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略论宋齐之际琅邪王俭之学术成就。

王石

　　摘要:琅邪王氏的核心人物王俭,是宋齐学术文化中值得特别关注和研究的人物,他在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不但推动了齐初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而且影响远播北朝,具有一代“儒宗”之称。他还首开私人编撰书目的先例,在目录学和谱牒学方面也成绩卓著。同时,他还是齐初文坛的领袖,集齐初文学之大成。
　　作者简介:姚晓菲(1975—),女,北京人,扬州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化研究。

　　钱穆先生对世族文化在中古时代所起的重要作用有精辟的总结,他说:“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门第在当时历史进程中,可谓已尽其一份之功绩。”这一论断亦可用来说明宋齐之际出身于世家大族的王俭。王俭,生于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卒于齐永明七年(489),字仲宝,琅邪临沂人,是东晋名相王导的五世孙。素有宰臣之志的他不仅位极人臣,在政治上享有高位,是宋齐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中的核心人物。更重要的是,他秉承优良的家族文化传统,在宋末齐初学术、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值得研究的人物。因此,本文旨在对王俭的学术成就作一较为全面的探究,以管中窥豹,从一个侧面把握这个时期的学术文化及士族心态。
　　一、“一代儒宗”:王俭之礼学
　　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15“南朝经学”条中论及南朝经学时说:“南朝经学本不如北,兼以上之人不以此为重,故习业益少。统计数朝,惟萧齐之初,及梁武四十余年间,儒学稍盛。”赵氏所论甚确。从东晋偏安江左一直到南朝宋,祖述玄虚,儒学不振。据《南史》卷22《王俭传》,宋孝武帝时期,由于上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国学颓废,未暇修复”。然而在齐初却出现了“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的局面。儒学于齐初而大盛,实乃王俭之力也。以儒学相传的琅邪王氏一向重儒教,尤精修礼学,详悉故实。《南史》卷21《王弘传》载,王俭的祖父王昙首便精于礼制;昙首之兄王弘“造次必存礼法”,“博练政体”;《南史》卷22《王僧绰》亦载,王俭的父亲王僧绰也“练悉朝典”。由于关乎国家典制兴废的礼学具有较强的应用功能,因而少便有宰臣之志的王俭承传家学,“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宋明帝刘或上台后,逐渐重视儒学,因而长于儒家礼学的王俭年仅18,就辟为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萧齐代宋,高帝萧道成上台之后,以“儒者之言,可宝万事”为为政之道。作为佐命之臣的王俭更得以发挥自身优势。
　　据史书记载,齐国初建,旧礼缺失,统治阶级面临着各种礼仪问题,诸如国家郊殷祭祀、释奠礼仪、乘舆、官员服饰等等,都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精于礼学,深谙朝廷典章礼仪和前朝故事的王俭责无旁贷地担当起此任。“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时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皆从王俭之议,“朝廷初基,制度草创,俭问无不决”。据《南史·王俭传》记载:
　　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俭)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令史谘事,宾客满席,俭应接铨序,傍无留滞。
任昉的《王文宪集序》也说:
　　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文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张溥的《王文宪集题词》亦云:“齐宗议礼,家各为说,吉凶参会,咸禀仲宝。”可见,当时朝廷的一切典章礼仪均遵王俭。王俭不但对前朝旧礼烂熟于心、博议引证,还能因时制宜对其加以改革,甚而创制新的礼乐制度。《南齐书·礼志上》载:永明二年,“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王俭协助高帝订礼仪、正朝纲,有力地维护了封建秩序。齐高帝对他雅相钦重,曾慨叹说:“诗云‘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为我生俭也。”
