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上海妓女改造：到新疆建设兵团当战士。

王家牌楼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 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上海妓女入疆改造 5年后有人做了母亲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舞皇后”新疆归来的最后时光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
　　农场初春的路泥泞不堪。太阳的直射下，地气蒸腾，庄稼人的春天又开始了。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共产党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