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一叹为王通。

岳西王诗华

仰天一叹为王通
李江：找寻文中子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近日，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讲解《三字经》时，赋予文中子王通 “承前启后”的极高评价，认为他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大儒和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大儒的中间环节。然而，从历史中梳理过来，知道这位文化大儒的人却屈指可数，少得可怜——这是文中子面对的历史尴尬。
　　在历史尴尬的一面，万荣三王研究会“名存实亡”，以致最近几年对王通的研究止步不前；由于缺乏资金，王通庙及墓茔难以得到必要的修缮和保护，王通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点遗迹也在远离我们而去，渐渐成为真正的历史——这是文中子面对的现实尴尬。
　　历史的遗忘造成现实的轻视。王通是个名片，在这个争抢名人成风的时代，这位“承上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儒却被扔弃在历史的故纸堆中，面对这样的尴尬，人心何安？
　　可喜的是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注意。我们循着徐小兰的笔触，站在现实的角度去回望、去寻找文中子，多少有一些反思和警醒在内心。                       
                     

仰天一叹为王通
                     徐小兰

　　自去年写作长篇文化散文《千年望族》之后，时不时地，我总会思绪万千，朝着离我家不远的正北方向举目仰望。正北方向是什么？是我不久前专程前去拜望过的我的同乡文中子王通1400年前隐居河汾设教讲学的地方：黄颊山白牛溪文中子洞。
　　举目仰望的同时，我会在心底里发出一声长叹，也总是满含愧疚。我总觉得，做为后人，我们愧对王通。因为，以王通的学问、人格和思想成 就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我们历朝历代文化界、史学界给他的地位与评价，实在是有所不当，或者说远远不够。
　　我不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或教授，也不是专门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史学研究者。我只是个普通的作家，只是在接受了“河东名门”《千年望族》一书的写作任务之后，于偶然之中必然地走近了文中子王通和他的家族的那段历史。我因此查阅和学习了大量文史资料，也认识了民间许许多多孜孜不倦的“三王（王通、王绩、王勃）文化”研究者和儒风依然的王氏后人。但我却从此再也不可能不让自己对这位生活在1400年前的伟大的思想者和教育家产生由衷的崇拜和景仰，甚至每每想起王通，我总会两眼湿润，觉得心痛。我想为他而歌，更想为他而泣。因为，他已经活在了我的书中，也已经活在了我的心里。
　　王通，字仲淹，北周大象二年，也就是公元580年生于龙门县（今河津市）万春乡甘泽里（今万荣县通化镇）。出身书香门第又少年老成的王通十岁左右时就经常与父亲王隆探讨学问，谈论国事。在父亲的指点下，王通小小年纪就模仿孔子的《春秋》写作《元经》。十三岁时，王通中秀才高第，成为十里八乡人人皆知的“小先生”，时常在家中为前来拜访的长者及同龄人讲学论经。十七岁时，胸怀大志的王通告别父母，负笈求学，去走访海内名士，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今绍兴）夏典，问《礼》于河东关子明（关羽后裔），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本家族父王仲华，从而汲取了不少学识，得到很大教益，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和新儒学理论。
　　仁寿三年（公元603），二十三岁的王通著成四卷《太平十二策》治国方略。王通的治国方略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还详尽分析了隋朝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政治主张。王通认为：隋朝虽然统一了天下，霸业已成，但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策略，如此下去，必然会招致大乱，失去民心。所以应当“推仁义之策，兴礼乐之制。”之后王通以济世之心踌躇满志地告别父母妻儿，西去长安，进京上朝，向隋文帝杨坚面陈他的治国方略。但他的《太平十二策》却因奸臣杨素等人的阻拦而未被朝廷采用。隋文帝倒是发现王通是个难得之才，任命王通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要王通去蜀州上任。但王通之志并不在做官，而在为民治国，他觉得“道不在位”，未去上任。王通在长安亲眼目睹了隋朝的政治腐败，他感觉隋朝已无可救药，于是作《东征之歌》，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返回河东的王通从此守道不仕，隐居河汾（汾水经龙门县南注入黄河，龙门故称河汾），在黄颊山白牛溪续修六经，躬耕自养，召集弟子，讲学授业，史称“河汾之学”。此后，隋文帝隋炀帝先后四次征召，王通始终不仕。
