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研究很深：日本人眼中的彭德怀很可怕。

王家牌楼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5年出版的十二卷本《中国共产党史料集》中，有50余处提到彭德怀的名字。在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中，还收入了大量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署名的文告、通电、指示及彭德怀个人署名的《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和《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的平松茂雄、吉田实等都在其著作中，向日本报导了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消息。1984年，田岛淳先生全文翻译出版了《彭德怀自述》一书。上述彭德怀著作、文电、报告在日本的出版和发行，为日本学者研究彭德怀的生平和业绩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文拟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日文资料，介绍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彭德怀的情况，一是为研究彭德怀生平的同志参考，二是以此文表达笔者的怀念之情。
　　一、户宽在《中国红军史》一书中，高度评价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户宽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之一，曾出版过《人民战争论》等著作，1979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他的力作《中国红军史》。在这部574页的长篇著作中，户先生提到彭德怀的地方多达近百处。在第二章“井冈山的斗争”中，先生专题论述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说平江地处湖南省的东北部，是湖南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之一。1928年5月，湖南省的反动派为了镇压罗纳川领导的“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浏游击总队”的革命活动，命湖南省独立第三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率部来到平江。其时，彭德怀早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部队中还隐蔽着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地下党员，这些革命者早就在彭德怀的部队中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对该部队进行着“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革命教育。因此，这支奉命镇压农民运动的军队，却和当地革命农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后来，中共湖南省委又派膝代远来到部队，协助彭德怀进行工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彭德怀于1928年7月22日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于23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24日发布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宣言。8月，起义军在彭德怀等的带领下艰苦转战，引兵井冈，终于在12月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师的宏愿。户先生说，平江起义与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起义，但这两次起义具有不同的性质，平江起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工农兵联合的大起义，并建立了属于工农兵自己的政权组织。这对当时特别强调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大起义，彭德怀则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彭德怀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二、日文版《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一书全面评价了“百团大战”史。日文版《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一书，出版于1989年，是户宽、内田知行、马场毅、三好章、佐藤宏等日本学者共同编著的一部中国军事专史，是《中国红军史》的姊妹篇。在这部军事专史中，著者们提到彭德怀的地方有60余处，并以整个第四章的篇幅，论述了彭德怀组织指挥的“百团大战”问题。著者指出，“百团大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期，即1940年8～12月，由彭德怀指挥的、除山东之外几乎在整个华北地区展开的一次对日军的大攻击作战。这次大攻击战，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战线上给了日本侵略军一次巨大的打击。由于此次“百团大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它成了中国、日本，乃至全世界战争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著者说，围绕如何评价“百团大战”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完全肯定（1940～1942年）、基本肯定（1943～1959年）、完全否定（1959～1976年以后）等不同的评价阶段。著者认为，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上，它都和彭德怀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此，著者在“百团大战”专题中，对“百团大战”的背景、成因、经过、结果，以及“百团大战”在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述。著者认为，“百团大战”是根据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即毛泽东“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一原则而发动和进行的，彭德怀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打了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人民战争的大攻击战，“给了敌人一次很大的打击”。著者说，这次“百团大战”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二是打击了国内投降派，三是鼓舞了士气，巩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至于“百团大战”的不足，著者很同意彭德怀本人的明确阐述：“百团大战”发动的时间早了一些，如果再迟半年或一年，等到日军进行了粤汉、湘桂战役之后再发动，那将更加有效。
　　三、平松茂雄评彭德怀与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指导上的分歧。平松茂雄是日本杏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军事评论家。八十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多部很有见地的中国现代国防与军队建设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的国防与现代化》（1984年）、《邓小平的军事改革》（1989年）等等。在彭德怀研究方面，平松茂雄先生也有较深的造诣，他在《围绕朝鲜战争指导问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政治榷执》（见日本《军事史学》第23卷，第一号1987年）一文中，对彭德怀的看法就颇有独到之处。平松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攻击彭德怀对抗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在第二次战役之后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借口“部队疲劳，需要休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即“冬季整训”，只是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已进行了第三次战役。（见香港明报月刊社1969年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第338页。）平松茂雄说，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后没有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是有他的理由的，彭德怀从战场实际出发，认为第二次战役打的很吃力，中朝军队在火力、攻击力、特别是在空军支援方面显得明显缺乏，持续作战能力较差，最大续战能力在15～20天之间。由于作战物资供应不上，战士背着武器、弹药、干粮连续作战，极为疲劳，一个战役结束之后，必须进行适当休整、补充，才能进入下一个战役。如果第二次战役后不休整、不补充，就仓促发动第三次战役，就没有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的把握。