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槐家风代代传。

潇洒一生

　　王旦（公元957年-1017年），字子明，王祜次子，是王祜种槐预言的应验者。在北宋宋真宗时期，他辅政十八年，其中担任宰相长达十一年。他忠心事君，廉洁朴素，胸襟开阔，知人善任，不以私心谋私利，特别善于处理内政外交上的复杂事件，被誉为“一代贤相”。他死后，被追赠为魏国公，谥号“文正”，后世的欧阳修、苏轼还特别撰文称赞。
　　他为家族留下《文正遗训》，要求三槐子弟忠孝自律，读书上进，在婚姻问题上要择贤不择富。无论在宋朝的政治史上，还是在家族的发展史上，王旦都堪称三槐王氏的一座高峰。在由他倡导的家风熏染下，王氏子弟不仅赢得了数代的良好官声，这个家族更是呈现出一派人丁兴旺、枝繁叶茂的发展态势。
　　1、一个为皇帝所倚重的宰相
　　王祜有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祜种下的阴德，要由他的儿子们来收获善果了。
　　王懿生于公元954年，比王旦大三岁；中进士是977年，也比王旦早三年。他做官做到兵部侍郎，跟父亲的最高官职是一样的，可惜去世太早，卒于1002年。这时，王旦还没有登上相位。
　　王旭的生卒年记载不是特别具体，他是因为父亲关系而荫补入仕的，早年在缑氏(今河南省偃师县)等地任知县。当地百姓作歌称赞他“永宁三镬，缑氏一镰”，意思是，在那一带，周围知县大都贪腐不堪，只有王旭清廉自守。他后来做到殿中丞，但那时王旦已经为相，为避嫌，做弟弟的他只好辞职回到家里做管家。
　　曾经宋真宗想重用王旭，对王旦说：“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岂以卿故屈之也？”硬是要授王旭一个京府推官。王旦坚决不肯，最后改判国子监，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王旭去世时年六十八，被朝廷追赠户部尚书。
　　与一兄一弟相比，王旦的光芒几乎掩盖了一切。王祜在种下槐树的时候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这句话就应验在老二王旦身上。如果说是王祜为三槐王氏奠定了基业，那么王旦则这把这份基业建成一座大厦。
　　王旦，字子明，生于公元957年。980年二十三岁时，他考取进士。这一榜，被人成为“龙虎榜”，里面出了四个宰相，他们是李沆、寇准、向敏中和王旦。此外，还出了一大批名臣。
　　王旦进士及第后，被安排到地方做官，先后在岳州平江县（今湖南平江县）和潭州任职。期间，在平江任上，他结识了一个关键人物赵昌言。赵昌言当时任两湖转运使，仅仅是一次见面，这个在朝中颇有影响的人就看出了王旦的前程远大，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旦。
　　这样，在当年父亲和现任岳父编织的关系网的帮助下，王旦的仕途走得十分顺畅。他在今天的湘中、湘北地区呆了大约十年时间，即被调到中央任职，从此再未出知地方。到公元997年宋太宗病逝时，他已官至兵部郎中。
　　宋太宗死后，宋真宗赵恒（公元978-1022年在位）即位。这时，王旦的同年已大多占住朝中要位，李沆更是担任了宰相。
　　那些说话有份量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夸赞王旦：钱若水说他“真宰相器也”；张咏说“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而李沆则把他“推重为远大之器”。此外，像毕士安、向敏中、李至等，无不向朝廷推荐王旦。
　　至于宋真宗，史料记载，有一次，王旦在朝堂上奏完事下殿，宋真宗一边目送他，一边情不自禁地说：“与朕平天下，此人也！”
　　王旦很快由中书舍人提为翰林学士、审官院知事，公元1000年，他权知贡举，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正式成为宰辅大臣。四年后，加封为尚书左丞。1006年，升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此登上宰相的宝座，一直到1017年去世前才卸任。他辅政十八年，当宰相十一年，任职时间之长，在北宋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王旦比宋真宗年长十一岁，皇帝对这个宰相十分倚重。《宋史·王旦传》中记载，宋真宗对王旦的信任达到了“言无不听”的地步，凡是大臣有所奏请，他必问：“王旦以为如何？”