　　王通“河汾门下”的弟子先后有数百人，其中薛收、姚义、杜淹、魏征、房玄龄、陈叔达、杜如晦等为佼佼者。他们师承王通，蓄势待发，不久之后大都成为了大唐盛世的名臣名相。王通的思想精华大都被他们带进了唐朝，使得唐朝成为了王通思想的最大受益者。王通“河汾之学”重新发明的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人性本善、君臣关系的相对性，以及君主必须从谏的思想，在“贞观之治”中获得了大体落实。可以说“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在时间上存在着连续性，政治思想上存在着一致性，具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比之于拒绝采用王通治国方略的隋朝而言，唐朝是幸运的。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由于染疾在身，王通体力不支，一病不起。王凝王绩兄弟以及薛收等弟子门人，将王通自黄颊山送回家中休养，期待王通早日康复。然而，仅七日之后，王通就在家中逝世，终年才只不过三十八岁。三十八岁，那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呵！更何况王通这样的旷世奇才一代大儒！我们不奢望他能享古稀之寿，就算是只给他六十年光阴，那么他的河汾之学与王道仁政，他主张的“三教合一”与“天下为心”，也必定会更加完善，会给中国的儒学、政治、思想和文化留下更多的宝贵财富。
　　王通逝世时，隋朝政权已经瓦解，太原留守李渊已经起兵，李世民、李建成分领左右军攻占晋南，直取长安，可以说国家正处于战乱之中，民间百姓也因天下大乱而心绪不宁。然而当王通逝世的消息传开，王通的门人弟子魏征、房玄龄、杜淹、姚义、薛收等人，即使是身负重任，正留在京都长安参与李唐王朝新政权建立之事，都一概放下，东渡黄河来为先师送行。他们相约在距王通家不远的沟壑村集合，然后一起去祭奠王通，参加葬礼。想先师王通一生所为，看天下当时朝政不宁，并无人来替王通谥号封名，于是他们依据《易经》“黄裳元吉，文在其中”之意，相商决定，谥王通为“文中子”。
　　此后，“文中子王通”之称被世人公认；“河汾门下”用来比喻“名师门下人才盛出”；王通的家乡万春乡甘泽里更名为“通化村”；沟壑村更名为“集贤村”； 黄颊山王通设教讲学的天然大山洞被称做“文中子洞”；文中子王通墓，在通化村东北，原占地二十余亩，有薛收“文中子碣铭”；文中子祠，又称王通庙，建于通化村，中堂外一幅楹联为：教衍河汾门罗将相，道存子集名著隋唐。王通本人留下部分记载，再由王凝与王通之子王福畤整理而成的王通与门人弟子对话录《中说》，其中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被制版、印刷、成书，流传至今，那套木刻版共一百五十二片，至今珍藏在王氏后人家中。
　　民间如此厚待王通，而隋、唐、宋、元历朝皇室对待王通的身后之名，却一直持漠然态度。直至明朝嘉靖九年，王通似乎才被朝廷重视，得以入祀孔庙。直至今天，就王通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他的治国理念与教育思想对我们的重要，与我国史学界给他的学术地位和文化评价，也还是极不相称。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唐朝的《隋书》对王通只字不提，没能为王通立传，致使以后各朝的史书都没能给王通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甚至对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其论的真实与否都产生了怀疑。清人王士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香祖笔记》卷三）
