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根据地货币论略。（李清兰）

天柱山

　　川陕根据地位于四川北与陕西南的大巴山区，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先后建立起来的县一级苏维埃政权四十多个，红军由入川时的一万六千人扩到了八万多人，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一个重要的红色政权。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创建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发行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川陕根据地货币的发行，为统一币制，活跃苏区金融；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促进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保障供给，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革命货币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

　　川北、陕南，地僻道险，加以军阀割据，商旅裹足，金融业本不发达，有的山区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落后状态。但在县城、场镇、乃至穷乡僻壤，却有地主豪绅、大小军阀、商人，以及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密织的高利贷网和大小典当，对巴山劳苦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而团颂尧的四川西北银行，因滥发不兑现的纸币，“遗害地方，实非片言可尽”（1）。红军初到川北、陕南，慑子红军声威，银行和典当被迫歇业。但留下的金融枯竭，币制紊乱现象，却给红军供给和人民生计造成严重的困难。．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关于“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低利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发展”的规定，予1933年12月4日，在通江县城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又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总行行址设在通江县得汉城。由川陕省委委员、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兼任行长，廖静民任秘书。
　　工农银行总行的职能与分行不同，各有专司。总行是统一发行苏币，制订金融政策，检查督导分行业务的机关，它和部队的总供给部在一起，是随军银行的性质，当然也要注意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工农生产。分行则是开展各项专业工作的业务单位，与当地各行各业，尤其是与经济公社的联系十分密切，一些银行业务还由经济公社代办。例如：通过买货发出苏币，又通过卖货回笼货币，并对区内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发放少量的贷款，扶植他们发展生产，畅通运销等。
　　工农银行的组织机构是：(1)总行内部的组织机构：行长以下有秘书，设有财经、保管两个科，一个警卫连，一个运输连（包括马队），一个炊事班。秘书协助行长处理公文，调度安排各部门的工作和管理后勤工作；财经科既主管会计帐目，又主管银行业务；保管科是银行的金库，保管的贵重物品系发行货币的银行基金，还有部分重要的军需物资。又内设一个将近三十人的剪票房，一个由几人兼职组成的货币兑换处，三个勤务兵；警卫连的工作是执行保卫银行和金库的任务；运输连的任务，是按照银行发行工作的需要，及时给各地运进和运出银元、铜币、票子和物资；炊事班在司务长领导下，为银行职工办好伙食，对各地来领送货币、物资的同志也要接待。除警卫连、运输连属部队编制，归总供给部的警卫营、运输营领导外，总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十余人。(2)总行分设各县、区的组织机构：在已经完整解放了的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万源、宣汉、城口、平昌等县，以及已大部分解放了的达县、广元、阆中、苍溪、南部等县，均设有分行，直接与总行往来。在未完整解放的其它半县，设立了经济公社，乡、镇一级分设了经济合作社，直接由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领导。总社于1933年5月成立于通江县得汉城。总社社长由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兼任，具体业务工作由吴先宝负责。全川陕省在区以上设有经济公社的共有二十七个。总社的工作人员约有六七十人，各分社的工作人员七八人，各经济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仅二三人。经济公社的性质是国营的商业机构，属地方经济机关，代办银行业务工作。
　　工农银行的各项业务是：开展宣传，举办展览，为铸造川陕根据地货币筹集充足的银行基金；发行川陕根据地货币，统一币制，结束白区货币与金融市场的紊乱状态；集中现金，兑换金银，收集粮食和各种货物，保障红军的军需供应；运用现金，开辟红色交通线，进行赤、白区间的商品贸易，流通苏区金融；发放工、农的低利和无息借贷款，帮助工农发展生产；筹组信用合作社，协办社会保险，巩固和发展川陕根据地。1933年秋至1934年底，是川陕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时期。1935年2月，红军北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也就停止了在根据她的业务活动。