　　王旦去世时六十一岁，临终前病得很重。宋真宗一天要派人去问候三四次，他还亲自手捧汤药送到王旦的病榻前。他给王旦送去五千两白银，王旦不收，他还反复派送。
　　王旦死后，宋真宗废朝三日，亲临吊丧，十分哀恸，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他还追封王旦的曾祖父王言为许国公、加太师；祖父王彻为鲁国公、加尚书令；父亲王祜为晋国公，加中书令。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下诏让王旦灵位配享真宗庙庭，并亲自书写了“全德元老之碑”的碑额。之后，欧阳修奉旨为王旦墓碑撰写了碑文；再后，苏轼为王氏宗祠撰写了《三槐堂铭》。王旦赢得了“一代贤相”的美誉。苏轼原文如下：
　　三槐堂铭（并序）
　　「宋」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然而，翻开王旦辅政的历史，尤其是翻开他十一年为相的历史，我们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更谈不上耸动一时的大功劳，相反，我们却看到了他如何陪侍宋真宗上演“泰山封禅”的闹剧。
　　在皇帝面前，他没有直言劝谏的举动，在外交上，他没有慷慨激昂的表现，而在内政上，他也从来没有做出惩治腐败、毅然决然的姿态。他似乎是一个稳重、温和而无所作为的人，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一代贤相”的称号呢？
　　2、宰相肚里能撑船
　　虽然自汉代以后，儒家就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往往在一个王朝的初创时期，统治者习惯于采用黄老政治，推行“与民休息，静以致治，无为无不为”的思想。这在汉初、唐初都有所体现，
　　同样，宋朝也是这样。宋太祖、宋太宗，加上宋真宗，这三个宋初皇帝惯用的手法都是杂儒家与黄老而用之。宋太祖用赵普为相，赵普总是在他的办公场所放置两个大瓦壶，凡中外表疏，他不想实行的，就投入壶中，壶满了就全部烧掉；宋太宗拜吕端为相，制词中有“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的句子。
　　宋真宗自己也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所以他拜相是早有心理期许的。恰好王旦是一个守成之人，他们就走到了一起，而且一配合就是十多年。
　　《宋宰辅编年录》里说到王旦，有这样的话：“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俱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务行故事，慎所改作”成了王旦一生的信条。
　　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王旦的保守。一个叫贾边的人参加科举考试，题目是《“当仁不让于师”赋》，贾边把其中的“师”解释为“众”。主考官认为他有才华，提议让他参加殿试。可是，王旦却说，贾边对经书妄加解释，与历代注疏不同，这是标新立异，如果容忍，会使后来的士子跟着放荡，不守规矩。就这样，王旦一句话，贾边丧失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正因为这样，你要罗列王旦的政绩，就会感到无从着手，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推行过什么了不得的措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看他为人做事有怎样的风格和方式方法，就会有一大堆的事例涌现出来，让你看到一个稳健、成熟、温和、睿智而又忠诚、廉洁的宰相来。
　　首先，他忠心事主，临事不乱。北宋面临的外患是相当严峻的，在宋初首当其冲的就是辽国的不断进犯。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当时，朝廷中分成两派，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南逃，而担任宰相的寇准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宋真宗采纳了寇准的意见，亲临澶州（今河南濮阳）。有皇帝压阵，宋军士气大振，大败辽军。事后，宋辽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约为兄弟，宋朝“哥哥”每年向辽国“弟弟”输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两派相争时，王旦既不同意王钦若的南逃，也不像寇准那样激进。这种性格，说得不好听，是骑墙派，说得好听点，却又是沉稳的表现。作为朝廷重臣，他跟随皇帝到了澶州。就在两军交战正酣时，传来消息，宋真宗留守东京的弟弟雍王病重，皇帝决定派王旦回朝接替雍王的职责。
