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红蝇赶散”历史之谜。（陈其弟）

天柱山

　　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听一些苏北兴化、大丰的同学说，他们的先祖是苏州人，当时也没放在心上，不过一笑了之。到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后，又听到曾经到苏北盐城“下放”的老同志说起，许多苏北人都说祖上是苏州人。到省里开会时，也听苏北同仁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常有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在苏州阊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有些苏北人为了续修家谱，也经常来询问此事。前不久，首轮《苏州市志》主编陈晖同志来电说，他家乡大丰的修志同仁找他了解有关“洪武赶散”的事情，希望能够提供一些资料。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查阅了《明史》、《清史稿》以及一些史志资料，但均未见到“洪武赶散”或“红蝇赶散”的记载。为什么像“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的大迁徙，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谜团。
　　为了弄清这个谜团，也为了完成陈晖同志嘱托的任务，我借助了强大的网络查询，发现关注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在少数，其中也有我的苏北同行。国内著名的明史专家南京大学潘群教授，也有专文详细解析了“洪武赶散”事件。根据这些线索，以及相关史志资料和家谱、族谱的零星记载，我初步梳理出了一些头绪，公诸同好，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做点基础工作。

　　一、什么是“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是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一般称作“洪武迁徙”。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迁徙”，亦称“洪武赶散”。“洪武赶散”始于明朝初年，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见《新安镇志》）记载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因为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加上是武装押送，事情集中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苏北许多县的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徙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也有称“红蝇赶散”、“红蜂赶散”或“红巾赶散”、“红军赶散”。

　　二、“洪武赶散”的诱因？

　　追寻“洪武赶散”的诱因，不能不提张士诚。苏州有个方言词“讲张”，据人考证也是因为明初官方禁止人们议论张士诚，一看到有人交头接耳，就生怕在“讲（谈论）张（士诚）”。那么，苏州人何以如此念念不忘张士诚，官府又是什么原因怕人“讲张”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据史料记载，张士诚（1329-1367），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人。因地属两淮运盐使司而人称“淮张”。当初只是个盐场操舟运盐的角色，偶尔也贩贩私盐。元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18人聚众反元，自号诚王，僭号大周，改元天祐五年十二月，“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次年二月，陷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即承天寺为府第，设学士员，开宏文馆”。十七年八月降元，接受元帝所赐龙衣、御酒，复隆平府为平江路，并“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岁以为常。”但安定下来后，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把权柄交给其弟士信，自己却“令其下颂功德，邀王爵”，企图躺在功劳簿上做一个割据一方的安乐王。在邀功论赏之议被元帝否决后，他就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王太妃，置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 ”于是上行下效，士信与士诚之婿潘元绍亦“好聚敛，日夜歌舞为乐，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毫无斗志可言，终于在二十七年九月，被徐达、常遇春在围城十个月后率部破城，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
　　纵观张士诚割据苏州的12年时间，其势力范围大体为：北逾江淮，直抵济宁，南至绍兴，占有长江下游的富有地区。他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先后实施过减少田赋，奖励蚕桑，兴修水利，疏浚白茆江等措施，使凋敝的农村重萌生机，较之元政府的苛政，苏州百姓已相当知足了。难怪在朱元璋所部大兵压境，将苏州城围困了十个月后才破城，其中少不了全城百姓的支持。据说如今平江路上的三家村，就是当年仰、胡、沈三姓聚族死守娄门殉难后，为纪念他们而得名的。
　　不过，苏州城的久攻不下，惹怒了朱元璋，在进攻苏州之前，他曾命令“毋肆掳掠，毋妄杀戮”，可破城后，却大烧大杀，以致“死者枕藉，积骨如山”。在平定天下后，有一次，朱元璋微服行走在三山街上，看见一老妪坐在木榻中，便同她攀谈起来，问她是什么地方人，答曰苏州人。又问她对张士诚的看法，她说，在大明皇帝起兵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就归附元朝，让苏人免受兵戈之苦，因此，百姓至今感德。在次日早朝时，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认为张士诚对苏州人没有什么深仁厚德，从昨天遇见的老妪身上，我感到了苏民的忠厚，“恐京师百姓千万无此一妇也。 ”为了防止张士诚原有“臣民”，不服统治，聚众谋反，疑心病很重的朱元璋就想出了把苏州百姓分散的办法，屡屡将苏城富户迁至京师（南京）、凤阳、苏北等地。

　　三、为什么亦称“红蝇赶散”？

　　在广大的苏北平原流传着许多传说。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又称为“阊门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传说，虽然讲得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播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服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第三种说法是否科学？现在原住苏州人的小脚趾指甲确实是分开的，但是并没被迁徙，难道是回迁的？还是炎黄子孙或汉族人的共同特征？这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暂且搁置一边。
　　第二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将“此种好事”硬扣在张士诚名下，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元末“红巾军”起义并非张士诚一家，朱元璋的部队同样是头扎红巾的，民间统称之为“红巾军”、“红军”。“洪武赶散”的说法，让我们知道了事情发生时间是“洪武年间”；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使后人知道了干这件事的主体是“红巾军”。在苏州话中“巾”与“军”同音，因此就简称“红军”了。“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可恶的“红头苍蝇”的缘故。称为“阊门赶散”，则告诉我们“赶散”的集结地是“阊门”。“赶散”两字用得相当贴切，至少让人觉得这个行为并非出自自愿，而且有相当的规模，类似于“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四、“红蝇赶散”的范围

　　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元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苏北很多现存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来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得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泗阳县的席、唐、吴、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苏州的东洞庭山、昆山、吴县等地迁入。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有红蝇赶散的类似说法。可见，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五、“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元末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富豪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除了上文所引灌南县《新安镇志》称，苏州阊门周姓、常州的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滩外，民国《泗阳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据《苏州市志》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平江路（即后来苏州府）领县6，人口已达240余万。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到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万户，190万人口。 80年中锐减50多万人。除了战争伤亡，另一个原因就是“洪武迁徙”。《苏州市志》云：洪武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地区以及边远地区，实行戍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州、松江等地无田农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二十二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商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或少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六、“红蝇赶散”的功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个强迫性的移民事件，一方面，统治者采用了拆居烧房，关押驱赶，不顾百姓的死活的政策，使大批移民苦不堪言，对其中倒流移民，又采取重治罪。这无疑是朱元璋的一大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广大居民带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有力推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明初，海州盐民逃亡殆尽，盐业生产基本停顿，官府靠移民充作灶民（盐民），发展盐业生产，改煎为晒盐，后改为砖地晒盐，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产量和质量。从巩固国防和发展经济来看，也是功不可没的。
　　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必虎教授在其《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苏州曾是张士诚的王城所在地，朱元璋麾下大将常遇春在攻打苏州时遭顽强抵抗，围攻十个月才破城，所以，朱元璋对苏州百姓采取了“惩罚性”的移民措施。更重要的是，江淮地区经元末明初的多年兵燹后人口剧减，扬州“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皆流寓尔”，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明王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移民来恢复江淮地区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