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王充。

王国祥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人，生于公元27年，病卒于公元97年。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著有《论衡》。《论衡》一书是我国古代宣扬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
　　细族孤门 贫寒出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属妫姓之王。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 “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至于这位因功获封的王氏先祖是谁，现已无从考证，与风云一时的王莽家族是几世共祖也不得而知。有封邑奉养、有爵位功勋，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后人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时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时候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但高贵的血统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是由名门望族衰落成了“细族孤门”，他继承的只有穷困和败落。王充年幼就发奋苦读，后来终有成就，在思想上竖起一面大旗，特立独行于中古世纪，也向王氏同族昭示——元城一支仍有后起显人。
　　学而优，却不仕
　　据《论衡·自纪篇》自述，王充幼小的时候就显出与同龄孩童相异之处，不喜好低级无聊的游戏，当别的孩子爬树捕雀、赌钱嬉戏的时候，他则旁观或在家陪同父母，“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在这个世代爱好逞强斗气的家族中，有这么一个乖孩子是极为少见的，他的父亲王诵对此颇为惊讶，认定儿子将来必有出息，因此在王充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习字研书，王充勤学上进，深得父母喜爱，邻人乡亲也时有赞誉。八岁的时候，王充就被父亲送到书馆学习，在上百的学童中，常常有人因为犯错误或字写得丑陋挨老师的鞭子，而天资聪颖的王充，学习十分专心且又不犯错误，从未受过责打。
　　顽劣是孩提时代的天性，但也有例外者，不同凡响的人物往往在孩提时代就初现端倪。王充在书馆练得一手好字，后离开书馆而专攻《论语》、《尚书》等圣贤之书。他记忆力强且善于思考，学识猛进，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成为远近有名的饱学之士。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在洛阳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招徒授学。一时间，各郡县纷纷推荐本地才俊进入太学深造，王充当然也在保送之列，而此时王充年仅十八岁，风华正茂，来到京师太学后眼界剧开，才识大增。
　　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出现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始在长安建立太学。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由博士招徒授学。据《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王充“师事扶风班彪”，班彪是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史学家，曾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上不随世俗，追求真理，为人耿直，“仕不为禄，所如不合”。王充深深地受到他的影响，“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泥古泥经，不偏信一家之言，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经典。
　　班彪（公元3—公元54），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他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代不少著名学者给《史记》作过续作，以补缺汉武帝之后事。班彪认为续作“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续采集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勤奋好学的王充还经常得到一些当时著名学者的提点，桓谭即是其中一位。桓谭是两汉之交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治学求真求实，厌恶经文界盛行的章句之学，尤其痛恨当时十分流行的谶纬迷信，甚至当着光武帝的面非议谶纬神学，光武帝极为愤怒，斥其“非圣无法”，差点把他杀了。王充受其影响，养成了严谨求实、慎思明辨的作风，对虚妄之说嗤之以鼻。王充在洛阳求学期间，家境依旧十分贫困，没有钱让他去买书，他只能到街上去看人家所卖的书。只看不买显然不受欢迎，刚开始常被人家轰出书市，但他坚持不懈，常常大清早就到了书市，慢慢的也就和书市老板熟悉了，书市老板十分佩服这位贫寒的读书人，谈古论今，他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古今世俗之弊，而且记忆力极好，“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流百家之言”。王充书市苦读的事迹，在书市老板的赞扬声中流传开来，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王充市肆博览”的励学故事。
　　王充的性格在洛阳求学时期已基本成型。贫寒的出身、聪明的头脑、渊博的知识和师尊的言传身教，使他成为社会的叛逆因子，他特立独行，对周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用怀疑的眼光去打量，去思考，去斗争。王充学识渊博，德行也颇有口碑，但他与世不合必会与仕不合，他的仕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在县里做官的时候是掾（yuan4）功曹，在都尉府的时候依旧是个掾功曹，后来去太守府做官，也还是个掾五官功曹行事，几任为官都不离“掾”字，“掾”就是古时地方行政机关自行设置的小吏。几度为官均因“数谏争不合去”，仕途失意的王充只得回乡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以孔子和虞舜的遭遇来安慰自已。在五十九岁的那年，王充应扬州刺史董勤征辟到扬州做官，但抱负依然不得伸展，意兴索然，两年之后就告老还家。王充的同郡朋友谢夷吾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连忙向汉章帝上书荐充才学，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汉章帝十分感兴趣，决定征王充进京做官，但王充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放弃了或许能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已进晚年的王充回想自己仕途几度失意，颇有一番感慨，在《论衡·逢遇篇》中寻找自己失意的原因，他将仕途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要想仕途畅达，必须遇时遇人，二者缺一不可。其实，从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庆幸王充拥有这样一个曲折的仕宦经历，仕途会成就很多的政治家，但极少成就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果王充仕途平坦，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王充的官宦和一个重新崛起的王氏家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却夭折在历史中。

