、东晋，在政治上几乎都处于主弱臣强的态势。
　　既然皇帝是白痴，那就有人想尝尝皇权这块香饽饽。在司马衷登基的第二年，即公元291年，围绕争夺最高权力而起的“八王之乱”开始了。“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一共有八个司马家的诸侯王卷入，它的导火索是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
　　史书形容，贾南风长得黑矮而丑，却对权力十分贪婪。当时辅政的是司马衷的外公杨骏，要想掌握最高权力，贾南风就得先扳倒杨骏。她找到楚王司马玮，晓以好处，利用司马玮的年少气盛，在一个夜晚诛灭了杨骏一家。
　　可是，杨骏死后，贾南风并没有得到权力，汝南王司马亮被朝廷推举执政。贾南风继续笼络司马玮，利用他的不满，唆使他杀死了司马亮。事成之后，这个女人又反咬司马玮擅杀大臣，将司马玮处决了。这是“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以贾南风的大获全胜收场。
　　贾南风掌权后，王戎、王衍兄弟俩的官位开始大幅度提升。因为王戎与贾家有姻亲关系，他被贾南风起用为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第一次进入宰辅行列。在任期间，王戎曾首创性地提出“甲午制”，规定选拔官吏要先进行试用，然后根据其表现再决定是录用还是辞退。
　　不料，好主意却造成坏结果，这一招弄得奔走请托、疏通贿赂之风大涨，王戎被人狠狠地奏了一本。好在此前与贾南风有姻亲关系，这才未予追究。自此，王戎学乖了，选拔官吏，他只在世家大族中进行，以平衡各家各派的关系。他干什么事，都要反复掂量，审时度势，与各方都保持不即不离、不远不近的状态，甚至面对太子被杀都不发一言。
　　王衍此时也浮了上来，他的妻子本来与贾南风是表姊妹关系，为更进一步拉近距离，他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交给贾南风，由贾南风做主，将漂亮的大女儿嫁给贾南风的内侄，将长相一般的小女儿嫁给太子司马遹。这样以来，王衍由一个普通官员迅速提拔为尚书令。
　　贾南风之所以对内侄比对太子更关心，是因为这个太子司马遹并不是她亲生的，这是司马衷与其他妃子生的，她正想除掉这个太子呢。公元299年，贾南风下手了，她诬陷司马遹谋反，将他废为庶人。
　　闻此惊变，本想左右逢源的王衍决定，让小女儿与司马遹离婚！离婚后不久，贾南风派人将司马遹杀死。
　　司马遹之死重新点燃“八王之乱”的战火，赵王司马伦在谋士孙秀的策划下，率兵杀死贾南风，一大批辅政大臣成了这个阴险女人的殉葬品。
　　富有意味的是，王戎和王衍却得以保住性命。原因是此前王戎已经注意了策略，陷得不深；而更重要的是，王戎、王衍曾有恩于孙秀。孙秀当年在地方做小官，希望得到名士的品评，在王戎的建议下，王衍对孙秀进行了品评，为他打开了升迁的大门。因了这层关系，经过孙秀活动，王戎只是被免官；王衍因为有让女儿与太子离婚的恶行，被司马伦宣布“禁锢终身”。
　　司马伦杀死了贾南风，谁能想到，他的胃口比贾南风更大，他废掉司马衷，自己做起了皇帝。面对这个阵势，一向与司马伦关系不好的王衍生怕由“禁锢终身”转为人头落他，他心生一计，装疯卖傻，砍伤了一个丫环。司马伦果然不把这个看起来已经精神不正常的人放在心上，只是可怜了那个平白无辜的丫环。
　　司马伦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和河间王司马颙四王的联手讨伐。在巨大声浪的威压下，司马衷被重新迎回来当皇帝，司马伦被赐死。
　　现在轮到司马冏执政，王戎、王衍的好日子又来了，因为他们此前是受到司马伦迫害的人，这下给予平反，王戎担任尚书令，王衍担任中书令。
　　但是好景不长，司马颙与司马乂又联合起来反对司马冏。手足无措中，司马冏向王戎问计。一向谨慎的王戎不得不开口，他建议司马冏放弃抵抗，交出权力。司马冏的手下听了，大喝“斩首”！吓出一身冷汗的王戎赶忙装着五石散药性发作，跑到厕所里，堕入厕中，弄得一身腥臭不堪，却以此保住了性命。
　　司马冏被攻进来的司马乂杀死，司马乂揽过执政的权杖。不过，他执政的时间更短，司马颙、司马颖加上“八王”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东海王司马越，一起对付司马乂，他们捉住司马乂，将司马乂活活烧死。
　　司马乂死后，司马颖出任丞相。由于照样是谁也不服谁，司马颖、司马颙、司马越之间又展开互战。司马颙一度控制白痴皇帝，他以晋惠帝的名义下诏，任命王戎为司徒，王衍为尚书左仆射，从而使得琅琊王氏的权位达到仅次于皇室的地位。
　　但那时，王戎已垂垂老矣，在登上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之后不久，公元305年，王戎病死。
　　司马越在纷争中占据上风，第二年，他相继杀掉司马颙、司马颖，成为“八王”中笑到最后的一个，“八王之乱”得以画上句号。
　　在这场历史上有名的内乱中，无数名士被杀，司马皇族更是被杀得枝叶凋零。令人惊奇的是，唯有琅琊王氏有惊无险，不仅没有伤到一根毫毛，相反，他们的权势还日益上升，一朝回头，发现已成头号士族。在乱局中，只有他们排好了兵，布好了阵，培养出了一批有生力量，为随之而来的晋室南渡做好了人才储备。
　　4、王衍的“保家”三防线　　
　　“八王之乱”消耗了司马家的元气，而一个更大的恶果是，它撩起了北方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野心，直接导致“五胡乱华”大幕的拉开。一个刚刚统一起来的中国迅速陷入到支离破碎之中。
　　在“八王之乱”中，我们几乎没有听到白痴皇帝司马衷吭过一声气，“八王之乱”一结束，这个可怜的皇帝即寿终进寝，他的同父异母弟司马炽即位为晋怀帝。
　　晋怀帝虽不痴呆，但极其平庸，西晋的残局落到司马越和王衍手里。司马越担任丞相，总揽全局；王衍先后任司空、司徒，地位仅仅在司马越之下。
　　那时，氐人首领李雄已在成都称王；匈奴首领刘渊建立汉国，自称汉王；羯人首领石勒也乘机起兵，归附刘渊。
　　面对中原已乱的大局，公元307年（晋怀帝永嘉元年），作为琅琊王氏的头面人物，王衍决定实施他的“保家”计划。他向司马越提出，选配文武兼备的人才镇守军事重镇，得到司马越的首肯。
　　以此为名，他任命他的亲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任命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在送二位老弟赴任时，王衍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二位在外，我留在朝廷，可以说是狡兔三窟了。”
　　这是王衍在为他的家族安全设防，第一道防线是他本人，他在朝廷驾驭大局；第二道防线为王澄、王敦，他们拥有重兵，可以镇守一方。王衍的做法，常常遭致后人的鄙薄，说他在国家危难之际，只知道为“门户私计”。事实上，从客观上看，他也有为帝室、为社稷考虑的一面。
　　王衍还与司马越一起，布下了第三道防线。就在同一年，他们派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坐镇建业（今南京市）。司马睿是司马越的亲信，派他到长江以南，明显带有在那里建立一个后方基地的意图。
　　司马睿南渡时，王氏子弟王导被安排与之随行，当然，此时此地，还看不出他们会在那里开创晋室的另一番局面。
　　对于这第三道防线的设立，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首先，是王氏兄弟策划于密室之中，王旷、王敦、王导都参与了，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他首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具体主持其事；其次，司马越的妻子裴妃很赞同这种安排，她在王氏兄弟与司马越之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最后，由司马越和王衍拍板决定。
　　就在目送王导陪同司马睿南渡之时，王衍将家族宝刀的第三棒交给了王导，琅琊王氏的重心也将随之移到江南。
　　但王衍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必须得陪着苟延残喘的西晋王朝再走一程。
　　就在司马越和王衍忙于部署后方的时候，中原腹地已是一片风雨飘摇。公元310年，石勒的军队对京师洛阳形成包围之势。城内人心惶惶。有人提出迁都避难。已经出任太尉之职的王衍站出来，大呼不可，他将自己的牛车卖掉，以誓与京师共存亡。王衍的举动使得人心、军心稍安。
　　但守是守不住的，为保存实力，司马越还是决定向东南撤退。不料，公元311年三月，由于忧惧成疾，司马越在撤退途中死去。
　　司马越死了，晋室安危就转移到王衍身上。大家知道，王衍是一个清谈名士，除了在维护家族利益方面具有清晰的头脑外，他对军事则是毫无信心，更没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当众人推举他为元帅时，他唯恐躲之不及。但那时实在找不出其他的人来了，王衍即使不挂名，也得负起这个责。
　　没有办法，王衍带着队伍，载着司马越的棺柩往司马越的封地东海方向进发。石勒闻讯，派兵追上了这支失魂落魄的军队，一场包围战，将晋军主力全部歼灭，王衍被俘，兵士们将他押送到石勒面前。
　　石勒当然早有耳闻王衍的风采，他对这位名士颇有几分敬意，两个人谈了半天话。
　　石勒问，晋室何以会走到这个地步？王衍就将“八王之乱”以来的情况一一道来。他还为自己开脱，说自己只不过一介书生，淡泊无为，并没有仕宦之心，谁知竟登上这样的高位，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说着说着，他向石勒献计，要石勒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加尊号，做皇帝。
