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深浮（三）

王义方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深浮（三）
    三、“中山王氏”与并州地方势力
　　《通典·食货典·乡党》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略云：
　　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
    这段史料涉及到魏齐之际北方豪强大族的势力和动态，向为学界所重视。其中“并州王氏”指称何族，与太原王氏有何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可以较为肯定的是，文中“并州王氏”并非太原王氏（王慧龙一族）。理由之一，自王慧龙至王琼，“三世一身”，至王琼始有四子，而此时已近魏末，太原王氏人丁不盛，又“不为乡里所容”，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具备如此强大的宗族势力。理由之二，太原王氏与其郡望所出的并州联系并不紧密，王琼与其子季和曾先后担任并州大中正，中正之官在北朝多为尊崇之位，仅表明其郡望所出，于地方事务干涉有限[26]。而终北魏之世，太原王氏似乎始终没有在并州居住，据《魏书》本传，王琼历光州、兖州刺史，“去州归京，多年沉滞，所居在司空刘腾宅西”[27]。王遵业“以胡太后临朝，天下方乱，谋避地徐州”，也证明太原王氏在并州没有可为依托的地方势力。如果说《关东风俗传》确有所本，是否意味着在王慧龙一族之外，另有一支太原王氏在并州活动呢？我们当别寻线索。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载《魏故假节龙骧将军豫州刺史李（蕤）简子墓志铭》：
    君讳蕤，字延宾，陇西郡狄道都乡和风里人也。……亡祖宝……亡父承……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
    表面看来，这条材料反映了陇西李氏与太原王氏的累世婚姻；而细绎史传，却发现两个太原王氏夫人竟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魏书·恩幸王睿传》：
　　王睿，字洛诚，自云太原王氏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父桥，字法生，解天文卜筮。凉州平，入京。……（太和）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谥曰宣王。……睿既贵，乃言家本太原晋阳，遂移属焉，故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县。……父子并葬（代京）城东，相去里余，迁洛后，更徙葬太原晋阳。
    检《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栏：
　　中山王氏亦出晋阳。永嘉之乱，凉州参军王轨子孙因居武威姑臧。五世孙桥……生睿，封中山王，号“中山王氏”。后徙乐陵。[28]
    “中山王氏”的郡望显系伪托，却受到北魏当权者的认可；至唐代，这一家族已堂而皇之地成为太原王氏谱系中的一支“中山王氏”支。为与太原王氏的嫡宗王慧龙支相区别，我们在行文中仍按《世系表》，称之为“中山王氏”。
　　中山王氏初入北魏时，声名不显，王睿少传父业，以天文占卜之术见长。冯太后临朝，王睿“因缘见幸”，数年之间，由太仆迁给事中，再迁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内参机密，爱宠日隆，朝士慑服焉”。太和三年，诏与东阳王丕同入八议，永受复除；次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一跃成为北魏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29]。与此相应，中山王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迅速上升，赏赐“前后巨万，不可胜数”，“加以田园、奴婢、牛马、杂畜、并尽良美”。王睿两女，一嫁陇西李氏，一嫁赵郡李氏，冯太后亲主婚仪，“时人谓天子、太后嫁女”。及王睿之薨，“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士女“造新声而歌之”，成为轰动朝野的盛事。
　　王睿得幸于文明太后，有一定的偶然性。孝文帝亲政后，王睿子“袭王爵，例降为公”，“仍在高祖左右，然礼遇稍薄，不复关与时事”。但中山王氏并未因此而迅速退出北魏历史舞台，而是由中枢逐渐转入地方，在其“移属”的并州一带，成为一支颇具影响的地方势力。从北魏末到北齐初的数十年中，这一家族长期把持并州地区的政权，子弟多出为刺史太守之职，仅《魏书》所见的计有：
　　王袭      并州刺史
　　王祖干    并州刺史
　　王椿      太原太守
　　王超      并州治中
　　王穆      上党太守
　　王绰      并州刺史
    在北魏末年的政治角逐中，盘踞并州的中山王氏成为各派势力竞相笼络的对象。史载：“孝昌中，尔朱荣既据并肆，以汾胡构逆，表加（王）椿征虏将军、都督，慰劳汾胡。汾胡与椿比州，服其声望，所在降下。事宁，授右将军，太原太守。”及高欢据晋阳，“霸朝所在，人士辐凑。椿礼敬亲知，多所拯接”。
　　中山王氏得以雄张并州“乡曲”，除文明太后的政治权势外，自身还有着强大的宗族势力作为后盾。在《魏书·恩幸传》中，这一家族有名讳可考、有官位可称者，近30人。以如此庞大的家传形式为一个“恩幸”列传，在正史中十分罕见，足见其宗族之强盛[30]。值得注意的是，同属客徙之家，中山王氏与只身北奔的太原王氏情况有别。据《魏书·世祖太武帝纪》：
　　太延五年(439)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代京）。
    又据《魏书·刘昞传》：
　　世祖平凉州，士民东迁……诏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扶养。
    据此，东迁的三万余家中，绝大部分属举族入魏，王桥一家不应例外。随着王睿的显达，这一家族便携众多的故吏、部曲、奴婢，拥巨万之资移居晋阳，数年间“僮仆千余，园宅广华，声妓自适，无乏于时”。
　　魏齐之际，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姓人士似乎也逐渐聚集到并州一带。《周书·王士良传》：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晋阳人。后因晋乱，避地凉州。魏太祖平沮渠氏，曾祖景仁归魏，为敦煌镇将。祖公礼，平城镇司马，因家于代……（东魏初）授士良大行台右丞……令辅其弟（高）演于并州居守……齐文宣即位……仍总知并州兵马事……（周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乡既久，忽临本州，耆旧故人，犹有存者，远近咸以为荣。
