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悲惨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

不忘

　　王造时是江西安福县江南乡人，一九○三年九月二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之家。小时聪慧好学，过目成诵，被乡人誉为“神童”。不到十四岁便以江西省前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读了八年书，于一九二五年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先后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九三○年，二十七岁的王博士回国，被上海光华大学聘任为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主任，同时还在中国公学兼任教授及复旦大学教授。此后，长期从事教学与写作，也办过刊物、当过律师，并积极投身爱国活动。
　　王造时为人正直，胸怀坦荡，他不畏强权，敢于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留下不少佳话。但一九四九年后，不仅本人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全家遭迫害无一幸免，是昔年“七君子”中结局最悲惨者。

　　反驳梁启超

　　一九二三年十月，北京清华园举行“双十节”国庆大会，学校特邀在清华担任国学讲座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来演讲，梁讲的题目是“我对双十节的感想”。演讲中，梁启超大肆攻击孙中山先和国民党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国民党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当时仍是学生的王造时听后心里非常气愤，回到宿舍即挑灯疾书，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目是“梁公讲学的态度与我听讲的态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文章的开头与结尾都用了下面两句话∶“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王造时文章笔锋犀利，思想深刻。他说∶“在混混沌沌，黑白不分的中国，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造谣生事者的暗示，在腥风血雨、麻木不仁的北京，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不知受了多少这些颠倒是非的压迫。在天真浪漫、不知世故的清华，我们纯洁无辜的青年，已经患了近视病、盲目病，若再有人在这里指鹿为马，那么我们的病将入膏肓；而不可救药了。”
　　王造时还直截了当地揭露梁启超∶一贯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的司法总长。袁世凯倒台后，又组织宪法研究会，出任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王造时驳斥说∶“中华民国之所以闹到这样乱七八糟的地步，绝不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是梁任公先生和那些勾结北洋军阀，以及热中于搞派系的保皇党人物。”
　　文章刊出后，梁启超大为惊讶∶“一个毛孩子学生，竟敢与我分庭抗礼，这简直不可想像！”他立即打电话询问清华校长曹云祥，究竟怎么一回事？曹云祥慌了手脚，气急败坏地把王造时找到办公室，吹胡子瞪眼睛大骂王造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写文章骂梁任公先生，该当何罪？”令王造时写出深刻的悔过书，并向梁启超道歉赔罪。否则将以侮辱师长的罪过开除学籍。
　　王造时平静地听完，耸耸肩膀说∶“在学校我是学生，在社会上我是公民；梁先生可以谈国事，我王造时也可以谈国事；梁先生可以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我也可以批评梁启超和研究系。请问∶错在哪里，罪在何处？”“大胆！”曹云祥一声断喝，想以势压人，并以“开除学籍”来威胁他。
　　王造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当然不吃他这一套，他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敢开除我的学籍，我就要向社会呼吁，向法庭控诉。曹校长，清华园三赶校长的校史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真敢开除我，你自己的后果也不会很好。”
　　一九一九年起，仅仅四年时间，曹云祥已是清华的第四任校长了。第一任张煜全，在位不称职，整天睡大觉，学生们说他是“垂床听政”；第二任罗忠治，长期患病，难以胜任工作；第三任金帮正，作风不民主，压制打击学生，三个校长都被学生“礼送”了，曹云祥自有前车之鉴。再说，曹云祥也早有耳闻，清华园内有江西“三只虎”，他们是张国焘、王造时、段锡朋，如今的对手就是“三虎”之一。这位来自江西山区安福县的布衣学生，在清华园内十分活跃。从二年级开始，一直是学生中的领袖，先后担任过清华学生会宣传部长、评议会主席、干事会主席、级长、校际辩论员，“仁社”社长等职，在学生中颇有威望，要对付他，谈何容易。于是，曹云祥只好与王造时商量，要王造时同他一起去梁先生家谈谈，这样，大家都好下台。王造时说∶“我没有过错，也不是我对他不尊，而是是非上的争论。我在想，梁启超积极宣传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我还要写文章批驳他呢。”
　　不几天，国民党北京党部主办的“时言报”发现了“清华周刊”王造时那篇文章，特地加上“研究系包办华北教育的反响”的按语在头版头条发表，弄得满城风雨。
　　自此之后，曹云祥怕把事情闹大，再也不敢找王造时的麻烦了。随之，梁启超也辞去了国学讲座的聘请，离开了清华园。