　　大概武人是最见不得献媚之态的，石勒大怒，说，你王衍做了一辈子官，怎能说没有仕宦之心？贻误天下正是你王衍的责任！
　　石勒命令将王衍押到一所民房里，出于爱惜王衍的风流，他令人在夜里将墙壁推倒，给王衍留下了一具完整的尸体。王衍被压死了，身后还落得个“清谈误国”的恶名。
　　王戎、王衍两个人的后代都不显达。尽管在生前，他们的品行都有不检点的地方，但对于琅琊王氏来说，这个家族能够兴旺不迭，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

    开创“王与马，共天下”的巅峰时代

　　王导（公元276年-339年），字茂弘，王览之孙，东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辅。江左政权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赖于他的艰苦经营和政治手腕，以他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同时，他也成为琅琊王氏登上“王与马，共天下”巅峰时代的关键人物。在家族色彩上，他将王戎、王衍时期的谈玄之风转化为玄儒双修。
　　王敦（公元266年-324年），字处仲，王览之孙，王导堂兄弟，官至大将军。他与王导共同拥立东晋政权，是东晋前期最高军权的实际控制者。在王氏与司马氏的权力博弈中，他曾两次发动叛乱，落得个被戳尸的下场。此后，不觊觎皇位，成为一代代王氏子弟在心里默念的戒律。
　　1、琅琊王氏与琅琊王　　
　　琅琊国与东海郡毗邻，自东汉形成州郡制后，这两个地方同为徐州管辖。
　　西晋时期，司马氏子弟被纷纷册封为王，这其中，司马越被封为东海王，司马睿被封为琅琊王。
　　事实上，无论是司马越，还是司马睿，他们都不属于司马皇族一支。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他的祖父是司马昭的兄弟，父亲只是司马炎的堂兄弟；司马越就更远，他甚至不是司马懿的直系后代，而是司马懿弟弟的孙子。
　　司马越抓住皇族子弟十多年自相残杀的空当，掌控了关东地区，从而成为“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的一个王。
　　相对于司马越，司马睿是一个显得“恭俭退让”、没有多少权力欲的一般宗室成员，他起初居住在洛阳，后来倒向司马越，成为司马越的亲信。
　　在司马越和王衍的精心安排下，王衍的族弟王导被派去辅佐司马睿；王导劝司马睿返回其封国，这样，他们就来到了琅琊郡。
　　司马睿从他的祖父起就开始成为琅琊王。那时，在琅琊境内，最为显赫的世家大族就是琅琊王氏了，作为琅琊王，由于是初来乍到，他们往往会主动地去结交像琅琊王氏这样的世家大族。
　　据载，截止到司马睿这一代，琅琊王与琅琊王氏已经保持了数十年的姻亲关系，这种关系既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家族情谊，更体现了一种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相互为用的政治需求。
　　从《晋书·王导传》来看，王导在与司马睿述及彼此关系时，习惯于用“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的语句来形容。一对世家关系，后来演变为一对君臣关系，这种情况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未曾想到的。
　　司马越掌权后，为了镇守后方，先是启用司马睿为平东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同时，司马睿任命王导为司马。公元307年，王衍开始部署他的“保家”三防线，第一次把眼光投放到了长江以南。在司马越的授意下，司马睿变身为安东将军，都督江南诸军事，与王导一起渡过长江，来到建邺。
　　平心而论，司马越、王衍这对组合把司马睿、王导这对组合安排到江南，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两个人的运作，将江南的粮食调运到北方来，以为坚守中原提供物质保障。公元311年，在形势的逼迫下，司马越命令军队撤出洛阳，但并没有向南方行进就是一个明证。
　　由此看来，后来王导辅佐司马睿建立起东晋，可谓是种豆得瓜。
　　2、一个神奇的预言　　
　　王导，字茂弘，生于公元276年，他是王览的孙子，其父王裁是王览的长子。王裁只做了个抚军长史，官阶很低。由于家境并不富裕，王导从小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王导起初是为司马越服务的，后来才被派去辅佐司马睿，这一派，对于司马越来说，是为了更进一步拉拢司马睿，而对于王衍来说，延续家族的兴盛不坠才是其主要目的。
　　王导比司马睿大八岁。很多史料都提到，司马睿只是一个中平之资的人，在司马皇族的元气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之所以能异军突起，全赖司马越的提携。而到了江南，他唯一可以提供的，就只剩下“司马”这个皇族姓氏了，整个偏安政权的局面，要全靠经验老到的王导来维持。因此，可以说，江左半壁江山的确立，可以没有司马睿，但绝对不能没有王导。
　　除了王导，王家的另一位人物王敦也很重要。王敦，字处仲，他也是王览的孙子，其父为王览的次子王基。王敦与王导是堂兄弟，比王导大十岁。在王导南渡之后，王敦也被司马睿延请到江南，由青州刺史改任安东军咨祭酒，不久又调任极为重要的扬州刺史。在维护江左政权的稳定上，王敦的作用不可小视。
　　受玄学之风的熏陶，早年的王导、王敦都风流倜傥，长于清谈。尤其是王导，最喜欢摇着尘尾谈玄，还写过一篇《尘尾铭》，流传至今。
　　但此二人的个性却迥然有别。《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有一次，王导、王敦兄弟俩一同到石崇家里做客，石崇命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饮，就将美人杀死。王导不善饮酒，但为了劝酒女子的性命，不得不勉强喝下。王敦则就是不喝，任凭石崇连杀三个美女，也不为所动。到了第四个，他仍拒绝，王导不忍，从旁责备，王敦说：“他杀他家人，与我何干？”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导平和沉稳，而王敦则十分刚狠强硬。
　　在王导、王敦铺开局面之后，琅琊王氏的其他子弟也陆续投奔建邺，他们包括王含、王旷、王舒、王廙（yì）、王彬等人，这些人与王导、王敦都是堂兄弟关系，其中，王含是王敦的哥哥，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他们这些人渡江，携带儿女辈同行，王羲之、王彪之、王胡之等，当年都在十岁左右，跟随着父辈们，从此离开故乡琅琊，来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王家的香火也从北方续接到南方。
　　据说，王导在渡江之初，曾经请当时的诗人、占卜家郭璞为其预测王氏家族的未来，郭璞一番占卜，给出了这样的预言：“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淮水，是指流经建邺城内的秦淮河。只有当秦淮河里的水流断绝的时候，王氏家族的好运才会走到尽头。
　　这个预言让王导很高兴，在他看来，秦淮河的水流怎么可能断绝呢？然而，预言家的神奇就是让当事人看不破天机，三百年后，秦淮河还真有断流的时候。
　　王导必须挑起经营家族和经营新政权的双重任务。公元311年，在司马越、王衍相继死去后，江北的形势变得更加恶劣，石勒的军队攻进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两年后杀死了他。西晋臣子慌忙在长安拥立司马邺为晋愍帝，维持一个没落王朝的苟延残喘。为避这个末世皇帝的名讳，建邺改名为建康。
　　在整个北中国遭受胡骑蹂躏时，唯有江南还算是一方安宁的土地，一如丧家之犬的北方士人纷纷拖家带口，向南方涌来，这其中，有许多是世家子弟或名士，也有失土丢职的西晋官员。到了南方后，这些人深感归途无期，显得颓丧、悲观，天天在渲染一种伤感的情绪。
　　江南本是孙吴的地盘，自从公元280年被灭后，到司马睿入主，孙吴并入西晋版图不过才20多年的时间。江南的开发程度比不上北方，江南士人的心理、习俗、观念也与北方人有着很大的隔膜。作为一个皇室疏族，司马睿本身并没有什么功业可言，他本人又常常显得缺乏自信，因而不被江南士人所看重。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主心骨的王导，显示出了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才干，一方面，他要为司马睿树立威信，另一方面，他还要协调南北士人的心态，进而沟通相互之间的感情。
　　树威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搞一场声势浩大的礼仪。就在渡江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08年的三月三日，王导导演了一曲大戏。
　　这一天是古老的上巳节，当地官民都到郊外水边去祭祀祈福。在人山人海的现场，人们突然看见，一个盛大的仪仗队过来了，司马睿坐在豪华的舆车上，神态庄重威严；在舆车的后面，王导、王敦以及其他南渡名流都骑着高头大马，气宇轩昂，无限忠诚地跟随。仪仗所到之处，观者如潮，看见王导、王敦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原衣冠竟然都如此倾心拥戴司马睿，江南的世家大族不觉肃然起敬，纷纷拜倒于道旁。