　　王旦临行前，把寇准喊到宋真宗面前，然后问宋真宗：“十日之间没有捷报时，当如何？”
　　皇帝沉默了很久，说：“立皇太子。”
　　王旦把寇准喊到皇帝面前来说这番话，是颇具政治家的头脑的，这一方面可以激励寇准坚决拒敌，另一方面在出现最坏结果时，又不至于手忙脚乱。
　　回京后，王旦严禁走漏他在朝廷的消息，以防止宋真宗的其他兄弟有非分之想，从而起到稳定政局的目的。王旦在京，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以致当皇帝与大臣们归来时，他的家人惊奇地发现，王旦不是走在凯旋的队伍里，而是站在迎接的队伍里。
　　通过这一事件，宋真宗领会到了王旦的忠心耿耿，两年后，当寇准在王钦若的排挤下罢相，王旦马上被提为接任者。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一对君臣休戚与共，后世史家用“得君之深”来形容王旦的宦海碧波。
　　其次，他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既体现出深谋远虑，又显得举重若轻。这样的事例很多，集中反映在他任宰相期间。
　　譬如，有个叫刘承规的宦官很得宋真宗宠幸，临死前要求封个节度使，不然死不瞑目。真宗有些心软，与王旦商量。
　　王旦说：“以后如果有其他的人要求当枢密使，那又怎么办呢？”终于没有开这个恶例。
　　又譬如，有个叫张耆的将军，奉诏选兵，由于他措施过于严厉，招致士兵哗变。朝廷知道后，处罚不是，姑息也不是。王旦出来处理，他知道跟武人讲道理没有用，就把张耆调到枢密院当副使。这样，既没有伤到武人的忠君之心，又巧妙地解了他的兵权，平息了众怒。
　　有一年，宫中发生火灾，损失不少财物。王旦请求免职，而宋真宗则下罪己诏承担责任。后来查明是一个侍婢为了盗卖金器放的火，牵扯出一百多个失职者。宋真宗大怒，要处死这些人。
　　王旦出来说话了，他说：“侍婢处死，罪犯已受到惩罚。对此事，皇上承担了责任，我们这些大臣也都上书请罪，如再归咎别人，岂不失信于民？”
　　这么一说，一百多人的性命得以幸免，朝廷也赢得了一个宽仁待民的形象。
　　又一次，一个占卜的人上书议论宫中的事情，被处死刑。抄家时，搜出一些书信，居然是朝中官员向这个占卜者询问吉凶的书信。一气之下，宋真宗要把这些人交给监察御史问罪。
　　王旦说：“占卜吉凶，这是人之常情，不应问罪。”
　　皇帝不答应。王旦便把自己曾用过的占卜书交给他，说：“我年轻时也做过占卜的事，请连同我一起查办。”
　　真宗只得松口，赦免了受牵连的官员。事后，王旦将那些书信一把火烧掉，以绝活口。
　　至于在外交方面，略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西夏国国主赵德明借口遭受灾荒，要求宋朝给几百万石粮食。大臣纷纷议论：这个国家刚刚发誓与大宋和好，转眼就提出无理要求，应严词驳斥。王旦却认为，直接驳回，势必增加矛盾，使对方有理可辩，不如以攻为守，让对方输理。他让主管官员在京城中准备了百万石粮食，然后通知对方自己来取。赵德明接到通知，去取吧怕有不测，不去吧又落了个妄生事端的名声，左右为难。他感叹说；“大宋朝中有能人!”就这样，一起外交事端消散于无形。
　　第三，他胸襟开阔，知人善任，绝不以私心谋私利，是实际版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说到王旦的胸襟，拿他跟寇准作一番比较就可见出高下。寇准与王旦是同年，但他气量不大。他常在宋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
　　真宗对王旦说：“你常说他好，他却专说你坏。”
　　王旦不在意地回答：“这是当然的啦，我做宰相时间长了，失误肯定很多，寇准对您没有隐瞒，可见他的忠直。这正是我看重他的原因。”
　　有一次，王旦执掌的中书省向寇准所在的枢密院送个折子。因为不符合诏书的格式，寇准向皇帝打了小报告，宋真宗责备了王旦，还处罚了相关人员。