　　（二）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

　　川陕根据地创建前夕，巴山地区大小军阀四处设厂造币，“破烂、沙、哑的银币，一宰为二或四从中抽铜牟利的铜币，充斥市场；旧政府、银行、商会又滥发纸币；甚至以铜片、铝片、木片、竹片作为筹码”（2），强行使用。根据地初建时，“红军只带有少量鄂豫皖苏维埃一元银币和纸币，仅供内部使用”（3），远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致使红军筹款，政府收支和市场贸易都深感困难。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通江解放不久，尚在筹建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即着手筹设石印局。以周北海为局长，招收学徒，准备印钞。石印局先后在苦草坝得汉城和通江县城南街设立。机器只有两部，工人陆续增至十多人，印制壹串纸币和贰串、叁串布币。1933年8月，红三十军在营山缴获了四川军阀杨森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将全部物资（包括石印用的石版）从罗江口用船运到了通江城。1933年10月，红军主力攻下达县，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经营了多年的造币厂。其中铸币机器有辗片机、宰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等多种；印钞机器有石印机多部。接收了近二百名技师和工人。1933年底，红军地方武装在南部谢家河攻占了军阀李家钰的造币厂，接收了几十个工人和管理人员，还有铸币机器和全部币材。这给筹建中的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扩充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和技术力量，是造币厂机构扩充的转折点。1933年11月18日，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正式宣告成立。造币厂厂址设在通江县城近郊的西寺一座大庙里，后因避敌机轰炸，迁至通江县得汉城城坡张家四合院内。
　　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基本上以缴获的四川军阀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的造币厂为底子，实行掺沙子的办法，加强了领导。所以，造币厂从组织规划，至经营管理，都有着一套井然有序的健全的规章制度。(1)机构健全。设厂长、副厂长，负责全厂的行政管理和生产计划，他们既是领导者，又是实际生产者；设车间、班组，各由一名有技术的师傅负责，完成厂里下达的生产任务；设保管处，负责材料的收进、发出以及成品货币的上交等事务；设事务处，负责全厂职工的生活、工资和劳保用品。(2)职能明确。造币厂厂长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兼任，内分石印局和造币厂。石印局印制布币和纸币。厂址设在通江县苦草坝街道李家院子，机器八部，工人三十多个。石印局局长周北海负责全面工作，管理员高仕敏负责管理帐目、司务、送成品到工农银行签章。该厂除印制布币、纸币外，更多的是兼印税票、传单、文件、报纸。造币厂则铸造银币、铜币。厂址设在通江县得汉城南门外半坡张家四合院，机器数十部，工人二百余名，按工种分为熔化、辗片、宰片、淬火、冲坯、滚边、印花、正浆、磨光等车间，连续作业，环环紧扣。造币厂厂长先后由汤世富、刘七担任，负责全面工作。技师徐仕明指导生产，完成下达的造币任务。(3)纪律严明。厂内设有门卫，负责全厂的安全，凡进出厂的人员均要接受检查。工人发有出入证，进出厂门要佩戴在胸前。生产实行考勤，每班工作六至八小时。产量多、质量好的给奖。旷工、迟到和工作差的扣发工资。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须请假，经厂长批准后才能离岗。例假休息的职工，上午出厂，下午必须按时返厂。厂内职工一般不允许同外面的人接触，即使会见亲朋好友也有时间的限制。(4)待遇优厚。造币厂的工人中，技工多，普工少。工人们实行月工资，按技术高低、工种繁简计发工资，自三元至四十元不等。如遇加班则另发奖励工资。为了避免嫌疑，石印局的职工用银元和铜元，造币厂的职工则用布币和纸币。工人们上班都穿工作服。造币厂的工会，是川陕省工会中较大的基层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发挥了助手的作用。因此，铸币、印钞成绩显著，职工的文化学习，体育娱乐活动、福利事业等，都搞得生机勃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是全国各根据地造币厂中最具规模的大造币厂之一。
　　1934年冬，红军北上抗日，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亦随红军转移至旺苍，厂址设在今五峰乡桂花村五组张光才院子里。1935年4月，红军撤离旺苍，造币厂的机器、原料不便转移，用二十多匹骡马从桂花村拉到旺苍坝东河岸边，全部投入了事子河的数十丈深渊中。从此，停止铸币，只印纸币。进入杂谷脑藏区后，造币厂便结束了它的光荣使命。