　　威信树立起来了，王导又建议司马睿虚己待人，礼贤下士，请江南士人出来做官。江南士人受宠若惊，日益归心。王导本人也有意与他们搞好私交，一度要与当地名流结成儿女亲家。他还学说吴语，以此来赢得平易近人的好印象。
　　而对北方士人，王导知道，这是一支更可依凭的有生力量。在他的运作下，曾经几天之内，就选拨了106人进入官场，被称为“百六掾（yuàn）”。著名的包括刁协、庾亮、桓彝、周顗等。这几个人在后文中还将提及，特别是刁协和庾亮，他们将影响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的升沉。
　　北人初来乍到，消极低沉，也在情理之中，但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士气，王导需要激励他们重拾信心。一次，他与名士们来到长江边上的亭子间饮酒观景，席间，周顗眺望江北，大发感慨：“风景依旧，江山家国已复非往昔！”其他人听了，相对而泣。王导见状，正色说道：“诸位当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哪能作楚囚对泣呢！”一番话说得这些人大感羞愧，从此不敢再渲染悲观情绪。
　　桓彝刚到江南时，看到江南的力量如此单薄，十分失望，但当他与王导作了一番长谈后，立即变得精神振奋，他把王导比作管仲，说自从见了江左管夷吾，他的忧虑就全打消了。
　　在王导的艰难努力下，江南的政局慢慢变得景气起来，公元316年，匈奴人攻入长安城，杀死了司马邺，西晋彻底覆亡。第二年三月，消息传到建康，司马睿正式称帝，这就是晋元帝，东晋从此开始。
　　3、王与马，共天下
　　自从士族诞生以来，士族人物就活跃于曹魏和西晋的政治舞台，但相对于皇权，它们还只是一个装饰品，或者顶多只是权力中枢的参与者，而不会发生其权力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情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
　　而到了东晋，这种情况出现了，作为头等士族，琅琊王氏占据了朝廷内外几乎所有重要的职务，时人谓之“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共天下”的局面是在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政治形态，历史上称它为门阀政治，琅琊王氏是东晋门阀政治当之无愧的开创者。
　　晋元帝（公元317年-322年在位）登基后，作为首功之臣，王导被当然地任命为丞相；晋元帝之后，晋明帝（公元323年-325年在位）、晋成帝（公元326年-342年在位）相继即位，在大部分时间里，王导也是位居丞相之职，可谓三朝宰辅。
　　晋元帝一向称王导为“仲父”，登基大典上，他曾叫王导与他一同登上御床，王导坚决推辞，元帝则一再延请，史书用“引之弥苦”来形容。直到王导说：“微末之臣怎能与太阳同辉？”这才作罢。
　　晋成帝给王导下手诏，都是使用“惶恐言”、“顿首”、“敬白”等等这样的恭敬语；王导上朝，晋成帝要从御座上站起来向他致意；晋成帝在位期间，先后两次到王导的宅邸，不但向王导礼拜，还向王导的妻子作礼拜。一个臣子享受如此的殊荣，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是难得一见的。
　　相对于王导，王敦的拥立之功并不逊色。早在晋元帝登基之前，王敦就平定了几起叛乱，为东晋的建立赢得了一个安定的局面。之后，他以元帅的身份，进位大将军，任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封汉安侯，掌握长江中下游所有军队。到东晋建立，他成为事实上的东晋军队的最高统帅。
　　王氏的其他子弟也是扶摇直上，像荆州、扬州等这样的重镇，大都掌控在王氏子弟手里。王导与王敦，一文一武，一内一外，一柔一刚，这种权力构架，成为琅琊王氏巅峰时代的典型模式。
　　当然，作为中兴之臣，王导的政绩绝不仅仅停留于这些表面上的荣耀，他为东晋制定了两项基本国策，一为“清静”，二为“宽惠”。
　　所谓清静，就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是在推行黄老思想，推行无为而治；所谓宽惠，就是“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做到大事清醒，小事宁可糊涂、宽容一点。这两条国策的制定，既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也是王导自身思想发展的必然落脚点。
　　在西晋时期，名士们热衷于谈玄，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做官不理政务才是高雅，而忙于政务才是俗人。到了东晋，一些南渡士人历经一番短暂的阵痛之后，谈玄积习又开始冒了上来，任诞放达之风迅速蔓延。
　　但在痛定思痛之后，另外一些士人却开始变得清醒，他们认为，西晋覆亡的根子就在于“清谈误国”，玄学的始作俑者何晏、王弼的罪孽，甚至比桀纣还要更深一层。无数事实证明，只有儒学才能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们呼吁恢复儒学传统。
　　王导本身也是一个崇尚清谈的名士，面对社会实际，面对两种思潮的交锋，他的观念慢慢发生转化，认识到儒学更具实用性。在他的提议下，一度废止的太学重新兴办起来。但他并不想摈弃玄学，而是想方设法将玄学引导到有益于现实政治上来。
　　譬如，王导好谈“养生论”，在那些放诞之士看来，养生莫过于纵情享乐。而王导却认为，养生就应该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他本人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箱子里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在他的带动下，一股俭朴之风流行开来。
　　嵇康说：“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在那个外有强敌、内有南北士人矛盾的多事之秋，王导正是从嵇康的话中导引出他的执政理念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导的思想同时杂糅进了儒学和玄学，他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在把它们运用于治国的同时，也使他的家族由谈玄之风盛行转变为玄儒双修。
　　在两种思想的作用下，王导做事拿得起，放得下。执政期间，东晋内部曾先后发生过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来，又发生了庾亮与王导之间的夺权矛盾，王导都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难得糊涂的心态度过了难关。
　　这种态度体现在个人作风上，则让王导显得严谨而潇洒。与他齐名的谢安曾评价，王导犹如春风、犹如冬阳。在公开场合，他总能应付自如，照顾到每个人的心情。
　　一次，王导在官府接待百余名客人，他谈笑风生，左右逢源，大家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重视，面露喜悦之色，只有一个临海来的客人和几个僧人感觉有点冷落。王导意识到后，他走到临海客人面前说：“足下来到京师，临海人才一空了！”一句话让客人顿生暖流。
　　他又对那几个僧人高举双手，连说：“兰奢，兰奢！”意思是，你们几位高僧在这里打坐入定，我怎么好打扰呢！几位僧人大笑起来，客厅里充满了和谐的气氛。这个古代政治家的风度，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让人赞叹的。
　　那时，琅琊王氏的子弟大都住在建康城里的乌衣巷。住在乌衣巷里的还有陈郡谢氏，这些南渡家族被统统称为侨姓士族，以别于原有的江南士族。
　　尽管王家、谢家都同样风流，但王家是毫无疑问的侨姓首族。侨姓士族的称谓，意味着他们只把江南当作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想望着某一天还能回到北方。然而，恢复中原又谈何容易，一代一代，他乡成了故乡，乌衣巷也就成了烜赫家族的代名词。
　　4、王敦之乱
　　司马氏是皇家，却居于弱势；王氏是臣子，却居于强势。尽管江左偏安政权的得来，司马氏要感谢王氏，但从骨子里，司马氏是不甘于与人“共天下”的局面的，所以，他们要反击。
　　这种反击，从晋元帝司马睿时就开始了，一直到东晋灭亡都在进行。反击的结果，司马氏始终没有摆脱门阀政治的控制，只是“共天下”的主角在不断易位，从“王与马”到“庾与马”，再到“桓与马”、“谢与马”，最后又回归到“王与马”。不过，这最后一个“王与马”中的“王”是指太原王氏了。
　　王敦之乱，就是由晋元帝的反击导引出来的。晋元帝在一面信重王导、王敦的同时，一面悄悄地建立自己的亲信队伍，并不断委以重任，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刁协和刘隗（wěi），他们被分别任命为尚书令和侍中。
　　刁协和刘隗秉承皇帝的旨意，有意压制王家势力。他们为政苛碎，与王导推行的“不拘细目”恰好形成对照，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司马睿尤其忌惮王敦的兵权，一有机会，就安插亲信到各方镇担任刺史，以逐步架空王敦。桀骜不驯的王敦哪里忍受得了这种蚕食手段，由此君臣交恶。