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对此亦有明确说明。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日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行动，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苦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平松说，从第三次战役的结果来看，也充分证明了彭德怀的预测是不错的。平松的论文还指出，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和教训是很多的，在第四次战役的作战中，美军使用了空军、装甲运兵车、远射程火炮等现代化兵器进行作战，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作战，但还是使美军于3月15日夺回了已被中朝军队占领的汉城，中朝军队重新退回了三八线以北。到3月18日，中国军队在前线上兵力已明显减少，中国军队受到了不小损失。从这时彭德怀就深深感到，要想适应现代化的战争，必须建设自己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队，必须用现代化标准来改进自己的军队。毛泽东强调的是第三次战役的政治意义，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彭德怀看到的是第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彭德怀提出要对部队进行冬季整训的原因。
　　四、宫本信生论彭德怀苏联、东欧之行与庐山会议。宫本信生是日本综合研究机构的国际交流部长，1986年第10号《外务省调查月报》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报告――《中苏对立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构造》，文中对彭德怀1957年11月2日～28日的访苏和1959年4月2日～6月13日东欧七国之行及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述评，试图从彭德怀访苏与东欧之行等活动中寻求他和毛泽东矛盾激化的根源。
　　宫本的文章说，1957年11月2日，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1月3日，《人民日报》为毛泽东访苏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的心在莫斯科》，4日发表了彭德怀的署名文章《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向英雄的苏联军队学习》。11月1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晤，就莫斯科宣言、对美战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20日，毛泽东先期回国。彭德怀继续留在苏联访问，并增派叶剑英（军委常委）、粟裕（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海军司令员）、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长）、陈锡联（炮兵司令员）、刘震（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刘志坚（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中国军事代表团，就有关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彭德怀一行先后参加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参观了喀良施塔得海军演习，以后又参观了苏军导弹基地、防空指挥系统和有关军事院校。彭德怀等还拜访了赫鲁晓夫、伏洛希罗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等出席了彭德怀于11月27日举行的告别宴会。2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彭德怀一行举行了送别仪式，赫鲁晓夫、伏洛希罗夫、布尔加宁、苏斯洛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拜尔金等苏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告别宴会，并到机场送别。彭德怀在机场致词中说，在苏访问期间，英雄的苏联军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军是用最新尖端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苏联军队是由优良的军事装备、指挥体制与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军队，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
　　宫本指出，彭德怀作为副总理级的人物，他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异乎寻常的礼遇。这一方面表明，彭德怀将沿着“向苏军学习”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也许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在接近彭德怀的背后藏着“潜在的意图”。
　　宫本说，一年以后，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怀为出席华沙条约国家军事会议，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和地拉那，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了会晤，并与科尼夫、苏阔洛夫斯基、格勒索科、帕里希宁、戈尔希科夫等苏军和华沙条约的军事将领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并先后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逗留访问，回国途中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了短暂停留，6月13日回到北京。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却发生了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送来了事实上是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件。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回国不久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极为不快，认为这是彭德怀的“反党纲领”，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作为“反党集团首领”被批判。9月11豆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被批判，并被无端攻击为“里通外国”分子。
　　宫本的文章认为，彭德怀庐山的受挫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明显感到中苏对美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乖离”，对赫鲁晓夫对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诚意也心存疑虑；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战争观与“人民战争”的想法也深感不安和“嫌恶”，而彭德怀却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并受到苏方较高的礼遇，这就为彭德怀的未来埋下了阴影。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毛泽东对苏联更加不满，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心理上消灭亲苏的土壤，他认为彭德怀就是“亲苏”的土壤，是与苏联“内通”的“接点”性人物。加之彭德怀在1958年就对“大跃进”政策表示过怀疑，在武昌会议后不久，彭德怀曾亲到乌石、平江调查“大跃进”的情况，并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年产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表示了相当大的怀疑。庐山会议期间又写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大跃进”是狂热性，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战，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内通苏联”的危险人物。必须加以批判、罢黜。这样，彭德怀在庐山的受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彭德怀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虽然彭德怀从1959年就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日本学者还是把彭德怀放在研究的视野之内，继续追踪和关注着彭德怀的命运，并在彭德怀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彭德怀研究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不管是对日本学者还是对中国同行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彭德怀君之日本研究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