　　（三）川陕根据地货币的铸制

　　(1)纸币的印制：
　　印制纸币，需要经久耐磨，质地较好的纸张。红军曾在仪陇土门区一个乡苏维埃，办了个纸厂生产钞票纸，由于受设备及技术的限制，生产的纸张质量低劣，无法印钞，改为民用。后只好从白区的西安、武汉、渠县、成都、重庆等地，购进道林纸。纸币的印制由石印局负责，采用套印技术，一架石印机要四个工人配合，一张纸印十二张票子，印两面，用的是蓝、绿、红三种颜色的油墨。把印好的粟子交剪票房分别裁好，每百元捆成一捆堆起来，然后由管理员清点好，送交川陕省工农银行，编码、签字、盖章、记帐后，即可发行。纸币面额为壹圆、壹串、叁串三种。
　　(2)布币的印制：
　　印制布币，需要均匀、细密、不漏水，不卷边，质地柔软的细布。币材一部分是从白区购进，大部分则是自力更生，分别在通江县苦草坝、碧溪、清江渡等地办起织布厂。其中，苦草坝织布厂规模较大，有机器四十七台，工人九十多个，导线，牵梳、坐机头等都有专人负责，分别织土布和洋布。土布专做军衣，洋布则印布币。洋布用洋纱织成，特别细密。窄布有四百多根头，宽布有九百多根或一千一百多根头。布下机后就交染房，先漂白、上粉、加白蜡，把蛋清搅散，把布放在里面轻揉，浸匀后扯出来烘干，打水、碾光后才交石印局印布币。其印制方法，先是把白布剪成长五寸、宽二寸半的长方形布块，分别染成红、绿、蓝、白色再印文字，后改为整版印刷，每版十五张（即直排五张，横排三张）。印好的各色布币（两面各一种色），照票面大小进行裁剪、捆扎，清点后送工农银行编码、签章、记帐，备作发行之用。布币的面额为壹圆、贰串、叁串、伍串、拾串五种。
　　(3)银币的铸造：
　　银币由造币厂铸造。币材来源于缴获敌人和没收地主豪绅，以及根据地人民捐献的银砖、银锭、碎银、首饰、器皿等。银币的铸造工序，一是化银。六个工人一班，两人拉风箱，一人上岚炭，一人堕下板、一人上油、一人端瓢上水，将银器熔化成银水；二是碾片。由八个人绞轮盘，一人喂银，一人检片，将化好的银水用碾片机压成50毫米宽，2毫米厚，象海带一样的银片；三是淬火。由两人操作即可；四是冲坯。两人扳机器轮子，一人喂片，一人接片，把淬了火的银片切成圆形的毛坯；五是滚边。由一人喂片，一人绞车，在切好的圆片边上滚出一道道的齿纹；六是印花。由四个人扳桩，一人印花，一人喂片，一人接片；七是再淬火。用镪水加水洗过，使银元敲起来响声清脆；八是磨光。用刻有和银元大小一样，厚度相同的圆槽方盘，在每个圆槽里放上一个银元，抹上细沙子和水银，用布来回地磨搓，使银元上光发亮，即可入库或发行了。川陕苏维埃造币厂造的银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含银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区银元高，故在兑换时也要比白区银元多兑一串。银币面额为壹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中，铸造量最大，发行量最多的一种银币。
　　(4)铜币的铸造：
　　铜币也是由造币厂铸造，币材来源与银币相同。币材类型有杯、盘，碗、壶、罐，盆、帐挂、箱扣、门锁等生活用品，还有头簪、发笄、耳坠、项圈、手镯等首饰。铸造工序也要经过熔化、碾片、宰片、淬火、冲坯、滚边、印花、印字、正浆、磨光等，去粗取精，生产出成品。不同的是要常常更换冲坯模子与印花模子，铜元不用镪水兑清水去洗，磨光时放进机器用手摇，让铜元互相磨擦就行了。铜币的面额为大200文，小200文（赤化全川）、500文三种。为了市场贸易找零方便，造币厂还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压过锡小钱。锡钱面额为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三种。后因原料不足，技术也不过关，锡小钱压制不多，发行甚少，迄今还未见有实物。
　　据资料记载：造币厂的银元日产量大约七、八百元，铜元日产量约五千枚，石印局的纸币和布币生产，用石印机三至八架，每架日产量约九千张（4）。可见，在发行的川陕根据地货币中，布币是大量的，纸币次之。铜币是少量的，银币又比铜币少。川陕根据地货币版式的设计，除银币是仿鄂豫皖根据地银币版式略有改动外，铜币、布币和纸币的版式，均是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根据当时当地的政治、军事、地理形势，物资基础、经济政策、技术条件等，自己设计的，报经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批准后，才投入生产。