    王士良之族属及其与中山王氏的关系，已不得详考，但两家相同的郡望以及极为相似的履历使我们有理由推测：中山王氏移属并州后，又有一些由凉州入魏的王氏疏宗攀附其间，张大其势。北齐河清三年，当地造像碑铭中也有“时王氏互根太原”的语句[31]。北魏时期，晋阳本地以至整个并州地区有无魏晋之后未曾迁徙的土著王氏宗族，情况有待后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山王氏自属的郡望不仅被上层权贵所承认，也为下层吏民所接受。史载：“（王）椿于宅构起厅事，极为高壮。时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岂是王太原宅。’椿往为本郡，世皆呼为王太原”。“椿性严察，下不容奸，所在吏民，畏之重足”，俨然以宗主自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关东风俗传》中“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并州王氏”，不是指高居“四姓”的太原王氏，而是指以中山王氏为核心（可能包括部分由凉州内徙的王氏疏宗和部分土著王氏）在并州一带盘根错节的王氏宗族势力。于是，在北魏后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观：同一时期，同一王朝之内，有两支郡望相同的士族分显于世，一支自属嫡宗，却广招非议；一支显系伪托，却攀附甚众；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一支宗族繁盛，雄张乡曲，颇有些“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味道。
　　就史传所见，尚未发现这两个家族发生过直接冲突。二者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家兼领中正之虚位，一家掌刺史、太守之实权，相安无事。究其原因，当是两家实力各有所长，利益各有所重。
　　北朝后期，两家王氏的际遇又有所不同，盛极一时的中山王氏历北齐之后，便逐渐悄无声迹。这可能与《关东风俗传》所云“文宣之际，政令严猛”，诸豪多被逐徙有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中山王氏“后徙乐陵”，可能即在此时，等到这一家族的后裔在唐代重新出现时，郡望已变成“沧州景城人”了[32]。而太原王氏凭借其显贵的婚姻和文化优势，历魏、齐、周、隋，间有闻人，至唐初仍不失为关东士族的主要成员，保持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时期，除王慧龙与王睿外，还有一些自称为太原王氏的家族。1989年出土于洛阳邙山的《魏故使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
　　公讳温，字平仁，燕国乐浪乐都人。……汉司徒霸，晋司空沉之后也。祖平，魏征虏将军、平州刺史。……父苌，龙骧将军、乐浪太守。……昔    逢永嘉之末，晋太中大夫。从祖司空幽州牧浚遇石世之祸。建兴元年，自蓟避难乐浪。因而居焉。至魏兴安二年，祖平携家归国，冠冕皇朝，随居    都邑。[33]
    另据《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王）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侯，夫人河东裴氏，父仲贤，任雍州牧。卓翁年七十九，薨于河东，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至今子孙族焉。[34]
    对于各家的世系真伪，本文不拟一一考辨，由此却可以大略反映出北朝隋唐攀附名族的普遍性。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由王慧龙至王琼（明元至孝文帝），际遇坎坷，官宦不达，但随着门风的转变及其与北方高门间的婚姻缔结，整个家族逐渐摆脱了“羁旅南人”的困境，逐渐融入北方士族社会。
    （2）从王琼至王遵业兄弟（孝文帝至北魏末），以孝文帝定“四姓”为契机，太原王氏骤显于朝，一跃成为与崔、卢、李、郑齐名的北朝一流高门大姓。（3）从北齐至唐初，太原王氏基本上维持了作为山东士族主要成员的社会地位，但与其他高门相较，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已开始下降，并始终未能确立起强大的宗族势力和土著根基。
　　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沉浮，为我们探讨中古时期南北士族社会的演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证。北魏一朝，由南入北的士人不在少数，血统纯正、世资高贵者有琅邪王肃、彭城刘昶之属，宗族强盛、实力雄厚者有渤海刁雍、河内司马之流，为什么只有太原王氏最终上升为北方一流门第，而其他诸族却历数世而湮没无闻？在北朝门阀体系的确立过程中，官爵、婚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各起了些什么作用？有无决定性的因素？
　　如果没有中山王氏的崛起，太原王氏是否能够凭借政治权势重新确立自身的土著根基？中古士族演进的一个长远趋势，是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日渐消失，而士族本身最终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士大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意味着太原王氏由于根基不固这一先天不足，在客观上比北方其他高门大族“先行一步”，在北朝现实政治中“家族化”的色彩较弱一些，而“官僚化”的色彩更浓一些？
　　中山王氏的出现，反映出北朝“冒称士流”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愈到后世，这种情况愈为普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有唐一代，太原王氏拜相者七人，而其中六人竟出自“中山王氏”、“河东王氏”、“乌丸王氏”等郡望可疑或先世无考的支系，而《世系表》所言唐末唯一的一个出自太原王氏嫡宗的宰相王溥，在其本传中却“失其何所人”[35]。如果这种情况还普遍存在于其他高门大姓之中，我们对士族在唐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当如何评价？
　　凡此种种，远不是一篇个案研究所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谨识于此，以待后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