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写信揭发林彪的五个问题邓小平写信揭发林彪的五个问题。

嘉壹书斋

　　邓小平在江西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江西省委送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后，转给了毛泽东。
　　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从历史到现实，一共揭发、批判了林彪五个问题：
　　第一，“一次是在长征时……搞秘密串联”。
　　那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刚刚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被重新恢复了对红军的统率权和军事指挥权。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为了尽快摆脱敌人，争取主动，跳出敌人四面围、追、堵、截的圈子，毛泽东指挥红军采取了“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的作战方法，四渡赤水，力争在“运动”中摆脱敌人和消灭敌人。这就难免要多走一些路。然而，就在这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共中央和红军安危的关键时刻，当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却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领导。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是历史见证人。他后来作了如下回忆：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战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再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跳出来，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苏区，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他对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第二，“再一次是抗美援朝……，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
　　此事发生在1950年。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最初阶段，朝鲜人民军在与敌军作战中进展顺利，解放了大片国土，并向大丘、釜山一带进军。正在这时候，美军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将朝鲜人民军拦腰截为两段，并大举北进，使朝鲜战场局势陡然转折。面对强敌，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派兵支援。据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回忆：中国军队是否参战？“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建国才一年，困难重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那时部队已经开到鸭绿江边，邓华同志的先遣队已经做好过江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又让我给邓华发电报，让他慢一点，再停一下，还要再三斟酌斟酌，最后才下了决心。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就这样，我们定下来要打。决策一定，就要全力以赴，必须争取这场战争的胜利。”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总理还通过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政府转达中国对美国政府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出兵援助朝鲜。但美军不顾中国的警告，于10月2日凌晨，大举越过了“三八线”。当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指示：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毛泽东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统一起来了。
　　日后，林彪自己对别人谈起拒绝赴朝鲜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一事时，曾暗示说，他拒绝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乃是因为既对美军不够了解，也对朝鲜的作战环境感到生疏，觉得没有打胜仗的把握。
　　第三，“对刘（伯承）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
　　此事指1958年发生在军队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反教条主义”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由林彪引发的。但林彪在其中推波助澜，煽风点火，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军队工作的领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会议开始后，却把原来意义上克服思想上、工作上缺点的反“教条主义”，变成了一场所谓严重的“路线斗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大批在军队建设上坚持“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为此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高级将帅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宋时轮、陈伯钧、李达等同志。把斗争的重点对着不谋私利，不恋权力，一心一意从事军队高级干部教育工作的原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对着统一领导全军的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为提高全军的军政素质做出了极大贡献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长期以来小病大养、不干工作的林彪，在反“教条主义”中却抓住机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肆意整人，无限上纲。会议一开始，林彪就无中生有，胡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反教条主义”的结果，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南京军事学院自建院以来的工作，彻底否定了刘伯承自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以来辛勤工作、呕心沥血，对提高人民军队军政素质，加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刘伯承在“反教条主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新中国建国后拒绝赴朝鲜参战，长期“养病”的林彪，却因为“反教条主义”有功等原因，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四，“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
　　此事是指在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罗荣桓与林彪的一场原则性斗争。
　　林彪与罗荣桓，本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友。红军时期，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的时候，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从这时起，签发文件、下达命令，即常以“林罗”署名。提起“林罗”，人们便知是指红四军。林彪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负伤，先后到延安、苏联养伤、治病，罗荣桓任师政治委员（以后兼代理师长），率部进入山东，开辟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林彪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则分别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林彪“养病”，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后因身体不好，辞去了这两项职务。1959年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中央又让罗荣桓再次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平时，林彪性格内向，阴鸷，沉默寡言，劲气内敛，含而不露，城府很深。罗荣桓性格温和，待人和气，处事大度，以诚待人，顾全大局。二人刚柔相济，在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配合得很好。除了辽沈战役中在南下北宁线、攻打锦州问题上发生过一次争论外，基本没有出现过其他大的纷争。
　　但是，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为了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庸俗化、实用主义的提法。例如，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行了，提倡“走捷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等。罗荣桓作为全军政治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与林彪进行了坚决的斗争。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议，当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讨论稿中有林彪关于“带着问题学”的一段话。罗荣桓当即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听了，很不高兴地说：“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罗荣桓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等了一会儿，见没人支持他的观点，只好同意去掉。罗荣桓接着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好吧，散会！”林彪不等罗荣桓讲完，便迎头打断，宣布散会，接着拂袖而去。
　　罗荣桓尽管为人大度，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的。于是，他把与林彪的争论报告给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罗荣桓的汇报，感到这是个大问题，便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让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此事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1977年5月，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当年，由于罗荣桓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同林彪进行了坚决斗争，所以，林彪怀恨在心，经常在背后制造流言蜚语攻击罗荣桓，“对罗的关系很坏”，并在一次别人提到“林、罗”时，恨恨地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第五，“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贺龙为人直爽、热情，林彪对人阴鸷、猜忌，两人在性格上正好相反。但这只是次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林彪自1959年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仍经常“养病”，不能正常工作，给军队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以后，于196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林彪身体不好，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大家一致同意。
　　但是，贺龙为党为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招致了阴谋篡党夺权的林彪的极大忌恨和仇视。他先是诬蔑贺龙狠抓军事训练是“单纯军事观点”、“不突出政治”，全盘否定1964年全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接着在1965年年底的上海会议上，以“反对突出政治”等罪名，打倒了协助贺龙抓军队工作和军事训练的罗瑞卿。然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诬蔑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三反分子”、“要搞二月兵变”，欲把贺龙彻底打倒，置于死地而后快。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林彪就一手炮制了“八·二五”事件，处心积虑地把矛头指向贺龙。林彪集团捏造事实，把一些曾与贺龙共过事的干部抓起来，诬陷为“反党分子”，逼他们“揭发”贺龙。林彪还恶毒地对吴法宪说：“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要派人“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不久，吴法宪就向毛泽东写信，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贺龙谈话。毛泽东把吴法宪的信交给他看，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看了信以后，问：“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并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但林彪仍不放过贺龙。9月的一天，林彪当面对贺龙说：“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心底无私，朗声答道：“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
　　与此同时，叶群亲自找到当时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口述了一些所谓贺龙的材料，让这位警卫处长以自己名义给中央写信揭发，其主要内容是：
　　一、“罗瑞卿家里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装过一个窃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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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上这些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看了令人不禁哑然失笑的“材料”，林彪却把它看成打倒贺龙的“重磅炮弹”。当警卫处处长按照叶群的口授写好上报后，林彪立即下令打印，作为攻击贺龙的“材料”，上报中央，广为分发。
　　在林彪煽动的打倒贺龙的狂潮中，最荒唐的莫过于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二月兵变”了。这个无中生有的谣言出笼后，仿佛一下子长了翅膀，霎时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着中南海”等耸人听闻的“谣言”一个接着一个从北京传开，弄得京华大地几乎无人不晓。
　　贺龙，就这样被林彪用谣言、用诽谤、用阴谋击倒了。最后，一生乐观、性格豪爽的贺龙，在长期的监禁中屈辱地辞别了世界。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才为贺龙平反。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又正式发出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恢复了元帅一世的英名。
　　邓小平在江西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通过中共江西省委送往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收到后，转给了毛泽东。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