　　那么，既然《隋书》为唐朝所修，主要作者中有王通的弟子魏征，从事实上讲唐朝又是王通治国思想的最大受益者，而《隋书》又为何不肯为王通立传，对王通只字不提呢？原因有二。其一：当年李世民与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打天下时路过晋南，在闻知王通之才后，李世民曾通过房玄龄请王通出山，无奈王通不给面子，坚辞不肯。这让后来即位为唐太宗的李世民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尽管《隋书》不载王通并不公允，这位皇上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过问。原因之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长孙皇后之兄、身为宰相又监修国史的长孙无忌从中做梗。贞观初年，王通三弟王凝任监察御史时弹劾侯君集，此事牵连到长孙无忌，于是长孙无忌对王氏兄弟怀恨在心，大权在握的他不仅使王凝获罪遭贬，还一直压制对王通四弟王绩的任职和使用。而王氏兄弟又皆因家风和性格使然而不向权贵低眉俯首，这更使长孙无忌心怀不悦，对王氏积怨更深。于是，直接参与编著和审定《隋书》成文的长孙无忌便毫不留情地拒绝让王通在《隋书》中露面。而做为《隋书》编修者之一的魏征此时在朝中自然尚不敢与长孙无忌这位太宗后兄、元勋大臣做对，他即使手中有笔，也因为心有顾忌而做了妥协，没敢将自己的先师王通载入《隋书》。从这件事上，不仅反映出朝权之争不可避免的残酷性和阴暗面，反映出君主专制及勋戚势力的局限性与黑暗性，还同时暴露了人性中自私、冷漠和软弱的多个负面与侧面。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邓小军先生有言：《隋书》不为王通立传，书中对王通一字不提，这一反常的现象当然值得怀疑。怀疑的方向，应当指向唐初修撰《隋书》的相关背景，而不应当指向隋代真实存在的王通其人。
《隋书》不为王通立传，致使后来的史学界对王通其人其书怀有种种猜疑，有人甚至怀疑历史上根本就不曾有过王通这个人。呜呼苍天！此情此景，我辈能不为王通叫屈？文中子王通地下有知，该当何感？
　　《隋书》不载王通，当然是它的一个严重缺陷。后来的《旧唐书》虽然著录了王通的《中说》，记载了王通的生平，但却并不详尽。再后来，司马光以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王通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及文化意义，于《资治通鉴》中记载了王通的生平事迹，并撰写了《文中子补传》，说：以补《隋书》之缺。
　　然而尽管如此，尽管还有宋朝所成并流传至今的“三字经”里有“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之句专门提到了“文中子”，也还是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文中子”就是王通。明代对王通的研究既有公允之言，亦有怀疑之辞。清代的文中子研究对王通其人其书的看法真伪存半，原因在于考据学家多崇汉学，不大读唐以后史书。总之，历代的学者多以《隋书》不载王通为由，从而判定其伪，拒绝接受，不去对真实的王通进行研究和考证，致使王通的思想成就、政治主张及声誉名望屡遭削弱。
　　身为作家的我，却因为“河东名门”《千年望族》一书的写作而真真切切接触了王通的后人和“三王文化”诸多研究者，我看到了王通《中说》的木刻版，也看到了一个生动鲜活、极富人情的山一样高大的王通。我在王通墓前含愧默哀，又一路风尘北上黄颊，在文中子洞前洒酒祭拜，追思王通。
　　我以为，王通最要紧的思想就是民主、仁政，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王通讲“正民庇主”，是说，好的皇帝为正，可以庇民、保护民众。皇帝不正，民众亦可以纠正他，再不行，可以罢免他。王通的“道不在位”，是说，并非有“位”的人就一定有“道”，真正有“道”的人，也并非一定在“位”。 王通之伟大，我想是在于他在很多方面是源于孔孟，又胜于孔孟。王通的思想、理论、学说，更具远见卓识，更便于社会实践。王通的情怀、品格、意识，更为宽广博大，更趋于民主、自由、平等。
　　我知道现今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各个方面研究文中子王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中子中说译注》即属于普及性读物，作者郑春颖。文中子研究的另一力作是邓小军先生的《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邓先生此文虽然是研究唐代文学，但他把对文中子的研究作为研究唐代文学的基石，可见王通对唐代的重要。
　　如前所说，我不是史学专家，亦非学者教授，无才对王通的学术思想展开研究。我只能默默期待，期待着我们的史学界能弥补过去研究的不足，以便让王通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有更加切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给王通以恰如其分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评价。
　　(本人乃文中子后裔，感谢先生仗义执言，故录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