　　公元321年，司马睿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任命另一名心腹戴渊为镇西将军，名义上是为了防范石勒，实际上是为了防范王敦。双方的矛盾明朗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的旗号从武昌起兵，要求晋元帝诛杀刁协和刘隗。大军很快攻进建康城，无计可施的晋元帝只得命令两位宠臣逃跑。刘隗跑得快，后来投奔石勒，在北方做到太子太傅的高位；刁协年老走不动，走到江陵时被人所杀。
　　平心而论，这一次叛乱，王敦并无威胁司马睿皇位的企图，在达到目的后，他即退兵，继续享有他的煌煌兵权。
　　但是，事不凑巧，叛乱过后不久，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为晋明帝。有史家分析，此时的王敦，有废明帝、另立新君以控制朝政的想法了。他将王氏兄弟充任到朝廷内外所有的重要职位上，还擅自任命他的哥哥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而这样的官衔原本只能由朝廷任命。
　　就在这个时候，王敦病倒了，晋明帝得知，认为消灭王敦的时机已经到来，他决定发兵进讨王敦。
　　富有意味的是，公元324年，晋明帝任命王导为总指挥，让两位兄弟在战场上对垒。被逼上绝路的王敦，只得以王含为元帅，再次挥师东进，杀向京师。
　　此刻，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这种手足相残，说不定会导致整个家族的覆亡，他手头的那把命运宝刀还能往下传得出去吗？思虑再三，他以兄弟的名义代表朝廷给王含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王导晓以大义，劝王含归服朝廷，以求宽大；但在字里行间，他又透露了朝廷的兵力和部署，暗示王含早为之计。
　　但王含比起他的两个弟弟来，实在是个无能之辈，王导的暗示对他起不了作用，朝廷军队很快击溃了他的进攻。重病中的王敦获知，急火攻心，大叫一声，激愤而死。不久，王敦的手下全部被剿灭，这个对皇位多少存有幻想的人遭到了被戳尸的下场。
　　王含携王应在乱军中逃脱，乘船投奔荆州，乞求在那里担任刺史的本家兄弟王舒保护。不料，王舒翻脸不认人，效法古人的大义灭亲之举，将二人双双投入滚滚长江。
　　5、走下巅峰
　　王敦、王含这两个支脉灭绝了，其他的王家子弟却因为大义灭亲而得到了提拔。王导更是进位为太保，依然行使丞相之职，整个琅琊王氏的兴旺气象并没有受到影响。但这次事件毕竟给了这个家族以很大的警醒，从此，在心灵深处，他们时时暗示自己，只能好好地经营分内的事情，决不能对皇位心存非分之想。
　　在王敦之后，东晋朝廷又经历了一场苏峻之乱。这个苏峻，因为平定王敦之乱立有功劳，被安排去镇守江北军事重镇。不料，此人居功自傲，很快也走向叛乱之路。这次叛乱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建康造成的破坏力前所未有，以致有人提出要往更远的南方迁都。
　　这个时候，是王导出来力排众议，坚持不可迁都。因为他知道，建康位于长江南岸，京师设在这里，胡骑就不敢轻易南下，半壁江山就可以维持；而且，南北人民收复中原的念头一直都没有泯灭，建康作为桥头堡，正可维系这一虽不可能实现、却万万不可懈怠的念头。
　　那时，政府陷入国库空虚、财力不足的境地，士大夫们已穿不起华丽光鲜的衣服，却又不肯拉下面子。王导站出来，再次发动勤俭节约的号召，他把仓库里堆积起来的成万匹用粗丝织成的綀布搬出来，请人设计成新鲜式样的单衣，然后发动朝廷官员购买试穿。结果，这种单衣穿起来雅致而朴实，一时竟成为流行服装，被到处抢购。
　　在王导担任宰辅期间，东晋政权是不太稳定的，但正因为有王导在，东晋才得以走出沼泽地。经过王导的励精图治，东晋开始进入长达70年的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只是不巧，在这个时期到来之际，维持了20年的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巅峰时代却要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庾与马，共天下”的时代。
　　庾亮也是北方士族，在晋成帝时，他借着国舅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几次想发动废除王导的政变，都没有得逞。
　　王导当然不愿意以被废除的方式告别权力中心，但他又不愿意明显挑起冲突，就装出一副毫无所知、泰然自若的样子。当有人告诉王导，说庾亮将起兵讨伐他时，他回答：我与庾公共辅朝廷，休戚与共，这是没根儿的谣言；即便庾公真有此心，我扔掉乌纱帽，回乌衣巷就是。
　　在有的人看来，王导的做法太过软弱。其实，这正是他“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策略的运用。王导说：“现在人家都说我糊涂，后人怀念的，恐怕正是这种糊涂。”没错，正是他的“糊涂”，才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兵戎相见；正是他的无为而治，才迎来了东晋王朝的相对和平。虽然，在这种和平到来的时候，琅琊王氏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
　　公元339年，王导在乌衣巷平静谢世，享年64岁。死后，他享受到了备极人臣的哀荣，庾氏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登上权力宝座。
　　在王导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琅琊王氏都远离权力中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保持着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影响力。
　　王导手头的那把宝刀，暂时要雪藏一段时间，等到这把宝刀再次出鞘，王氏子弟的面貌就将焕然一新，在南中国改朝换代的风雨里、他们纷纷扮演着各自不同的、但总是那么炙手可热的角色。琅琊王氏巅峰擘旗人——王导。

　　在改朝换代的风雨里穿行

　　王导之后，琅琊王氏的子孙们开始变得璨若星辰，在东晋、南朝频繁的朝代兴替中，在六朝金粉的秦淮河边，他们基于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个人际遇，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梳理起来，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系列：
　　一是以王珣、王弘、王俭为代表的“宝刀”系列，他们在南朝的不同时期尽可能地接近了权力中心，是琅琊王氏家族史上关键的命运“传刀人”；
　　一是以王谧、王俭、王亮、王志、王通、王玚为代表的“传玺”系列，他们在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为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式的角色；
　　一是以王肃、王褒为代表的“北奔”系列，他们因各种原因被迫脱离南朝，从而把琅琊王氏的火种重新播撒到久违的北中国；
　　一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等为代表的“书家”系列，在纷繁政治的另一面，他们或逍遥自在，或苦心孤诣，组结成一条惊艳绝伦的艺术长廊。对于“书家”系列的讲述，我们将放在《王羲之》一文中进行。
　　1、命运“传刀人”的再执权柄　　
　　和祖父王览一样，王导也有六个儿子；王览的六个儿子都不显达，同样，王导的六个儿子也不显达。
　　在东晋政权相继迎来庾氏、桓氏、谢氏与司马氏“共天下”的那段时日里，琅琊王氏的子弟虽然不愁无官可做，但大都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这个家族进入一个中衰期。
　　尽管经历了一个中衰期，但以王导为分水岭，此后的王氏子弟见于史载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种瓜瓞绵绵之势。这其中，尤以王导的后世子孙最为昌盛。
　　琅琊王氏再次接近权力中枢，是以东晋后期的王珣为标志的。在王导手执的那把宝刀雪藏一段时期之后，作为第四棒，王珣接过这把宝刀。而王珣正好是王导的孙子。
　　此后，充任第五棒的是居于晋、宋易代之际的王弘；充任第六棒的是居于宋、齐易代之际的王俭。这二人，王弘是王珣的儿子，王导的曾孙，王俭则是王导的五世孙。
　　王珣生于公元350年，字元琳，他的父亲王洽是王导的第三子，曾任吴郡太守。王珣主要活跃于晋孝武帝司马曜（公元373年-396年在位）后期和晋安帝司马德宗（公元397年-418年在位）前期。这一时期，正好是太原王氏居于门阀政治的顶端。
　　以司马曜为首的帝党与以司马道子为首的相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权力斗争，就是在这场权力斗争的夹缝中，在太原王氏由盛转衰、进而连遭灭门家难的时候，王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让琅琊王氏的权势重新走向振兴。
　　王珣与太原王氏的王国宝都是谢安的女婿，当年，谢安当宰相时，对这两个女婿都没有好感，在仕途上压抑他们的发展。谢安死后，这两个人才盼到出头之日，王国宝被提拔为尚书左仆射，王珣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不过，这一左一右，却分别依附于相党和帝党。