　　救国会中一“君子”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王造时加入教育界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五月加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担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作为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写宣言、作演出、著文章、主持会议，做了大量工作。同年十一月，他与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先后被国府当局逮捕入狱（注），人称“七君子”。
　　起初，他们被押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不久转送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在狱中，王造时被推举为文书部主任。在“七君子”中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位，刚过三十三岁。在狱中，他和其他几位君子无话不谈，有时也谈到如果把他们几个人绑出枪毙，他们应该怎么办？大家回答是应该一致的从容就义，临刑的时候一致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
　　审讯是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进行的。审问时，审判长朱宗周问∶“被告王造时，你们为什么要鼓动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王造时义正词严地回答∶“审判长先生，日本纱厂的工人，也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不应该援助他们呢？他们也是审判长先生的同胞，审判长先生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毫无同情心，一味替日本资本家说话呢？”继而，他还驳斥了审判长提出的其他问题。王造时虽然是站在被告席上，他的观点、立场，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反倒使审判长成了理屈词穷的被告。
　　王造时等“七君子”不仅能在牢中吟诗、作文、下棋、玩笑，打太极拳，而且在牢外，“君子们”的狱中生活，更是被写成新闻报道和拍成新闻照片，被登载在许多报纸日日都有的“七君子起居注”专栏之中，诚所谓“坐牢也风流”。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经过各界声援、抗议和营救，“七君子”胜利地步出了看守所的铁门。值得一提的是，三十四岁的王造时在狱中八个月，他充分抓住时间，翻译了英国著名政治家、自由主义大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十年前，王造时在英国留学时，曾经拜在大师门下，深受其思想影响。他很早想翻译老师的名著，却抽不出时间，这次被关进监狱，倒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出狱了，有了自由，王造时并不满足。他意识到∶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自由平等是争取得来的，而不是人家馈赠的。于是，他写下这样一段话回赠监狱∶“事到如今，战争是不可逃避的了。只有在抗战的血光中能找到我们民族的新生命。”

　　《前方日报》的成就

　　王造时获释后，在上海、南昌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担任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一九三九年三月南昌被日寇占领，省政府及一些机关学校迁到了泰和县，吉安已成为抗战前方阵地。不久，王造时回到吉安，为了宣传抗日救亡，他在吉安创办了一家《前方日报》。办报伊始，困难重重。除了接收已经停刊的“日新日报”部分设施外，开办经费严重缺乏，流动资金没有分文。为了筹集资金，除了拿出自己的一点积蓄外，还奔波于湖南、袁州等地向亲友、同学以及家乡安福籍商人求资，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使《前方日报》得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正式出版发行。王造时任社长和发行人。
　　《前方日报》是一份民办报纸。为了团结，为了抗日，《前方日报》几乎每天都要发一篇社论或评论，很多重要文章，都是王造时亲自撰写。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连续三天刊载他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以鲜明的立场观点，号召全体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同仇敌忾，团结起来抗日。当年十二月，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王造时怒不可遏，立即写了一篇题为“举国同愤”的檄文。无情地揭露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另一篇“汪精卫怎样把我们卖掉了——请看卖国协定的分析”文章，再一次揭露汪日密约的实质。
　　王造时聘请的总编辑和主笔，当时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办报，坚持抗战，旗帜鲜明。比如总编辑冯英子在文章中披露了汉奸萧淑宇的丑恶行径，也因此触动了当局某些人的神经，险遭逮捕，幸亏内层有人“透风”，才化装逃跑。王造时顶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和打击，坚持办报宗旨，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社论或专论，还有一版文艺副刊，搞得生动活泼，很有看头，深受读者欢迎，订户连年上升。
　　《前方日报》自创刊日起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休刊，为宣传进步，宣传抗战，整整持续了十年。（编者按∶一九四九年六月之后，便再没有《前方日报》的办报自由了！）

　　敢向斯大林说不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人民处于最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酝酿著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另一方面，史大林派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日本外交部长谈判；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关键的一条是“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个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更奇怪的是这个条约还附著一个宣言，其中关键只有一句话∶“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全世界都知道，宣言中所说的“满洲国”即我国之神圣领土东北三省。这岂不是说，中国人要收复东三省，取消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伪满，那就是破坏了它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果然，这个所谓“中立条约”与宣言公布后，中外舆论哗然。当时在重庆的全国救国联合会领导人认为国会运动最初就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引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了收复失地，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对中国是一个打击，救国会有必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便推举王造时起草一封致史大林元帅的公开信。王造时接受任务后很快写出初稿，经开会修正通过，信中说∶“今贵国于四月十三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同胞的心意。”
　　当时在信上签名的有沈钧儒、章乃器、夏公仆、沙千里、王造时等九人。王造时起草的这封公开信内容正确，他温和，确实反映了中国的民意。当时中共认为斯大林与修订条约，发表宣言是绝对正确的，这样做是战略与策略的需要，王造时起草的信把矛头指向斯大林是极错误的。因此，中共某些领导人对王造时起了“误会”与“隔膜”。从此王造时便背了黑锅。他自己也感到“党对我起了隔膜。”（编者按∶可见早已是共产党了。）

　　“君子成了右派”