　　时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向中书省也送了一个折子，同样不合格式。手下人高兴地拿给王旦看，要王旦乘机报复一下。但是王旦却把折子退回枢密院，让他们修改了再往上送。这事让寇准相当惭愧，碰上王旦时连连说：“同年啊，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肚量？”
　　王旦年老生病时，宋真宗曾特意把他叫到宫中，问他：“爱卿有恙，万一有个不测，我该把天下事托付给谁呢？”
　　王旦要真宗自己抉择。再三反问，他才说：“以臣愚见，莫如寇准。”
　　真宗说：“寇准性格太刚烈偏激，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选。”
　　王旦回答：“其他的人我就不知道了。”说完辞退。
　　宋真宗把话听进去了，王旦去世后不到一年，他就用寇准为相。
　　王旦常说：“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当宋真宗感叹唐朝贤才辈出、当今人才不多时，王旦就会说，择贤不必求全责备，不以小过掩大德。
　　王旦荐才，对于那些露出才华的人，他不会忙于推荐，而是暗中观察，有眉目后再叫来谈话；确是优秀者，他就把名字记下来。到了需要的时候，他秘密地写上三四个人的名字呈给皇帝，由皇帝决定是否录用。
　　在这个过程中，王旦从来都不会与被推荐者接触，很多人当了官之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王旦推荐上来的。王旦死后，史官撰修《真宗实录》，检阅内廷保存的奏章底稿，发现朝中的官员有很大一部份都是由王旦推荐提拔的。
　　《宋史·王旦传》中有一句话，把王旦概括得十分精准：“旦为相，宾客满堂，无敢以私请。”没有一个人敢为了私事求王旦。
　　王旦荐人，也从不出以私心，更不会以私心谋私利。有一个叫张师德的人，是状元出身，做到了谏议大夫。可能是没有摸准王旦的脾气，他先后两次私访王旦，要王旦再提拔提拔他。岂料王旦根本不予接见。
　　张师德以为是有人在王旦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又去求与王旦同朝为相的向敏中帮他解释。
　　向敏中找到王旦，王旦说：“一个人品行好，重用只在早晚之间，安心等着就是了。如果到处奔走求情，让那些无门路可走的人怎么办呢？”
　　王旦堵死了跑官要官的路，但张师德最后还是被王旦给推荐上去了，不过，这不是基于他的求情，而是基于他的真才实干。
　　王旦用人，往往一句话就能把人点拨到位。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向王旦辞行。王旦说：“东南民力竭矣！”言下之意，要他爱惜那里的民力。张士逊去江西(今南京一带)任转运使，临行向王旦请教，王旦说：“朝廷榷利至矣！”意思是朝廷的专项收入已经到顶了，要他体察民情。这两个人下去后，都不忘王旦的教诲，在地方上深得人心。
　　王旦如此奖掖后进，他的家人却要受点委屈了。像他的弟弟王旭、儿子王雍、女婿韩亿和苏耆的官路，都曾受到影响，要么是为了避嫌，要么是为了先人后己。
　　最后，他廉洁俭朴，不为子孙谋取简单意义上的物质财富。
　　除了俸禄和皇帝的赏赐，王旦绝不收受任何人的财物。还在当中书舍人时，因为家贫，他曾向别人借过高利贷，用自己骑的一匹马作抵押。据史书记载，他家中的被服用具务求朴素，不尚华丽。家里人想用绸子把常坐的毡垫包起来，他都坚决不肯。
　　王旦一直不摆大宴席为自己庆寿，直到五十八岁生日那天，真宗特意赐酒、硬要他大宴宾客，他才不得已勉强铺张了一回。
　　为官者绝大部分都会为子孙买田置业，王旦却不为子孙买田地，他说：“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
　　宋真宗认为他所居住的三槐堂太简陋了，要他修修。他表示，这是父辈留下来的旧宅，用不着修。
　　王旦位高名显，家境殷实，却终生只娶赵氏一妻。他留下遗言：“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勿为厚葬以金宝置柩中。”
　　临终前，宋真宗送来五千两白银，被王旦坚决拒收，当皇帝强令派人再次送来时，他已咽下最后一口气。
　　1958年和十年文革期间，莘县当地曾发掘王旦墓，证实墓中只有砖瓦、没有任何金银陪葬物。
　　有当代学者说，看似王旦无所作为，其实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他对真宗朝的影响，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进行，显示出如水滴石穿一样的韧劲，这比建立惊天动地的大功业更难，更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如此，他当然无愧“一代贤相”的称号。
