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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称素来敬重鲁迅,指示宣传部出钱为其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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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2-8-30 08:11: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核心提示: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介石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

      鲁迅与蒋介石这一文一武两位浙江老乡都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过非常大影响的一代名人。但一直以来,研究和介绍他们两个人之间关系的文章却很少见。许多人所知道的只是鲁迅如何以杂文作为匕首、投枪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战斗的一面,而对于鲁迅和蒋介石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却知之甚少。

      鲁迅曾经很赞赏蒋介石

      其实,鲁迅曾经很赞赏并寄望于自己的浙江老乡兼老弟台蒋介石。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时年45岁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立场鲜明地站在了国民党方面比自己小6岁的蒋介石一边:“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述文字出自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两地书全编》中的第67号原信,这是在鲁迅笔下第一次出现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名字。其时,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1927年离开厦门初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对与蒋介石走得特别近的中大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经历的朱家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
      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蒋介石后来的连襟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伴随着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出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同蒋介石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则对鲁迅多有借重、尊重。

      鲁迅在“蒋记”国民政府中拿高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上海的鲁迅坚持以杂文为武器,揭露批判的锋芒开始转向国民政府新的军阀统治下的社会黑暗。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在广州,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仍然不放弃每一个机会进行拉拢。
      现有的史料证明,在1927年北伐胜利、鲁迅到达上海之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初建之际,鲁迅因为生计,通过他的朋友们,仍然维系着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鲁迅以“特约撰述员”的身份每月从国民政府大学院领取300元大洋津贴,总共领取14700元。东北“易帜”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鲁迅曾为此颇感欣慰。但完成“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却实施剥夺民权的所谓“宪政运动”,把鲁迅一步步推到了蒋介石和以他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懂得把握“分寸”的鲁迅

      目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1930年2月13日,鲁迅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兼宣传部长许绍棣将此事秘密报告国民党中央,以“堕落文人”为名通缉鲁迅。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遭秘密处决。鲁迅思想急剧转变。但直到这时,鲁迅仍然还是领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津贴。但从鲁迅的文字里,当局已经感到浓重的敌意。1930年春,国民党的浙江省党部对鲁迅的所谓“通缉”,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鲁迅就在上海,要抓他易如反掌,本用不着“通缉”,而且,鲁迅在上海活动,却由浙江省党部来“通缉”,很滑稽。这或许说明,国民党当局并不想真的逮捕鲁迅而使自己陷入被动。“通缉令”只是警告鲁迅不要太过分,要注意言行的分寸。以鲁迅的敏锐和精明,对这种用意是十分明了的。仅仅明白当局在警告自己要注意分寸还不够,还要明白这“分寸”到底在哪里。笔者以为,不指名道姓地公开批评蒋介石,就是鲁迅所理解的一种“分寸”。
      在鲁迅看来,如果自己指名道姓地公开骂蒋介石,当局就不得不采取某种实际的行动,即便不捕不杀,也要让自己在国内无立足之地,至少在上海不能安身。查《鲁迅全集》,确实未有一篇指名道姓骂蒋介石的文章。可见,在鲁迅看来,一旦用真名发表过于激烈、过于直白、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文章,就越过了当局的容忍限度,就等于是跳出了“壕堑”、爬出了“坦克车”,就是在“赤膊上阵”。而依照鲁迅一贯的处世方式,他是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本文摘自《老人报》(2012年3月7日 A8版) 作者:张祖涛 原题:鲁迅与蒋介石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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