　　比较起来，王国宝把他的前途全部押在相党势力上；而王珣虽然名义上是帝党成员，实际上却在冷眼观察局势，随时游离于两派之间。王珣的这种做派，显示他从王祥、王衍、王导那里得到了真传。
　　帝党的最重要成员是另一个太原王氏人物王恭，王恭当时担任江州刺史，手握重兵。公元396年，司马曜被他的张贵人用被子捂死，白痴皇帝司马德宗上任。相党集团认为解除王恭兵权的时机到了，而王恭也决定以讨伐王国宝为名义，发动一场针对相党的军事行动。
　　他找到王珣，希望得到王珣的支持。王珣一番掂量，觉得在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自己不能陷得太深，就劝王恭暂且隐忍，气得王恭拂袖而去，只得单独行动。对于王珣的暧昧态度，《资治通鉴》中的注释评论是：“依违权奸之间以保禄位。”
　　话说回来，王珣不得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考虑。公元397年，王恭起兵之后，王国宝随时都在监督他的行动，并已经做好计划，要杀掉他。
　　但王国宝是个色厉内荏的人，他把王珣引诱过来之后，不但不敢下手，反而还向王珣问计。王珣就乘机劝王国宝辞官，只要把官辞了，王恭就没有进攻的理由了。
　　王国宝果然上疏要求解职，解职还不到半天，就意识到这是上了王珣的当，但已悔之晚矣。为了达到让王恭退兵的目的，司马道子杀掉了反复无常的王国宝。在这一阶段中，王珣有惊无险地度过了难关。
　　帝党和相党的较量还在继续。第二年，王恭联合桓玄等势力再次发难，相党利用刘牢之的反戈一击取得了胜利，逮捕并处决了王恭。
　　这一次，王珣虽然没有任何战功可言，但他站在司马道子一边，参与了对昔日同党的讨伐，赢得了司马道子的好感。这一好感的最大成果是，使得王珣当时年仅20岁的儿子王弘浮出了水面，司马道子任命王弘为骠骑参军。
　　王珣病卒于公元401年，死后被追赠为司徒。从王珣的经历看，他并没有抓到炙手可热的权柄，一个司徒之职还是在身后被追认的。但他善于审时度势，左右逢源，不仅保全了自身，更为儿子的出道做好了铺垫。因此，他在琅琊王氏发展史上的“传刀人”地位当不可否认。
　　王弘，字休元，生于公元379年。他的现身，意味着琅琊王氏又一个权势高峰的到来，这个权势高峰的形成是以大量王氏子弟陆续集结到刘裕的麾下为标志的。
　　相党打败王恭后，桓玄打败相党，刘裕又出来消灭桓玄，成为东晋末年的最后一个英雄。
　　刘裕出身寒微，对于世家大族，他既有看不上眼的一面，又有必须依靠的一面，他彻底毁灭了太原王氏在江左的根基，又大肆笼络琅琊王氏的各色人等。作为出道较早的王弘，就是这样成为刘裕的僚属的。
　　我们有必要罗列一份这个时期陆续依附于刘裕的琅琊王氏子弟的名单，除了王弘，还有王昙首、王华、王球、王惠、王琨、王准之、王敬弘、王韶之、王裕之等等。自从跟随刘裕之后，这些王氏子弟就积极为刘裕的改朝换代做准备。
　　公元416年，东晋建立进入第一百个年头，刘裕北伐，打到了旧都洛阳。之后，在刘裕的授意下，王球负责撰写《九锡文》，王弘负责回建康向朝廷讨要封九锡，王韶之负责毒死白痴皇帝晋安帝。
　　公元420年，刘裕正式称帝，刘宋政权建立，刘裕就是宋武帝。登基之际，宋武帝无限伤感地对王弘说：“我本布衣，想不到会有今天！”王弘巧妙回答：“这是天命，求之不得，推之不去。”
　　那时，王弘只是被任命为江州刺史，他的进入权力中心，要经过一场宫廷政变之后才能实现。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我们能看出王家人一贯的策略。
　　宋武帝做了三年皇帝就死了，长子刘义符即位，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个人辅政。刘义符是个游戏无度的家伙，在位两年后，徐羡之等人决定废掉他。他们召王弘入朝，一番计议后，就把刘义符给废杀了。不久，又杀掉刘裕的次子刘义真，迎立三子刘义隆为皇帝。
　　刘义隆当时在荆州做刺史，王弘的亲弟弟王昙首和族弟王华为其左右手。看见自己的两个哥哥被杀，即使面对着皇位的召唤，刘义隆也不敢进京。经过王昙首、王华的鼓励，他才壮着胆子到建康即位，变身宋文帝。
　　这个宝座无疑是徐羡之等人拱手奉上的，但宋文帝并不心存感激，相反，他无法容忍这种随意干涉皇家事务的行为。一旦皇帝位子坐稳，他就大开杀戒，先后除掉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
　　按说，王弘也是事件的参与者，该当论罪，但毕竟他不是主谋，经过王昙首的活动，再加上他积极参与对徐羡之等人的声讨，得以涉险过关。过关后，凭着资历，王弘还被刘义隆提拔为丞相，后来进位太保；王昙首、王华也被调到朝廷任职。象征着权势的“宝刀效应”灵光闪现。
　　当然，此时士族的地位已不能跟门阀政治时代相比，琅琊王氏的权势被置于绝对的皇权之下。不仅如此，在权力过旺时，他们还要懂得“损益保家”的道理。
　　王弘任宰相期间，他就曾有意识地向宋文帝提出，把自己的执政权让给宋文帝的弟弟刘义康。在刘义康与他共辅朝政之后，为了显得自己的地位在刘义康之下，他又将身边一半数量的卫士拨给刘义康。而王昙首则配合他的哥哥，一再要求外调地方任职。
　　在皇权制度越来越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代背景下，王弘的执政思想越来越向儒家靠近。他特别强调礼法，为此，专门编订了一本《书仪》。
　　《书仪》至今已失传，大致内容是对人的言行举止、礼节仪式乃至文书信函的一种规范，要求一切依礼而行，不能越轨。史载，王弘本人就是遵礼的典范，他“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这是需要功夫的。
　　王弘的礼法思想被人总结为“王太保家法”。“王太保家法”把王导玄儒双修的治世理念又向儒家的礼治思想拉近了一大步，经过一个轮回，王氏子弟慢慢向他们的老祖宗王吉的纯儒境界靠拢。这一特点，在接下来的王俭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公元432年，王弘病故，就像王祥、王导分别成为西晋、东晋的第一名臣一样，王弘也获得了刘宋第一名臣的评价。三十多年后，宋孝武帝刘骏经过他的墓旁，念及他生前的功业，还下令派人按时对他进行祭祀。
　　刘宋政权在宋文帝的统治下平静地度过了将近三十年。宋文帝之后，刘家皇帝一个比一个荒淫无道，刘家小朝廷迅速走向萎靡，改朝换代的风雨又将来临。在风雨中，逐渐控制最高权力的是萧道成，而为萧道成忙前忙后的则是王家子弟王俭。
　　王俭，字仲宝，生于公元452年，他是王昙首的孙子，王弘的侄孙。王昙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僧绰，次子叫王僧虔，王俭就是王僧绰的儿子。王僧绰娶的是刘宋公主，王俭后来娶的也是刘宋公主，父子俩可谓两代皇家驸马。
　　然而，王俭却有着一个十分不幸的童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王僧绰在宋文帝末年当上了吏部尚书，宋文帝临死前，对太子刘劭的恶行很不满意，打算废掉他，王僧绰参与了废立之事；眼看到手的皇位要跑了，刘劭抢先闯入皇宫，杀死宋文帝，自行登位；回过头来，他反攻倒算，杀了王僧绰。王僧绰死时，王俭才两岁，是叔父王僧虔将这个孤苦的侄儿养大。
　　不幸的童年会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和意志力。王俭从小就手不释卷，在王家“卿门有卿，相门有相”的传统积淀下，他树立了强烈的宰相之志。
　　王俭对舅家兼妻家的刘宋皇室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当萧道成崛起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投到了萧道成的麾下。当年王祥为王氏家族制定了五条遗训，在五条遗训之外，他还暗示了一个“条外之条”，这就是“忠”的艺术。王俭把他的“忠”发挥成“顺势而忠”。
　　现在，我们来看看王俭是怎样效忠于萧道成的。刘宋末年的王俭其实才二十多岁，而萧道成的每一次突破几乎都跟他有关。
　　萧道成任太傅，是他的提议；萧道成升相国、封齐公、受九锡，也是他的提议；萧道成要走最后一着棋，期待有人捅破那层窗户纸，是他走到萧道成的面前，低低地说：“以公今天的功劳，难道可以久居人下？”萧道成要登基了，是他负责起草禅位的各种文件；登基之日，又是他从刘宋末帝身上解下玉玺，然后转交给萧道成。
　　公元479年南齐小王朝建立，王俭担任尚书右仆射兼吏部尚书。可以说，南齐的前十年是王俭的十年，他辅佐萧道成、萧赜两代君主，在王弘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倡行儒家礼学的复苏，被誉为一代“儒宗”。
　　王俭关于礼制方面的著述十分丰富，有《丧服古今集记》、《丧服图》、《礼论要钞》等七、八部专著问世，当时，朝廷方面只要涉及到礼制问题，必向他咨询。
　　为依礼行事，王俭敢于去规范皇帝。有一天，萧道成率领文武群臣在园林中宴饮，为体现君臣同乐，他命令臣子们各露一手绝技。一时，有的跳舞，有的弹琵琶，有的唱起民间小调。
　　王俭见了，颇觉这种娱乐形式太不合礼制，他本也很精通音乐，但轮到他表演时，他就大背司马相如的《封禅书》，企图以这样一种婉转的方式劝谏萧道成不能沉溺于嬉戏，而应更加重视奉天治国。
　　王俭还倡导恢复国子学，以培养更多精通儒学的治世能人，使得国子学和太学共同成为帝制时代的最高学府。他曾亲任国子祭酒，即国子学的校长，发展最盛时，朝廷把全部国书都搬到他家，使他的家变成国家图书馆。他本人不用上朝，朝廷有事，就派人登门请教。
　　公元489年，王俭病逝。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又连任国子祭酒，可谓“三代国师”。这是琅琊王氏发展史上的另一种风光。