　　（四）川陕根据地货币的种类

　　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和石印局铸造和印制的川陕根据地货币，品种多样，版式复杂。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正式发行的，计四类，二十二种。下面列表述之。
　　

　　（五）货币发行准备金的来源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的各种货币，是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贯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方针、政策，有计划地发行的。纸币和布币均为可以直接兑换的货币。因此，要保持和维护工农银行及苏维埃货币的信誉，稳定币值，满足兑换，就必须具有充足的货币发行准备金。据资料记载：工农银行开始营业时的资本，定为国币一百万元，由国库干预算案内拨给之。后经诸方努力，迅速筹集，货币发行准备金的总额达到了约1684万6千元以上。其中，大烟二十万斤（每两3元），银耳约二百斤（每两23元），出钞票（苏票）200万元以上，出银元（苏洋）50万元以上，出铜元（苏洋）30万元以上，黄金1000余两（价值200万元以上）（5）。此外，还有珠宝，各类首饰；人参、当归、川芎、半夏、木香、何首乌等名贵药材；南部、阆中、仪陇一带的井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这些货币发行准备金的来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筹集：
　　(1)缴获敌人的战利品。
　　1933年8月，红三十军在营山缴获了四川军阀杨森的兵工厂和造币厂。1933年10月20日，红军攻下达县，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经营了多年的兵工厂和造币厂的机器设备、成品铸币以及铸币原料。其中有现洋百多万元。1933年底，红军地方武装在南部谢家河攻占了军阀李家钰的造币厂，缴获了大量的铜和铸币机器。
　　(2)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
　　红军每解放一个地区，就将当地土豪劣绅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大资本家，大地主，还采取“罚款限期交，不能拖延”的办法，令其出钱。巴中县城一资本家交出白银耳两百多袋。巴中县的一个区苏，“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上交省财委有没收的大银十四锭，硬洋三千多元，铜币十四麻袋，花银子两背”（6）。达县、万源等地也送交了没收的金、银和铜元。这些没收的金、银、铜全部交总经理部保管，供造币厂所用。
　　（3）幻宣传群众捐献筹款。
　　在川陕省委宣传部和川陕省委少共组织的领导下，举办金、银、珠宝展览，加强对苏洋苏票的宣传，说明工农银行是人民自己的银行，发动群众捐献筹款。通过宣传，巴中、赤北、赤江等县少共组织，带头向川陕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捐献了布匹、银、铜等物品。川陕根据地的人民支持工农银行的热情也很高涨。纷纷把打土豪分得的以及祖传的金、银、铜生活用品及各类首饰，捐献给苏维埃，有的新婚夫妇把结婚纪念品都捐了出来，表示对红军的一点心意。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不提倡无偿奉献，采取因质议价，以物易物，或用货币购买的办法筹集原料。这样，既充实了货币发行的准备金，又深得群众的拥护。
　　(4)开展商品贸易回笼货币。
　　川北处于巴山深丘，土特产品十分富饶。如：广元、旺苍的煤炭；赤北，南江、万源的铁矿；红江、赤北、巴中、赤江、红胜的白银耳；万源、城口的茶叶；仪陇、恩阳的棉花；巴中的自蜡；以及全苏区的桐油、猪毛、药材、木料、烟土等。要流通金融，必须开展赤、白区之间的商品贸易，回笼货币。于是，收集银耳、桐油、自蜡、木材，茶叶、烟土、猪毛、羊皮等赤区多余的和不急需的土特产品输往白区，再从白区购进赤区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纸张、西药等。当时，南江县的经济合作社生意很好，每天可销售食盐一千多斤，布匹三十至五十匹。阆中、南部等地的城乡市场也生意兴隆，上市的赤区土特产品十分畅销。通过开展商品贸易，用回笼的货币填补了工农银行准备金的不足。
　　(5)发展生产，厉行节约。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为发行货币并保障兑换，一方面广泛集资，筹备资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合作社事业。发展生产的资金来源，一是执行统一累进税，征收有钱人的税金来办穷人的事业，二是银行为工商无息或低利借贷。组织群众，建纺织厂、打盐井、开矿、挖煤、办铁厂、锅厂、铧厂、纸厂、斗笠厂、糖房、油房、药行、饭店、排耳山等。三是发展农村副业，喂养耕牛、骡马、生猪、养蚕、蜂、羊、兔、鸡、鸭、种棉等，使根据地拥有充实的物资基础。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又实行精兵简政，厉行节约。要求各生产场、厂极力提倡节省原料，利用废物，提高工人的革命热情，主动开展革命竞赛。机关工作人员要限定数目，反对徇私舞弊，浪费公物，对粮食、盐巴、燃料等严格按人计算，厉行节省。每月费用要有精确的预算和决算。各县成立经济审查委员会，批准预算，审查决算。除保障红军供给外，尽可能节省开支，力争财政收支平衡。