　　3、皇帝贿赂宰相　　
　　但是，谁能想到，像王旦这么一个清廉的人，平生也曾接过一次贿赂，而且是皇帝的贿赂。这是历史上极其罕有的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事件！
　　事情的起因跟“澶渊之盟”有关。“澶渊之盟”换来了和平，宋真宗对此本有些沾沾自喜。不料，一向喜欢使点绊脚石的王钦若却抓住向辽国纳贡这件事不放，他对宋真宗说：“这根本就是春秋时期的城下之盟嘛，诸侯尚且以此为耻，陛下却认为这是大功劳，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受到蛊惑的宋真宗一下子蔫了，他忙问：“那怎么办呢？”
　　王钦若揣度皇帝已经厌烦了兵事，就故意说：“陛下如果派兵去收复幽燕之地，就可以洗刷耻辱。”
　　宗说：“那里的人们刚刚免除兵革之祸，我怎么能这样做？可再想其他主意。”
　　王钦若说：“那就只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海内，扬威夷狄。”
　　宋真宗想了很久，认为这是个办法。
　　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任何其他活动都比不上封禅的规格高。封禅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天书降世，二是要得到全体大臣的支持。天书当然是降不下来的，那就只有造假。王钦若公然诱导皇帝造假。
　　要大臣支持，最大的障碍是宰相王旦。宋真宗知道，封禅是劳命伤财的事，王旦怎会轻易答应。他向王钦若问计，王钦若要他以圣意的名义来压服王旦。宋真宗没有这样做，他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试探王旦，王旦一副似可似不可的态度。
　　到后来，宋真宗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用一种非常方式来搞定王旦。
　　一天，他把王旦叫到宫中来饮酒，气氛弄得十分热烈。席间，他拿出一樽酒来，郑重地赐给王旦，并说：“这个酒是极佳上品，你回去与妻子儿女共享。”
　　王旦心想，皇帝赐酒，总有特别缘由。他回到家里，打开一看，果然如此，里面全是一粒粒的珍珠！这就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皇帝贿赂宰相的事件，从此，对于天书、封禅的事，王旦不再有任何异议。
　　不仅不再有异议，作为宰相，他还要承担起整个活动的总导演。不久，所谓“大中祥符”的三篇天书降落下来了，内容集中在二十一个字上：“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其百，九九定。”其中的关键在于“付于恒”，这是天意将大宋江山交给他赵恒的！
　　王旦率领群臣连同老百姓一万多人向皇帝请求封禅。公元1008年，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了，据统计，这次蝗虫行动共持续了四十七天，耗银八百多万贯。王旦负责撰写《封祀坛颂》，其真迹碑刻至今仍存。
　　之后，封禅完了还有西祀汾阴、访华山、游洛阳等附加行动，据说又耗费了四百万贯银子，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对于真宗封禅，后世史家大都认为这是一场闹剧，对王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多有诟病。苏辙就认为，王旦是“言听谏从，安于势位”。
　　虽然有人说，在整个过程中，王旦并不是心甘情愿的，他甚至曾表明态度，自己从未见过天书，但是，他连作为人臣的劝谏之责都未尽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可讲呢？他的保守思想，他的谨小慎微的性格，在有时是好事，但在有时却是坏事。
　　4、三槐家风代代传　　
　　王旦去世于公元1017年，开始葬在开封府下的祥符县，即今开封县新里乡大边村。应王旦之子王素之邀，欧阳修为王旦写了《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铭》。
