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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成为中药材之乡,跟华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华佗在民间的名气太大,人们对于亳州的制药当然会另眼相看,慢慢地,亳州就成为药都了。现在,在亳州,有一个华祖庵,也就是华陀纪念馆,坐落在市中心,里面存放着一些据说是当年华佗所用的医疗器械,有不少,是现在出土的。出人意料的是,华陀如此一个神医,给后人留下的资料却非常少。虽然史载华佗发明了 “麻沸散”、“五禽戏”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失传了。现在遗留下来的,都是后人的开发和附会。即使是华佗的身世,也显得莫衷一是,大都只是一些淡若星光的传说。据说,华佗年轻即开始行医,走遍徐、豫、青、兖等州县,后来又曾拜治化道长为师,学得医学绝技。从而变得名声大噪的。
华佗的名声,依我看,大半是由《三国演义》得来的。四大名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怎么想象都不为过。在《三国演义》中,华佗替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读起来惊心动魄栩栩如生,这个故事至少起到了两点渲染作用:一是充分渲染了关羽的英雄气概;另一个,就是充分渲染了华佗医术的高超。
华佗是被他的同乡曹操杀死的。至于原因,罗贯中同样在小说《三国演义》交待得很清楚,后人在叙述华佗身世时,也采取了类似的说法——曹操青年时代留下的“头风症”常常发作,发作时,头部如裂开一样疼痛。诸多方医郎中前来诊治,都束手无策。谋士华歆向曹操举荐了曹操的同乡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望闻切问一番后,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靠服一般汤药无法医治,需要先饮“麻肺汤”(也就是“麻沸散”),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按照罗贯中的说法,华佗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毫无医学知识的曹操的疑心,曹操怀疑华佗可能是孙权或刘备派来的奸细,所以下令拘捕华佗下狱,将他杀害。
曹操杀华佗遭到历史的一致指责。其实,细细地追究这个故事,会发现曹操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华佗在当时,是不是有真正的本事,能将曹操的头颅打开实行手术。如果细细地追究起来,会发现华陀的叙述其中有很多破绽——首先,华佗用什么工具来打开曹操的头颅?按照《三国演义》中的说法,用“利斧”打开头颅,显然不可能!再说,利斧即使劈开头颅,又如何缝合?我们都知道,以现代医学的要求,打开头颅,必须在极端精密的仪器的导引之下,方能小心翼翼地做此事。其他的不说,以华佗时代的医疗器械的制作水准,华佗根本不可能制造这样的工具。第二,华佗用什么来实行麻醉,虽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但这个麻沸散,只是一种汤剂,是麻醉药的最初阶段,并且是全身麻醉。以这种麻醉剂,不可能支撑曹操动头颅部手术。所以,按照我的看法,曹操对于华佗的这一番言论明显是信不过的。在曹操看来,华佗的这一套东西完全是“江湖朗中”似的吹大牛,或者是别有他求。因此,曹操一气之下将华佗打入大牢,也就不足以奇怪了。
在陈寿的《三国志》当中,对于华佗,则有另外一种说法——《三国志·魏书·方技传》交待了华佗的身份:华佗年少时曾经在徐州一带游学,是个“兼通数经”的读书人。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入仕做官是华佗的人生目标,至于从医,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华佗一开始,应该是对医学有浓郁兴趣的,当时,有很多人推荐他去当官,华佗都没有去。但等到华佗真正地走上从医道路后,华佗深深感到医生地位的低下,心理一下子失衡,性格也变得乖戾了。这一点,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也毫不客气地说他“为人性恶,难得意”。
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操请华佗为他治疗“头风”顽症。一开始,华佗采用针扎的方法,效果还不错。《三国志》对此的记载是,“佗针鬲,随手而差。”后来,随着政务和军务的日益繁忙,曹操的“头风”病加重。曹操很想让华佗留下来专门为他治疗“头风”病。华佗这时个婉拒说:“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说,你的病在短期内很难彻底治好,即使长期治疗,也只能苟延岁月。有人甚至推测华佗这是腰协曹操,让曹操封他一个官做。不过曹操一直没有答应。过了不久,华佗便以收到家书想回家小住几天为借口,请假回家。到家后又托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曹操一气之下,依照汉律,以“欺骗罪”和“不从征召罪”判处华佗死刑。
华佗为什么要离开曹操,他是为了不耽误自己在民间的救病治人吗?史书对此没有交待清楚。中国的史书一直是这样,在很关键的细节上,总是惜墨成金,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华佗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他的医学本领到底有多大?曹操为什么要气急败坏地杀华佗?这一些,史书都没有交待。这些没有交待清晰的史书,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华佗。让后人对他,以及相应的很多问题,细细地追究起来,都有点束手无策。
传说华佗入狱后,十分痛苦,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几十年行医的经验总结成书稿,临死前交给狱吏,告诉他说:“此可活人也。”那狱吏害怕受到连累,拒绝了华佗的要求,华佗极度悲愤,将书稿付之一炬。
关于华佗的传说,我一直半信半疑。中国文化总是习惯于将真实故事化,然后将故事传奇化,到了传奇阶段,早就丧失了真实的痕迹,离本来很远了。平心而论,以当时华佗的认知水平和操作水平,不可能出现什么神医的。况且,一个时代的医学水平不可能单骑突进超越当时整体科技水平。最明显的一个佐证就是,古代中医学一直不太清楚人体本身,对于人的生理结构,人的各个系统,还停滞在模糊的感性判断阶段。如果对生理解构都不太清楚,又如何谈得上“对症下药”呢?这不是“不知己不知彼”吗?从理论上说,中医在很长时间里,只有空泛的《黄帝内经》之内的理论,大而无当,又极难以付诸实践。它在整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仍处于一种“写意状态”,有主张,少严谨;有想法,少理论;有观念,少方法;有直觉,少精确;有目标,少路阶。因此,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光靠一些经验范畴的东西,是很难有着持久作用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对于华佗,知之甚少,也缺乏科学所必备的怀疑精神,我们所满足和津津乐道的,只是他一个又一个“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对于他医术的真实内容和实质,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其实,不仅仅对于华佗,我们对孙思邈,对李时珍,同样也知之甚少。我们甚至连孙思貌的年龄有多大都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医和药又会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剩下的,只是人云亦云,就是死记那几个药方,照本宣科。或者满足于那个玄妙无比的“五行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木克水……
但不管怎么说,传说在结果上获得了大胜,华佗也终于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变成一个神。这当中带来的一个副效应就是,亳州几乎在成为酒都的同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药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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