　　（六）川陕根据地货币的兑换

　　川陕根据地货币，能够在城乡市场广泛流通，成为川陕根据地的法定货币，最根本的就是，货币发行有充实的准备金，保障了货币的兑换，使其币值稳定，取信于民。
　　为了稳定币值，做好维护货币信用的宣传工作，开展拥护苏币的群众运动是首要任务。当时，巴山地区的人民有重硬币，轻布币、纸币的习惯。面对布币和纸币发行量日多的状况，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以维护布币和纸币的信誉。(I)在川陕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运用社会力量，加强对苏洋苏票的宣传，举办金、银和珠宝展览，说明工农银行的性质和它对发展经济，冲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性；说明布币和纸币流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作用以及同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说明已发行的布币和纸币是有充足的准备金，同银元一样随时可以兑换，携带也很方便。(2)集中现金、物资，铸造银元，为布币和纸币发行准备更加充实的准备金及雄厚的物资基础。(3)为确保布币和纸币的兑换，在布币和纸币上加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财政委员会的印章，印章上镌有“工农货币，不折不扣，市面行使，照价兑换”的字样。(4)普遍设立兑换处，方便群众以现金兑换布币和纸币，或以布币和纸币兑换现金。(5)发动党团员、机关干部战士，带头以现金兑换布币和纸币。川陕根据地人民通过宣传，看到展品，认识到布币和纸币是自己银行发行的，又能保障兑换，而且携带方便。对比过去因币制紊乱遭受的损失，现在布币和纸币可以买到与现洋同值的物品，购买食盐甚至比用现洋还多一点（7），多愿以现洋向兑换处兑得布币和纸币行使了。
　　为了稳定币值，做好布币和纸币的兑换工作，巩固货币信用是重要的一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规定：银元同布币和纸币的兑换价格是壹圆兑三十串，串以下用铜元找补。但实际兑换中，因川陕省苏维埃造币厂的银元成色好，要比白区银元多兑一串。一元布币和纸币，最初也是兑银元壹圆，后因苏区银元外流白区日渐增多，布币、纸币兑价由一元提高到一元二角，又增至一元五角。银元与铜元的兑价分不同地区略有差异。阆中银元壹圆兑铜币二十八串，赤江、赤北、红江、红胜的银币壹圆兑铜币三十吊（即合二百文铜元一百五十枚），仪陇银币壹圆兑铜币二千文，剑阁银币壹圆兑铜币二千四百文。“仪陇市面上只准用布币和纸币。一两鸦片烟，要现洋二元才卖，票子凑成一元可买一元现洋，换布币二十八千，纸洋换布币三十四千”（8）。其目的就是要将布币和纸币的信誉提高，现金自然无形集中。为了保持币值的稳定，方便群众兑换，工农银行一面进行宣传工作，一面加强总行和经济公社等代办机构的兑换工作，直至在随红军长征的路上，工农银行苏币的发行和兑涣工作从未终止。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进入中坝后，银行随即筹备开业。川陕省委的尊重当地人民喜用硬币的习惯，按照群众的要求，在中坝场上，工农银行连续坚持了四十天以银元兑回布币和纸币的业务。原来用六、七十匹骡子驮至中坝的银元、铜元，经过兑换后，仅用十多匹骡子就可以驮走了。进入杂谷脑藏区后，又将孙头、川版银元和铜元兑给了藏民，红军带走的全是布币、纸币和少量的袁头银元。为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和苏维埃货币，在巴山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了崇高的信誉。
　　然而，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就改大铜元二百文当三百文用，并且把大铜元抽心来铸小铜元。银元与铜元的兑价，由开始的三吊可兑一元，逐渐增至六七吊、十几吊、最高达到二十吊才能兑得一元银币。奸商大发其财，人民深受其害。