　　到了公元1073年，王素去世，鉴于当时辽兵屡屡南侵，黄河泛滥不断，他的儿子王巩决定把父亲葬回莘县老家。与此同时，他还把祖父王旦的墓也迁回了老家。
　　至今，在山东莘县的莘城镇群贤堡，还留有王旦墓，与王言、王彻、王祜的墓地一起形成一个墓群。
　　说到群贤堡这个地名，它有一个来历。在宋代的历史上，除了王祜、王旦，接下来三槐王氏中还有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等人在《宋史》中也列有传记。这就是说，在《宋史》的列传中，三槐王氏占有十一个席位，可谓群贤毕至。久而久之，在莘县县城东北二里地的那个三槐王氏发祥地，就形成了一个名字“群贤堡”。
　　到了清代中叶，因为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当地人都称其为“套庙王”。由此，群贤堡的名字被慢慢淡忘。而到了近些年，人们寻根问祖的愿望浓起来，当地王姓人和散布在各处的三槐王氏后裔纷纷要求改回原名。2004年，莘县人民政府顺应民意，特意发文，将“套庙王”庄恢复为“群贤堡”。
　　为什么三槐王氏在宋史上会出现这么多有份量的人物呢？这需要来考察一下这个家族的家风。
　　王旦生前曾留下一篇《文正遗训》，这篇遗训对后世子孙的告诫相当具体，除了惯常的要做到敬宗收族之外，还重点突出了三个方面：
　　子孙要多读书，“子孙有读书守分者，胙肉多分与之”。这个“胙肉”是祭祀时供神的肉，把这种肉分给读书上进的子孙吃，是最高奖赏了。
　　二、做官要廉洁正直。通过合法渠道挣得收入的子孙，买供品祭祀祖宗，祖宗就吃，而用非法手段取得收入的子孙，他的供品祖宗是不会吃的。
　　三、子孙联姻的原则是择贤不择富。“婚姻不求门阀”，这是王旦一再说过的话，他在遗训里还特别举了一个始择富、终陷贫的例子来强调择贤的重要性。
　　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王氏子弟十分重视通过科举考试来获取功名，从而进入仕途。虽然在宋史上，他们大都声名不显，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但是，在为官的兢兢业业上，在个人人格上，他们还是留下了一笔财富。
　　他们联姻的对象，突出的有范质家族、范仲淹家族、苏轼家族等，这些家族的声誉，即使到今天也依然为人称道。可见三槐子弟是彻底贯彻了王旦的遗训的。
　　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是，在不断与贤门联姻的过程中，王家的人口以超强的加速度不断繁衍。这里可以就男丁罗列一组数据：以王祜为第一代，是一人；到第二代是王旦兄弟三人；第三代为九人；第四代发展到二十八人；第五代可考的是六十八人；第六代就已经是好几百人的大家族了。
　　这里挑三个例子来说明三槐家风的代代相传，一个是王旦之子王素，一个是王旦之侄、王旭之子王质，还有一个是王旦的第六代侄孙王伦。
　　王素（公元1007年-1073年）是王旦的幼子，为官四十多年，最后以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的职务致仕，被认为是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带职致仕的高官。他曾在宋仁宗庆历年间与欧阳修、余靖、蔡襄一起担任谏官，被合称为“庆历四谏”。应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与欧阳修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才有后者为其父写神道碑铭的举动。史载王素担任谏官往往言辞激烈，不看皇帝脸色，颇有影响，这一点是远超乃父的。
　　他在地方任职，关心民间疾苦，这一点也秉承了祖上家风。突出的例子有两个：
　　一个，在任淮南转运使时，当时有一个盛行的潜规则，那就是，在征收正常赋税之外，还加征所谓“羡余”，说是用来敬献给皇帝的。王肃却不吃这一套，他把这笔非法税款全部免掉，由此为老百姓减轻负担达数十万银两。
　　再个，他在任知成都府和太原府时，遇上灾荒，未经申报，就开仓赈灾，还劝大户人家拿出粮食来用于救济。由此救活的民众达十余万人。
　　王质（1011-1045）是王旭的长子，一生较为实在的官职不过是通判、知州之类，但他的为人处世，以及个人节操，在他的当世就为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许多名臣所赞誉。
　　他在地方任职时，常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化民众。