　　一九五七年，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基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三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是三月二十日在北京全国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要日趋丰富美满”，他说“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
　　王的另外两次发言是六月份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与“新闻日报”座谈会上，主要讲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让群众与干部互相沟通，就能搞好工作。然而，他绝没有想到“言者无罪”对他这人是不适用的。从六月十二日开始，因他的三次发言，就被人当作右派进行批斗了。其罪状是自比魏征，向党进攻，惟恐天下不乱，企图在基层点火，挑动群众斗干部；而且他一贯反动，早在四十年代就反苏反共，写了“致史大林元帅公开信”，这可是一颗重磅炸弹，抛出来足以致王造时于死地，显然是有来头的。
　　接著而来的是无休止的批判斗争。一开始，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一再表示“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更被人认为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还在恬不知耻地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王造时被迫“投降”承认自己是右派，写了许许多多检查，忏悔自己的罪行；一九五七年底他打报告申请下乡劳动改造了。
　　王造时在被批斗以后不到一个月就“投降”认罪，此后的行为表现与其个性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小谨慎，畏缩不前，经常焦虑恐惧，抑郁苦闷，沈默寡言，甚至“日间回想，梦中痛哭”，他自己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了。总之，在政治运动的挤压下，王造时的性格遭极大扭曲，从一个勇猛的斗士变成了一个怯弱的苟活者，任何一点事都要向领导汇报请示，诚惶诚恐，害怕再出什么岔子。

　　父女屈死共和国

　　王造时是一位极重感情的人，他爱父母、爱妻子、爱女儿、爱朋友。他的结发妻子朱透芳是他的江西安福老乡，从小由父母给他们订的“摇篮亲”。透芳裹了小脚，又没读过书，但王造时不嫌弃，只要求家长让她上学。后来，王造时到清华上学，就把未婚妻接到北京读书。他去美国留学深造时，又节衣缩食省下一些钱让透芳也赴美求学。等到两人学业有成，一九二八年秋天在美国完婚。不幸的是一九五六年三月，朱透芳因病去世。王造时极度悲伤，久久伫立墓前，泪流不止，几乎昏厥过去。
　　更不幸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长期患病，长子早年就得了精神病住在医院，次子原在北京大学学习，成绩优秀，一九五七年反右后精神失常，进了医院。两个女儿的命运也同样悲惨。长女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司法部工作，一九五五年肃反审干后得了精神病；小女王海容最为可怜。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聪明过人，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她十分敬重父亲，在反右中，她公开表示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是右派，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她情绪消沉，忧郁悲观，既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前途，又为父亲的健康与命运担忧，因为过分的焦虑与忧郁，不到三十岁就得了不治之症。
　　王海容的不幸，对王造时是极其沉重的打击，他认为女儿“戴上帽子”是自己连累了她，迫切希望“她早点摘掉右派帽子，重理物理旧业，并早点结婚，了结我的一椿心事。”可怜天下父母心。王造时在自己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子女的悲惨遭遇，常常梦中失声痛哭。他在反右后卑躬屈节，想争取早日摘掉自己的右派帽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藉此改善几个子女的处境，不再因为自己的问题受人排斥与歧视。他这样做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被定为右派后，降职降薪，收入减少，家中上有老母和续弦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住院，两个女儿在家里养病，经济状况非常拮据，经常借债度日，他想通过翻译书稿换点钱解决生活困难，但无人给他出版。王造时和他的一家人在贫病交迫之中苦苦挣扎著。
　　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便抄了他的家并进驻住宅“长期作战”。首先把他的妻子赶出家门，到工厂接受监督劳动，小女儿被剃成阴阳头游街示众，王造时每天在家里接受审问、拷打、写思想汇报、交代罪行……折磨了三个多月后，开批斗大会要他交代反革命活动的纲领、计划和组织，王造时无法回答，于是被戴上手铐，宣布拘捕，并送往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入狱后，工资停发，两个儿子的住院费无法支付，被赶出精神病院住在家里。因医院说他两都是“武疯”，跑出去会打人闯祸，继母只好让他们躺在床上，用绳子绑住双脚。家里没有药物，没有钱，营养差，两个儿子在王造时被捕后不到三个月就相继死去了。
　　王造时一关就是五年，抓他进来的人好像把他忘记了，不提审、不判刑，也不释放。五年后，王因病重，送往监狱医院时还带著手铐。那时王已奄奄一息，根本起不来了，王造时因肝肾综合症拖延时间过久，无法挽救，于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与世长辞。
　　第二天，他的夫人接到死亡通知书，在她身边的只有刚刚动过手术的小女儿王海容。她们都已经五年没见过王造时，现在终于在火葬场见了最后一面。王造时弥留之际曾不断呼唤妻子和女儿的名字。几个月后，她最心爱的小女儿也就是右派的王海容跟著父亲走了，她去世前流著眼泪叮嘱继母和丈夫说∶“我只有一个心愿，把我和爸爸、哥哥及弟弟葬在一起。”说完就长眠了。
　　王造时从十六岁起，便意气风发、轰轰烈烈地投入五四运动，开始了光辉的人生旅程。此后，他不畏艰险，风风火火地在社会上走过六十八个年头，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无声无息凄凄惨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一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呢？有位记者访问王夫人时，她拿出一个旧包袱，里面装著一叠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一把断了柄的塑料汤匙，还有一只米黄色的旧的搪瓷口杯。王夫人长叹了一口气，对记者说∶“老先生临死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咯血，就吐在这杯子里。现在，杯子里还残存著血迹，我没有洗掉这些血，留著它！”留得好！因为它是历史的见证。然而，王造时先生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东西绝不仅仅是一只残留著血迹的杯子！

　　（发布时间：2011-08-11 来源：安福县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