　　　（七）川陕根据地货币的流通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自1933年12月成立，至1935年10月不满两年的时间里，货币的总发行量据史料记载：“出钞票二百万元以上，出银元五十万元以上，出铜元三十万元以上”（9）。货币流通量总计达到二百八十多万元。其中，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和发行量之大，居我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首位。这些流通的苏区货币，分为对外和对内两种。对外，用于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有组织地从白区购进根据地所需要的物资。货币品种有仿制的白区银元、铜元。银元又分川版、袁头、孙头三种，以川版为大宗，铜元一般只作零星交易。1933年5月开辟的红色交通线，在凉水井、马桑坝、碑坝设有交通站，以华林坪、南马山、回军坝、么二湾等处为联络点，从陕西南郑直到四川通江。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一度常驻碑坝，负责接运从白区购回的物资。部队还组织了“红五月行”武装护送。其间虽因敌我激战时有影响，但红色交通线始终保持畅通。既有仿制白区银元运去陕西输入货物，也有白区银元进入川陕输出货物，不仅活跃了赤、白区间的商品贸易，而且使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得到及时供应，甚至军事地图、红色书刊，也由上级党组织收集运来。与此同时，还运用统战关系，打通了与四川、湖北的白区贸易往来，将川版银、铜元运到成都、重庆，将袁头银元、川版铜元运到武汉买货，使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及兄弟苏区的联系赖以畅通，川陕根据地的金融物资得到流转。
　　对内，货币品种有苏维埃银币、铜币、布币、纸币四种，以布币为大宗。苏币在整个川陕苏区普遍行使，数量虽少，但流通的面积较大。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载，苏币在根据地三十一个县内流通的种类如下表：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及工农银行，为维护货币的信誉，确保兑换，促进流通，一方面进行阵地、反假和比价斗争，公布法令，规定：“川陕根据地内行使的货币为工农银行洋钞，拒绝使用工农银行洋钞的，要由革命法庭依法处理”。“对贬低苏币币值、伪造苏币的人，一律给予反革命的犯罪论处”（10）。如：通江县城有两个盐商，一个是卖盐拒收布币，一个是对苏洋压价售盐，袁头一个卖给八两，川版卖给六两，镰刀斧头只称四两。经发现，均由西北军委予以镇压。恩阳、红江有奸商用木板刻印假票子，抓到就让他扛了木牌，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后，以伪造苏币罪处决了。还有的奸商将银元进行黑市兑换，较法定比价为高，如被人告发，也要戴纸帽游街，当众认错，保证悔改。另一方面对根据地的物价、度量衡制定了一些统一的规定。如：一切谷米、油、盐、烟、酒、布匹等的价格，由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评定，各经济公社必须按照苏维埃政府规定的统一价格出售货物，禁止私商抬高市价。在征粮时，一律用新斗。在茶行、商行，一概按十六两称计算等等。这些稳定币值和物价的有力措施，为苏币的流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川陕根据地货币，从此得以广泛流通于川陕根据地，深得巴山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随着红军东征西战，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为使川陕根据地货币更为广泛地流通，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总部，均连续发出布告。规定：“各机关和个人所需要的物资，必须用金钱或物资购买”（11），“各地经济公社、合作社，雇用一律付钱，运输队要给钱，路上食宿要出钱”（12）。故而，川陕苏维埃货币，无论北上还是南下，都通行无阻。红军开拨，机关转移，经济公社搬迂时，所有人员，包括可靠的俘虏，都要接受背货币行军的任务。红军长征路过的广大城乡，乃至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都留下多少不等、品种不同的川陕根据地货币。
　　总之，川陕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应该是“宣言书”中的一页，是“宣传队”中的一员，是“播种机”中的一部，它培养的干部和留下的经验是人民金融事业的宝贵财产。

　　注：
　　（1）（4）（8）（8）（10）《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1984年12月。
　　（2）《中国货币史纲》146页。
　　（3）《中国钱币》1984年=期。
　　（6）（7）（9）《四川省钱币论文集》，1986年11月。
　　（11）（12）《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193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