　　譬如，一个人家太穷，儿媳养不起婆婆，被告到官府，王质拿自己家人的衣服送给这个婆婆穿，还通过特批，拨一些公粮给这个家庭以供养老人。
　　一个平头百姓娶亲，约好了婚期，却拿不出钱来操办，王质问清要花费多少之后，自己掏钱给他操办。
　　一个小偷偷人衣服被抓，小偷叩头说是迫于饥寒才这样做的。王质就命令由公家买衣服给他穿。
　　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和范仲淹之间的交往。范仲淹曾因朝廷一些不妥的用人政策提出异议，结果被贬到地方，凡替他说情的人一概被视为朋党。
　　范仲淹踏上贬所，没人赶去送行，一路历经十多个州，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相迎。独独只有王质不理会局势的险恶，毅然到城门口为他送行。
　　有同僚责备王质：怎么能自陷朋党？王质说：范公为天下贤者，我是望尘莫及，如果能成为他的党人，这是你高看我了！
　　这一事件后来在士大夫中间广为传颂。后来，王质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范仲淹的儿子。王质去世，范仲淹为他写墓志铭。
　　虽为侄儿，王质却信守王旦所留下的家法，并用王旦当年借债、以坐骑偿还的实例来教导子弟。他不喜敛财，所得俸禄，多分给亲族，家里只留下几千卷书籍和几张古琴。
　　他最后病逝在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任上，家里穷得连把灵柩送回开封祖茔地的路费都没有，后来是亲朋的帮助，才得以安葬。
　　王伦（1084年-1144年）是王旭的后代，从辈分上看，他是王旦的第六代侄孙，生活在两宋之交。
　　史载他早年是一个无赖，与市井恶少干过不少坏事，按《文正遗训》的规定，他是可以放到祠堂里来进行鞭笞的。但是，在靖康之耻发生后，他却勇敢地承担起了与金国议和的使命，为维护南宋的利益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又使他成为三槐家风的发扬者。
　　王伦先后四次出使金国。第一次是在1127年，即靖康之耻发生和南宋建立的当年。结果被金国扣留在云中（今山西大同），直到五年后才被放回。此次出使没有效果，但王伦收集到不少金国的情报。宋高宗以苏武出使、不辱气节来类比王伦。
　　第二次是在1137年，宋徽宗与其皇后去世的消息传来，王伦去交涉还归徽宗梓宫。结果金国不仅答应还归梓宫，还许诺交还河南等地。
　　1138年，王伦第三次出使，进一步确认前一次议和的内容。
　　隔年，他第四次出使，到旧都东京与金国交割地界，河南等地得以归还。但不幸的是，不久，金国政策有变，王伦被扣押。1140年，金国大将金兀术撕毁盟约，两国重开战端。河南被再度攻取。
　　1144年，王伦在被软禁五年之后，金人突然要任命他做金国的地方转运使。王伦坚决不肯，结果被缢杀。
　　临刑前，他整冠南向再拜，恸哭说：“先祖文正公以直道辅相，天下皆知。金人要我出任伪职，我怎可受此侮辱，只能引颈就死了！”
　　然而，这样一位不屈的外交家，却曾经被一些人认为是汉奸。这样说的理由有两条：一、在岳飞等人戮力抗金的时候，他却在屈膝求和；二、他与秦桧的一些观点相同，秦桧对他也很关照。
　　事实上，这是对王伦的极大不公。王伦的议和，是建立在“战”的基础上的，作为使节，他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民族气节，并最终以死报国，这与秦桧主张的“和”不可同日而语。再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是靠几个文人说几句大话就能改变事实的，包括抗战派的李钢、乃至岳飞在内，都不反对坚持原则下的议和。
　　应该说，王伦是条好汉，他无愧三槐王氏的清白名声！
    【莘县三槐堂旧址 莘县三槐堂是王巩将王旦墓迁回老家的同时修建的，后历经明、清历任多代知县的修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槐堂被拆，有幸留下一张旧照，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
    【三槐堂牌匾 在三槐堂被拆后，当地王姓人千方百计将三槐堂牌匾保存了下来。牌匾长2.25米，高0.80米，厚0.04米，黑底金字，笔力遒劲，三槐堂三字以木头雕好粘上，外面一层金黄色。】

潇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