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马作王氏宗祠与民国政要王印川。

天柱山

　　一个具有爱国心的政治家王印川；
　　一个虽在日本留过学但拒任伪职绝食而死的焦作籍民国政要；
　　一个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王印川1904年创立焦作据说最早、当时规模最大的小学——修武光亚小学（马作光亚学校），王印川希望光亚学校要成为亚洲的希望之光，为民族培养人才； 曾任河南省省长的王印川出地出资筹资建起王氏宗祠（现存于焦作市马作），袁世凯、段祺瑞为其父题有匾额，“王氏宗祠”匾为大总统徐世昌题写。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时才允许民间建祠堂，从此祠堂盛行。焦作地区现存的祠堂大多是清朝中后期至民国的。
　　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大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道德法庭；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这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了。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祠堂大都被破坏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修建祠堂又开始活跃。焦作地区目前已知有一定规模、有特色的有十来家。
　　马作
　　（洪枣村、冯马作、前马作、后马作、马家作）

　　马作，也叫“马家作，系因马姓开设作坊而得名，‘作坊’是旧时生产或经营某种产品的场所。也是焦作市至情爱县现有的12个以作坊为村名的村庄之一。
　　马家作这一村名，现据当地人相传，并有碑文记载：“早在我国南宋（公元1127年至1279年）以前”，就已有姓马者以铸铁为业，并开设作坊营生。另“马家作”村还有“冯马作”之传说，原因是马姓犯法被抄，为了避免官究灭口，才将“马”字旁边加了两点，称为“冯马作”。这一传说，经实地考察，多方查证，若按马姓因罪改为冯姓，不可能称其村名为“冯马作”，也就是说：村名不便再出现“马”字。同时得知，冯马作村名，早于马家作，约在我国唐末或北宋年间，由于北宋时此地战乱，冯姓无人，故改称为“马家作”村名了。不过，此村名确为了马姓在此“铸铁为业”制造铁甲而得名，是毫无疑问的。
　　明朝初期，由山西洪洞县迁来王姓居此，并以锻铁为业，据民国二十四年该村《王氏族谱》序文中有：“王氏自元明之际，迁河南修武之马作，凡二十七世，六百余年。”其《宗祠祀文》也记载有：“始祖潜德，烈祖增光，太原望族，洪洞旧帮。洪武正位，移民垦荒，迁至河朔，以实山阳，烈祖卜居，安信为乡，耕田锻铁，农工并倡，孝悌勤俭，诗礼书香，子孙绵绵，繁衍四方，恩村墙南，马村北张，府城榆村，永兴待王， 不唯祖繁，声华安阳，雁塔数题，鹿鸣屡唱，异政佳著，誉满异乡。由此证明：迁自山西洪洞的王姓，不但在该村“耕田锻铁”，并还从此迁居外村。
　　早年，马家作的南北两端，各有一座七尺高的砖塔，但北塔有顶，南塔无顶，两塔相距仅二里，中间有村相隔，王姓原住在北塔以南，塔上刻有王姓始祖“爷爷王普宗之塔”（塔的遗址在今焦作矿山机械厂东端）。塔下原有一座山神庙，其石碑上写有该村名为“安信乡洪枣村”，另在村中的观音庙（也称为“奶奶庙”）碑上也有如此记载。
　　现经实地考查表明：王姓自山西洪洞迁到此地时，原在马家作的北端，考证“洪枣”二字的原意是：“洪”字取自“洪洞”的“洪”字，“枣”字指山西人的话音“枣”，至今还是仍有人称山西人为“山西小枣”吗？由此证明：王姓虽迁居于此地，但仍念其故乡，表白是来自洪洞县的山西枣人。安信乡，在明代属修武县辖，该乡包括有洪枣村、周庄、岗庄等。
　　清初洪枣村改为“后马家作”。后来，前马家作又分为：东前马家作和西前马家作，民国年间至解放前夕，前马家作仍为一道东西方向的街道，称为“前街”和“后街”。同时，人们为了将村名读得顺口，故将前，后马家作的“家”省略，称为前，后马作，现简称“马作”。
　　公元1931年，前马作共住有15户，男76人，女74人，共150人。后马作共住有73户，男250人，女281人，共531人。王姓居于首位，共有48户，人口达356人，其余人口为郭姓和田姓。如今，前后马作为一个村，归焦作市郊区王褚乡所辖，该村位于焦作市东南约一里的新（乡）济（源）公路南侧，其北距焦作市矿山机械厂和新乡地区轧钢厂约200多米，南距定和2里，东距墙南五里，西距姜河一里。现有567户，2410口人。