　　王俭是琅琊王氏命运宝刀的第六棒传人，他创造了琅琊王氏在南朝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他之后，我们会看到，宝刀不再像从前那样光亮，它似乎在这个王氏子弟的手中拿着，又似乎在那个王氏子弟的手中拿着，当我们试图想看清时，宝刀已经消散于无形了。
　　这一切是王俭未曾料到的，就像他的倡导儒学，当他的思想越来越与他的老祖宗王吉的思想走向重合，当儒学驱赶玄学、越来越回归到统治地位，琅琊王氏的辉煌史也就走到尽头了。
　　我们知道，儒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例是经常发生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是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贵族阶层的。而琅琊王氏恰好是特殊时代产生的贵族，当特殊时代结束，贵族阶层也就必然地走向消亡。
　　2、给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
    东晋、南朝频繁的朝代更替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这种更替效仿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以一种貌似和平的方式来进行。举行禅位大典时，往往由一到两位特命大臣负责从逊位皇帝那里接过象征国家权力的玉玺，然后把玉玺转交给新朝皇帝。
　　鉴于传玺使命的庄重性，新朝皇帝总要想方设法物色到最恰当的人选来担当传玺人角色，作为第一豪族，琅琊王氏的子弟很自然的就成为首选。在桓楚政权以及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建立时，除了宋是由谢氏子弟充当传玺人外，其他都是由王氏子弟来充当的。先后充当传玺人的王氏子弟有王谧、王俭、王志、王亮、王通、王玚。
　　王谧是王导第五子王劭的儿子，他是王家子弟中第一个站出来充当传玺角色的人，传玺的对象是桓楚政权的建立者桓玄。
　　桓玄的父亲桓温早年与王劭的关系很好，因此，桓玄与王谧也很早就建立了密切关系。桓玄打败司马道子后，自任丞相，控制了东晋政局，他任命王谧为中书令。
　　公元403年，桓玄逼迫晋安帝退位，自称皇帝，建国号“楚”。在举行登基典礼时，王谧主持了仪式，并亲手将白痴皇帝手里的玉玺拿过来转交给桓玄。
　　很可惜，桓玄的皇帝梦只做了三个月就被刘裕击碎，三个月后，刘裕族灭了桓玄，东晋恢复，晋安帝继续做皇帝。
　　此时，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王谧应该是很狼狈的，但有意思的是，刘裕不但不怪罪他，反而还重用他，任命他为扬州刺史。
　　原来，早年的刘裕曾经十分落魄，有一次，因欠人赌资还不起，被人绑在树上鞭打。恰好王谧路过，他见刘裕仪表堂堂，气骨非凡，断定此人必有大出息，就代刘裕还了债，还修书一封，介绍刘裕投奔刘牢之。
　　现在，刘裕不仅出头了，而且还风光无限，他当然不会忘记王谧的活命之恩，更不会去计较王谧为桓玄传玺的事了。但王谧心里却很害怕，扬州刺史没当多久，就悄悄地跑了。
　　即使如此，刘裕依然不怪他，在知道王谧的下落后，还派人暗中保护他。
　　刘裕保护王谧，是有他的想法的。十多年后，他取代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他十分希望王谧来为他充当传玺人，只是可惜，这时的王谧已经去世很久了。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请谢家子弟谢澹来承担这一使命。
　　刘宋王朝存世五十九年后，被萧道成的南齐所取代。我们已经知道，萧道成的登基仪式是王俭主持的，他和一个叫楮渊的人一起，完成了从刘宋末帝刘准那里解下玉玺的任务，并把它转交给萧道成。
　　有趣的是，王俭和楮渊，他们的母亲是刘宋公主，他们的妻子也是刘宋公主，他们将舅家兼妻家的江山转交给萧家时，显得何其坦然！这也反映了在那个时代的一个现实，那就是，皇帝可以轮流做，世家大族的地位是不能受其影响的。
　　南齐是一个更短命的王朝，只维持了二十四年，即于公元502年被萧衍建立的梁朝所取代。
　　萧衍是从雍州刺史任上率兵攻破建康城、进而攫取皇位的。这一次，出来跑龙套的是王志和王亮。
　　王志是王导的五世孙，王亮是王导的六世孙。相比于王俭，王志和王亮并不热心于做传玺人，只是萧衍叫到头上了，他们也就顺水推舟。事后，王志被擢升为中书令，王亮被擢升为尚书令。
　　王志认为，自己能做到中书令，已经是很高的官位了，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在这个任上，他长期托病谢客，恬淡寡欲，明哲保身。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自甘寂寞，无意进取。
　　而王亮则显得更加消极，一年大年初一，皇帝朝会群臣，身为尚书令的他竟然托病不去。后来，皇帝了解到，这一天，王亮在家里大宴宾客。这种行为，本来是要问斩的，念及他的身份，只将他贬为庶人。
　　王志、王亮的态度，预示着琅琊王氏家族正在走向黄昏。
　　黄昏的夕阳还是要随着南朝的最后两个小朝廷照射一阵子的。梁朝坚持了五十六年，到公元557年被陈霸先的陈朝所取代。陈霸先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出禅位大戏，他依然需要王家子弟来为他捧场。
　　王家子弟中出来充当传玺人的，是王通、王玚，他们俩，前者是王导的七世孙，后者是王导的八世孙。事后，王通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王玚则升到吏部尚书。
　　日本学者宫市定在研究琅琊王氏的家族史时，把王氏子弟屡次充当“传玺人”的现象，描绘成“起到了为新皇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用”。这种类比是很形象的。但当王通、王玚完成最后一次“传玺”任务之后，琅琊王氏的精彩大戏也就进入尾声了。
　　3、凛冽北风下的飘零情怀　　
　　在魏晋、南朝的历史上，琅琊王氏的发展一直是很平稳的，这为其他任何一个世家大族所不及。但是，在这种平稳下面，也曾多少发生过一些波折、一些不惜和的声音，王敦之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进入南朝以后，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下，王氏子弟被杀、被贬、被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与太原王氏在东晋末年被连根拔除的情况不同，发生在琅琊王氏身上的这些遭遇，一般都是个案，是偶然的现象，不会影响到整个家族命运发展的既定方向。
　　不过，南齐末年的王肃北奔事件和梁、陈交替之际的王褒被掳事件，却有些例外。在离开北方将近两百年之后，通过这两起多少带有被迫性质的事件，琅琊王氏把它的火种再次嫁接到久违的北中国，为这一家族的子孙在隋唐时期重新浮出历史界面埋下种子。
　　王肃北奔与太原王氏的王慧龙北奔颇有些相似之处，只是前者比后者要晚七、八十年。
　　王肃是王导的六世孙。南齐萧赜时期，他的父亲王奂本来很得萧赜赏识，差点被提拔为尚书令。在提拔受阻后，王奂转任镇北将军、雍州刺史，权重一时。
　　就在这时，一出悲剧发生了。公元493年，王奂擅自杀死了一名部属，罪名是这个部属勾结当地土著、煽动造反。
　　这件事情让萧赜很恼火，他宣旨收捕王奂，为防拒捕，在宣旨大臣的后面，还派上军队跟随。王奂果然紧闭城门，拒不应命。不巧，他的另一个部下城内倒戈，杀死了王奂。王奂有五个儿子先后被诛，第三子王肃得以逃脱。
　　当时的王肃年近三十，南齐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只有向北仓惶出逃。他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上路的，直到深秋才踏进北魏的地盘。在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他见到了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赶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来迎接的北魏当任皇帝孝文帝。
　　孝文帝正在酝酿一场汉化大改革，听说王肃是王导的后人，十分欣喜。两人见面后，孝文帝一方面对王肃的遭遇深表同情，另一方面也对这位饱学之士有着期待，那就是，希望王肃能帮助他推进改革。
　　作为王肃，郁积在心头的，首先是杀父之仇，因此，在北魏期间，他一再鼓动孝文帝发兵南侵，其中，光是他亲自带兵参与的征伐就有三次。因为军功，他先后担任过豫州刺史、扬州刺史，后来还进位公爵。
　　在南齐，王肃有过担任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等文职的经历，这些经历非常有利于他协助孝文帝进行改革。在改革方面，王肃的功绩是突出的，他帮助北魏制定了新的典章制度，改革官制，建立官员监察考核制度等。
　　其中，官制改革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王肃参照晋朝、南朝的官制，将官衔分为九品，每品各有正、从二职。这种官制，由北魏而至隋唐，一直到明清时期都未有改变。史书评价，北魏的“朝仪国典，都从肃出。”这种评价反映了从汉家正统王朝而来的王肃，在北魏改革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肃在改革中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得到印证。孝文帝一再称王肃是他的诸葛亮，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南人，王肃的提拔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有资历的汉族官员。孝文帝临终前，特别下诏任命王肃为尚书令；死后，又遗诏王肃与鲜卑皇室出身的咸阳王元禧同为宰辅，辅佐魏宣武帝元洛。人们依稀看到，命运宝刀的光亮随着王肃闪耀到了北朝。