王国祥

　　论人论事  衡实衡虚
　　王充论著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
　　《论衡》全书共85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84篇，二十余万字，王充前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将其完成。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 ，并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其实，《论衡》能大行于后世，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而是因为它是一部极具抗争精神的哲学论著，是中古时期宣扬无神论思想的鸿篇力作。《论衡》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作品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混乱密切相关。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思想，东汉统治者继承了这些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思想逐渐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谶纬神学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牵强为必将应验的预言和昭示，并虚托为鬼神所言，天命所指，用以迷惑世人。谶纬神学在东汉初期与儒家经义合流，儒学堕落为儒术，谶纬神学则在披上了儒家外衣之后，堂而皇之的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备受统治者推崇。光武帝在碰到疑难问题时，不询文武大臣而以谶言为是，章帝则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命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与今文经学相揉合。
　　董仲舒（前179一前104），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此政策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使儒术成为中国通史中的正统思想。东汉前期，失而复得的刘氏政权看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推行各项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也出现相对清明的局面，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也乘机向他们灌输“官方思想”，谶纬神学如洪水猛兽一样冲入民间，成为更加低俗的迷信思想，由此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风行全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洗脑运动”中，以儒为业的文人也深受其害。他们的精神园地充斥着神学迷信，虚妄之言压缩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潜心于古经圣典，专攻章句之学，只识正邪而不辨是非，而另一部分则专攻被官方宗教化了的今文经学而正邪是非不分。深受圣贤之书熏陶的王充眼见着谶纬神学浸蚀了整个社会，愤世嫉俗，痛惜儒家大义凋零，奋笔几十年，著《论衡》一书，以“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试图改造已经被极度扭曲了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当时学术界的堕落。在《论衡》中，王充着力批判了天人感应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所谓的征兆预示都只是个体之间随命而遇的偶合。对于世俗流行的鬼神论，王充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所谓的鬼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精神怎么会独立于形体而存在呢？王充和他的老师们一样，十分讨厌那些是非正邪不分的俗儒，也很疾恨那些专攻章句之学的今文经学家，在《论衡》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章要“为世用”，内容和形式要“自相副称”，文章要“疾虚妄”、“务实诚”，语言要明了，同时反对贵古贱今。在《论衡》中，王充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他居然敢专作《问孔》篇以诘问孔圣人的《论语》，对《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 指出其中的错误,予以反驳。又作《刺孟》篇以批驳亚圣人孟子凡十事，讥讽孟子为俗儒。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不会得到“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者的认同，他的学说因此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攻击和禁锢。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其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各方面，是“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钱穆语)。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教育家， 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后人将此学说称为“孔孟之道”。
　　《论衡》一书也因它宣言的思想“离经叛道”而被埋没了近百年，直到汉灵帝时，才由蔡邕发现。但蔡邕舍不得把这样的宝贝公诸于世，而是把它藏起来独自研习，因此才识突长，有人怀疑他得了奇书帮助，就悄悄地搜他的房间，果然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找到了《论衡》，那人强行拿走了几卷，蔡邕极为无奈，千叮万嘱道：此书只能你我共享，切莫外借！后来《论衡》被会稽太守王朗得到，也因此才识长进，同样有人怀疑他有异人奇书相助，多次打探，才知道也是受益于《论衡》一书，后来王朗将此书公诸于世，《论衡》由此得以公开流传。
　　在《论衡》流传的两千多年中，遭遇颇为曲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妙的概括为“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它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斗争靶子，“好之者”推崇它所宣扬的实诚而求思想解放，为其广博所折服，“攻之者”则视它的思想为洪水猛兽，更不能容忍他问孔刺孟，犯天下之大不韪。乾隆皇帝在读到《论衡》中的《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龙颜大怒，批其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幸亏王充没有生活在乾隆时代，否则不被杀头也得把牢底坐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