　　马作王氏宗祠
  
　　马作村的王氏宗祠建于1923年。当时，王家出了个大人物，叫王印川（1880—1942），前清举人，民国初曾任众议院议员、秘书长，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当过河南省省长。建祠堂时，王印川捐出宅基地六分多作祠堂用地，王氏家族共凑钱一千四百六十多串，王印川的父亲一人捐资九千四百多串，盖起了王家祠堂。因王印川的缘故，袁世凯、段祺瑞为其父题有匾额，“王氏宗祠”匾为徐世昌题写。其祠堂建有拜殿、月台，峥嵘轮奂，值得一看。房上的兽头钢叉，更是少见。
　　他在战火风云中诞生，又在战火风云中死去。都说乱世之中出枭雄，他不是枭雄，他或许只是枭雄手里的一颗棋子，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然而，他毕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值得后人怀念。
　　这个人就是王印川，一个深刻地经历了风云历史的焦作人。
　　在山阳区光亚街道办事处有一座王氏宗祠，经过多次改建，人们很难在这里找到历史的痕迹，这里已经变成了教室。该宗祠里有三块匾，正门一块是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题词“王氏宗祠”，正殿门一块是袁世凯的题词“敬宗裕后”，在正殿门一侧的位置是段祺瑞的题词“行冠州闾”。
　　这时，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了王氏宗祠的初建者王印川。看管宗祠的王玉成老人告诉记者，王印川（1878-1939），字月波，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人，后移居焦作县（今焦作市山阳区）恩村乡马作村。清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辛亥革命前结业归国。民国成立后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中国进步党理事，天津《国权报》主笔，北京国民政府众议院秘书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河南省省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北京国民政府安福系要人、筹安会干将。
    小时候的王印川非常聪明好学，1905年，在乡亲的资助下，前往日本求学，学习政治经济科，获法学博士学位。在不到10年的时间，王印川完成人生的一次又一次跳跃。1911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充河南高等学堂教务长。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河南谋独立，事泄受清政府的缉查，走上海任《民立报》编辑。1912年在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订了“金兰之盟”。1913年被徐世昌推举，当选为北京国民政府第一、第二届参议院院长、众议院议员。1914年为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天津《国权报》主笔。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20年调署河南省省长。1922年任北京国民政府大总统府顾问。
　　大革命时期，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的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经办《狂风》杂志。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失势后，在焦作县与人合开煤矿、商店及钱庄，积累了雄厚资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任赴苏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谈判结束后留苏考察。1934年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7年卸任后回归故里。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从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位上离职后，回焦作县恩村乡马作村闲居。1939年因拒绝任伪职，在天津绝食而死，终年61岁。著有《苏俄考察记》、《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等。
　　在王印川的一生中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的就是“光亚学校”。1903年，王印川中举后，为报答家乡父老的恩情，他首先想到的是创办学校，让家乡的孩子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1904年，经过多次商定，他将马作村当时的三所私塾合并在一起，起名为“修武光亚小学”。在开学典礼上，王印川给全校师生谈到了“光亚”二字。他说，“光”就是阳光，愿阳光普照中华大地，“亚”就是亚洲，亚洲在世界东方，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光亚学校要成为亚洲的希望之光，为民族培养人才。随着王印川的升迁及其学识不断提高，他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融进光亚学校，使光亚学校成为当时焦作地区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学校。办学时，王印川就提倡“新学”，结合国情，展望世界，学习外界办教育的先进经验，实行新的制度和新的教学内容。光亚学校不仅要读《百家姓》、《三字经》等，还要结合国情自编教材，并开设了体育课。至今，王玉成老人那里仍保留有王印川自编的教材《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教材中大量介绍了苏联的强国富民之路。
　　1939年，61岁的王印川带着他一生的疲惫离开了人世，他的身影也渐渐被人们淡忘。然而，他为当地百姓留下的用之不竭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将永不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