　　可惜，王肃在北魏的政坛上只活跃了七年就去世了。他在南朝本有家室，娶的是陈郡谢氏的女儿。北奔后，大概感到回国无望，就另娶了北魏陈留长公主为妻。不料，谢氏意志坚强，硬是拖儿带女找到了洛阳，见丈夫已然他属，只好遁入空门。
　　王肃与前、后妻生的两个儿子后来都进入了北魏官场。跟谢氏前后脚，王肃另一个侥幸活下来的弟弟王秉也携几个子侄来到了北魏，并陆续进入上层社会。这样，琅琊王氏在北方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家族。
　　在王肃北奔多年之后，北魏分裂为东、西二魏，南朝则进入梁朝末年。这时，发生了王家子弟王褒被掳至西魏的事件。
　　从公元548年到552年，一场侯景之乱，将梁朝小朝廷翻了个底朝天。侯景之乱后，萧衍的第七子萧绎在江陵即位，建立一个苟安政权。王褒在这个政权里担任尚书左仆射。
　　小政权才维持两年，公元554年，西魏对江陵发动进攻，大军兵临城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萧绎只得举城投降。
　　史载，这次投降，是王褒的建议，他还亲自前往谈判，并签下投降书。投降后，萧绎被杀，王褒等王公大臣及十多万将士、百姓作为战利品被掳掠到北方。当时正值严冬，在潇潇的北风中，王褒来到了西魏的首都长安。
　　王褒是王俭的曾孙、王导的八世孙，在王氏子弟中，他算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和文学才华的人。他的文弱导致他的卑怯，而他的才华则使他受到了鲜卑统治者们的敬重。
　　当时，与王褒同留在北方的，还有另一位大诗人庾信。庾信是在王褒被掳之前，以使臣的身份出使西魏时而被扣留的。出于相同的际遇，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共叹沦落为北国词臣的悲怆命运。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沉痛呼喊：“魂兮归来，哀江南！”王褒则在《咏雁诗》中长叹：“岂若云中雁，秋时塞外归！”
　　王褒、庾信在长安呆了两三年的样子，南、北方又在改朝换代了，南方变成了陈朝，北方变成了北周。
　　陈朝与北周，曾经几度交战，也曾几度议和。议和的时候，往往会互换俘虏。陈朝希望能够把王褒、庾信这两位文坛奇才给换回来，而北周哪怕把所有的南人都放回，就是舍不得放走王、庾二人。
　　如此到了公元572年，王褒已经年逾花甲。这一年，南北再度交战，陈军俘虏了北周的统帅元定，北周遣使求和，陈朝再度提出以元定换王、庾。一番掂量，北周最终没有答应。在北周皇帝看来，十个元定也抵不上王、庾二人的分量。
　　从此，哀郁中的王褒对南归再也不抱幻想。
　　尽管在归国的议题上不可商量，但在其他方面，王褒是十分受重视的。世代宰辅之家的出身，使他比别人更谙熟朝章国典，每每北周朝廷有重要文件，都是请他出来起草。王褒后来升为司徒、太子少保等职，成为三公。
　　公元576年，王褒去世，北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庾信写了一首《伤王司徒褒》诗，诗中写道：“自君钟鼎族，江左三百年。宝刀仍世载，雕戈本旧传……”这首诗对王褒祖上的荣光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还尤其提到了那把宝刀，似乎宝刀的光亮也曾一度在王褒的手中闪现过。
　　王褒的半世悲戚又是在给琅琊王氏的衰落作注脚。王褒之后，他的儿孙们长大了，渐渐形成又一个新的家族。但这个家族适应的已经是北方关中地区的环境了，他们的名字也由琅琊王氏演化为“咸阳王氏”。
　　到了后来，这支王氏先后在初唐、中唐和晚唐出过三个宰相，其中，出于晚唐的宰相叫王抟。在琅琊王氏的余音中，王抟被认为是这个宰相辈出家族的最后一位。金陵王气今犹在。
   
    在历史的后花园

　  琅琊王氏士族地位的失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随着陈朝的灭亡而退去历史的视野的。而“淮水绝”的应验、命运宝刀的隐去，给这种历史必然加上了一抹悲戚的色彩。
　　 尽管如此，它依然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豪族，它在门阀顶端地位的蝉联之久，它进入权力高端的人员之多，是其他任何一个家族所不能比拟的。究其根源，在于四个字：与时推迁。但当这个家族退回到寻常巷陌，它也就恢复了本来的历史常态。
　　1、“淮水绝，王氏灭”　　
　　如前所述，琅琊王氏子弟王通、王玚俩人为陈霸先完成传玺的任务后，都得到了升职，王通最高做到太子太傅，王玚官领吏部尚书。除了这两个人，
　　在陈朝前期任职的王氏子弟，有据可查的还有一些人，尽管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对读者的眼球形不成任何的刺激，但还是勉强把他们记在后面：
　　王劢，王通弟，曾为地方刺史、太守；
　　王质，王通另一弟弟，官至都官尚书；
　　王固，王通小弟，做到中书令；
　　王冲，王玚父亲，尚书左仆射；
　　王瑜，王玚弟，曾出使北齐；
　　王克，尚书右仆射。王祥（与“卧冰求鲤”的王祥重名），黄门侍郎；
　　王清，东阳太守。
　　以上总共是十个人，其规模已不能跟前朝相比。
　　而到了陈朝末期，有记载的任职的琅琊王氏子弟就更少了，且从官职来看，他们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对陈朝政权的影响力变得无足轻重。他们是：
　　王廓，都官尚书；
　　宽，侍中；
　　王胄，太子舍人；
　　王猛，镇南大将军。
　　总共才四人，比前期又少了一半。这种任职人数的锐减和官阶的不断下沉，真实地反映了琅琊王氏持续没落的轨迹。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站，陈朝本就是一个没落的小朝廷了，疆域内陷，户口锐减，国力极度虚弱，从公元557年立国，到公元589年灭亡，短短三十二年的历史，它的皇帝就换了五个。
　　陈朝末帝就是那个有名的陈后主陈叔宝，他于公元582年登极。这个家伙的特点是，风流、好色、荒淫。
　　他修建了三个阁楼，分别叫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他本人住临春阁，最宠爱的妃子张丽华住结绮阁，其他嫔妃住望仙阁。阁楼之间互有通道相连。一批佞臣与这些妖艳的美女们天天陪伴陈叔宝饮酒赋诗，听歌观舞。
　　中国那段时期产生出来的诗歌，恐怕是最为华艳淫佚的了，什么《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等，是其中的代表。
　　妇人堆中长大的陈叔宝是个淫词高手，他在《玉树后庭花》中写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是啊，尽管“玉树流光照后庭”，但“花开花落不长久”，所以他要疯狂享受这最后的时光，他根本不去关心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发生了什么。
　　在他当皇帝的前一年，一个叫杨坚的人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杨坚雄才大略，他要统一全国。
　　公元588年，眼瞅着陈叔宝玩得差不多了，杨坚一声令下，一支五十多万人马的大军，分八路浩浩荡荡向陈朝杀来，一路势如破竹。
　　第二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入建康，文武百官抱头鼠窜。此时，只有五六个人还守在后主身边，其中，就包括一个琅琊王氏子弟、担任侍中的王宽。
　　隋军入宫，陈后主带着他的张丽华躲到一口枯井里。在士兵们的恫吓下，他乖乖地从井里爬出来，成了俘虏。
　　陈朝灭亡了。一百多年后，唐朝的诗人赶场般的来描写这段历史。
　　许浑写道：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汪遵写道：留得后庭亡国曲，至今犹与酒家吹；
　　刘禹锡写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睹这一切的王宽会不会在想，与陈朝一起走到尽头的，还有他的琅琊王氏？据说，当几十万隋军的战舰拥入秦淮河时，秦淮河里的水一度真的滞塞不通。这条河断流了，当年郭璞“淮水绝，王氏灭”的预言应验了！
　　《南史》的《王裕之传论》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及于陈亡之年，淮流实竭，（王氏）襄时人物扫地尽矣。斯乃兴亡
　　之兆已有前定。
　　琅琊王氏的末代子孙王宽见证了这悲戚的一幕！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不只是王宽，还有另一个末代子孙王猛，只不过他是以另一种形式见证的，而且还是其中的参与者。
　　王姓人多，重名的也就多，同一个家族里面都出现，不要说不同家族之间了。前秦有一个宰相兼军事奇才叫王猛，他曾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属于北海王氏。琅琊王氏的王猛，他的声名当然比不上北海王氏的王猛，但这个王猛也是一个军事人物，他从小喜读兵书，凭着真刀实枪走向发迹。
　　从王祥起，或者说，从更远的王吉起，琅琊王氏中的人物大都靠“文韬”获取高位。中途有个王敦，算是“武略”，结果因为武装叛乱而成为一个异数。末代的王猛成为武人，这是又一个异数出现了。我们会看到，这似乎是冥冥中的一个安排。
　　在陈朝，王猛凭借武功一路晋级，到隋军大举南侵时，他已成为镇南大将军，都督二十四州诸军事。他率兵前往京师勤王，不料还未走到，前方传来消息，建康已经陷落，陈后主沦为阶下囚。
　　王猛慷慨流涕，素服举哀，他擎刀发誓，要为复兴陈朝而进军！陈朝存在，他的琅琊王氏才存在，复兴陈朝，就是保住他的家族的昔日荣华。他手里的那把刀依稀闪耀着光芒——那不就是他的家族的命运宝刀吗？现在难道传到他的手上了？
　　就在王猛密集筹划的时候，又一个消息传来，陈后主在隋朝受到优遇，比当年的刘阿斗还快乐！
　　怎么会这样呢？王猛在想，但事实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孤掌难鸣，势难再战了。他迅速调整心态，决定投诚缴械，派人到隋朝的都城大兴（即长安）去联系。
　　隋文帝当然高兴，不费一兵一枪，王猛统辖的地盘就并入隋朝的版图，谁不愿意呢？
　　这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缴械，也就是从这时起，那把忽隐忽现的宝刀，从此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浩瀚中。
　　在隋唐的历史上，你再也见不到有某一个名门叫琅琊王氏；在隋唐的官场上，你几乎要用望远镜般的探寻精神，才能发现几个琅琊王氏后裔的单薄身影。
　　2、数字“中国第一豪族”　　
　　琅琊王氏作为士族的历史结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富有意味的是，正是那个结束琅琊王氏炫目历史的隋文帝，开启了中国的科举时代，从此，贵族的世袭特权被科举取仕的现实慢慢剥蚀。
　　尽管如此，琅琊王氏作为中国士族时代第一豪族的地位却是得到公认的。还在这个家族兴盛不坠之时，就有人看出了这一特点。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沈约曾感慨地说：“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一个当代史学家也写道：“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家族的族谱续写得可能比王氏还长，但却没有王氏的权位那么高；有的家族的权势可能一时比王氏还要大，但却没有王氏蝉联得那么久。”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从王祥、王览兄弟算起，到王宽、王猛这些末世子孙，琅琊王氏在高位上绵延了11代；即使从西晋立国算起，到陈朝覆亡，他们蝉联的时间也达到315年之长。这中间，没有任何的隔断。相比于与之齐名的陈郡谢氏，后者在东晋时才开始兴起，而南朝还没有结束，它就提前衰落了。
　　有人计算，自汉至唐，琅琊王氏登上宰相之位的，有92人、104人次。这种计算，未免有点夸大之嫌，一个，它前伸后延了琅琊王氏居于贵族地位的时间；二个，它的标准过于宽松，把一些从没进入过权力中枢的人也算进去了。
　　我们不妨采信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的精细统计。毛汉光依据正史，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文中，统计出了两晋南朝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就各大士族拥有的五品以上官吏人数，他对排名最靠前的四大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颍川庾氏进行了一番比较：
　　琅琊王氏：161人 其中一品 15人
　　陈郡谢氏：70人 其中一品 4人
　　陈郡袁氏：35人 其中一品 2人
　　颍川庾氏：33人 其中一品 2人
　　从中可以看出，两晋南朝居五品以上的官员中，每十一人就有一人是王氏子弟；而王氏中居于一品的人数，几乎是后三个士族人数总和的两倍。
　　同样，从各家与皇室的联姻情况来看：
　　为皇后者 为驸马者
　　琅琊王氏：8人 13人
　　陈郡谢氏：1人 3人
　　陈郡袁氏：1人 1人
　　颍川庾氏：2人 0人
　　无论是做皇后的，还是做驸马的，两项指标全是王氏遥遥领先。谁都知道，权势与联姻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琅琊王氏与中国的士族时代相始终，它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族史的精华版。
　　3、这个豪族的魂在哪里？　　
　　为什么琅琊王氏能成为中国第一豪族？这里面有玄机吗？
　　有人说，这跟王氏的子孙太过庞大有关；也有人说，这跟那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有关；还有人说，这跟他们在改朝换代时总能抢得先机有关。
　　但要说到根本，在于他们吃透了四个字：与时推迁。他们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们的生存法则。
　　“与时推迁”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儒学-玄学-儒学”的历史轮回中，他们牢牢地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琅琊王氏本就以儒学起家，王祥的至孝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尺；而当玄学兴起时，王戎、王衍引导着家族由儒入玄，王衍更是占据了清谈领袖的地位；东晋需要讲究点实际，王导就推行玄儒双修；而到了南朝，儒学回归的态势渐趋明显，王弘、王俭就主动出手，给一把助力，王俭更是披上“一代儒宗”的外衣。当然，儒学的回归，最终导致了门阀时代的结束，这又另当别论了。
　　第二，在强调“信、德、孝、悌、让”五条家法的同时，他们更懂得“忠”的艺术。在那个改朝换代十分频繁的年代，愚忠是没有出路的，必须要“顺势而忠”。明白这一点，就好理解，王祥可以在曹髦的尸体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又能成为西晋的座上宾；王衍在大厦将倾时，会腾出手来设计“狡兔三窟”；王导一面与王敦对垒，一面写信过去，透露朝廷虚实；在南朝，一拨又一拨的王氏子弟欣然担当起为新朝皇帝传递玺绂的角色。
　　第三，在权势盛满时懂得“抑损保家”。最突出的例子是刘宋时，王弘身为宰相，当他意识到权势过重可能带来家族的不测时，他主动让出部分权力给刘义康；同时，他的弟弟王昙首也主动提出外调地方任职，以对权力的分布进行稀释。
　　第四，懂得“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道理。王氏本系豪门，为什么还要那样拼命地去追求高位呢？不做任何事，只要慢慢地等待，一切荣华富贵就会到来。这是一种止足之道，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种思想在南朝中后期的王氏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僧虔这样教导他的儿子王志，王志又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后来的子弟。
　　除了以上四点，琅琊王氏还有一个整体上的特点，那就是：从不觊觎皇位。王氏的地位那么高，他们曾经那么无限地接近皇权，但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取而代之的想法，即使当年的王敦之乱，那也不是冲着皇位而去的。
　　这一点，在王氏家族内部并没有特别的告诫，但有可能是他们埋在心底里最重要的一个戒律。这一点的重要性，甚至对于整个王姓人来说，都是意味深长的。
　　好了，我们深入后花园的时间够了，我们已经触及到了这个豪族的魂。
　　4、回归寻常巷陌　　
　　在琅琊王氏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两百多年之后，诗人刘禹锡来到南京。他看到了那里的朱雀桥和乌衣巷，昔日的繁华是怎样，只能靠想见，眼前的样子却是野草丛生，斜阳残照。诗人忍不住提笔写下一首怀古诗《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仅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到了寻常百姓家，在刘禹锡的时代，琅琊王氏的众多后世子孙们也应该早就退回到寻常巷陌，成为平民百姓中的一员了。不知在回归的那一刻，琅琊王氏的子弟是否会有一种失落感？就像他们的先祖，在刚刚失去王位之时的那种失落感一样？
　　失落总是有的，但后来他们应该明白了，人不可能永远都在高位，不管他在那里能呆多久，最后总是要回到老百姓中间来的。他生前不得回，身后也得回；本人不得回，子孙也得回。这就像水一样，你把它升得再高，总要回到低处来，并且向最低处流去，一直流到海洋。
　　海洋是什么？海洋最宽广，是孕育生命的地方。老百姓是什么？老百姓是人类的大多数，是孕育人类文明和人类奇迹的地方。琅琊王氏能够以那么平稳的方式回到它的常态，这应该是它的幸运。在老百姓中间，他们默默地繁衍生息，没有任何奇迹可以发生，或者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后世分支尤开闽、三槐王为最巨，使琅琊王氏延续了中国第一豪门望族声誉。

潇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