　　除了制定典章礼仪,王俭还编撰了大量的关于礼制方面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俭的礼仪著作有:《丧服古今集记》3卷、《丧服图》1卷、《礼论要钞》10卷、《礼答问》3卷、《礼义答问》8卷、《吊答仪》10卷、《吉书仪》2卷。此外,《通典》和《全齐文》还录有王俭的《乘舆副车议》、《服章议》、《郊殷议》等礼仪篇章34篇,这些著作很好地解决了有关丧礼、车服、郊祀等一系列礼制问题,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儒学复兴的潮流。《南齐书》卷39史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世以文章间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
　　可见,晋世以来中衰的儒教正是在王俭的影响下得以兴盛,王俭也由此获得“儒宗”之称。永明三年,南齐再立国学。王俭“领国子祭酒”,成为了“国师”,更得到齐武帝萧赜的优待,“于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琅邪王氏系士族冠冕,累世簪缨,对朝仪典章了如指掌,且著之载籍,以为家学。作为“通学”之才的王俭成为“国师”后将家学变成了国学,扩大了教育范围,教育和培养了更多的精通儒学的国子生,进一步推动了齐初儒学的发展。
　　王俭如此推崇儒学,一方面是利用儒教维护世族利益,因为相较于东晋门阀士族的鼎盛时期来说,宋齐时期的士族逐渐丧失了独占政治、经济的特权。为了维系士族门第,必须大力倡导礼法,因为“若礼法破败,门第亦终难保”。另一方面,王俭重视礼法,大力弘扬儒学,还突出了南朝文化正统的形象。因为他的礼学不但影响于南朝,兼且受益于北朝。北朝也将其视为文化正统加以学习与效仿。如承传王俭礼学家学的王肃北奔之后,就将他的礼学典制转输于北朝,深为北魏孝文帝所重视。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总结说:
　　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于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仲宝卒年为永明七年,王肃北奔之岁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陈先生认为“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因而如果说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那么撰集者王俭的贡献则更大。又《北史·李业兴传》中记载,李业兴出使梁朝,梁朱异问:“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圆丘邪?”业兴曰:“委粟是圆丘,非南郊。”异曰:“比闻郊丘异所,是用郑义,我此中用王义。”业兴后来反驳说:“若卿此间用王义,除禫应用二十五月,何以王俭《丧札》,仍用郑义二十七月?”这段史料也能很好地说明北朝对王俭礼学的重视与学习。
　　王俭一生倡导儒学。《南史》卷22史论曰:“仲宝雅道自居,早怀伊、吕之志,竟而逢时遇主,自致宰辅之隆,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所谓“衣冠礼乐尽在是矣”,可以说是对“一代儒宗”王俭的最好概括。
　　二、国史与家谱:王俭对目录学、谱牒学的贡献
　　魏晋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图书目录编撰较多的一个时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宋齐之际的王俭首开私人编撰书目的先例,对目录学的发展具有较大贡献,成为这一时期目录编撰实践的一个新的亮点。
　　宋元徽元年,王俭依东汉刘向《七略》之体编成《七志》。《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是有意改变魏晋以来的四分法,而要上承《七略》的遗规,所以任昉在《王文宪集序》中曾说:“元徽初,迁秘书丞,于是采公曾之《中经》,刊弘度之四部,依刘歆《七略》,更撰《七志》。”据《南史·王俭传》,《七志》共40卷。《隋书·经籍志序》记载:
　　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古今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记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
　　王俭将《七略》与《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部改为“文翰”,《七录序》言“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通过《七志》,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时期的文学已真正作为独立的学科而与经史等划分开来,关于文学的观念已趋于明确。阮孝绪的《七录序》还说: “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佛经、道经,各为一录。”由此得知,《七志》有两个附录,一个是晋《中经簿》以前各目录书的阙书目,其中有漏列的,也有是后出的。这些“阙书目”,扩大了著录范围,而且也为后世提供了检核南齐以前典籍存佚的方便。另一附录则是道、佛经录。附录佛经,始于旬勖《晋中经簿》,而增附道经,则创自王俭。此后目录学家对佛、道经论均有著录,王俭可谓功不可没。从东晋渡江到《七志》完成约有17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渡江以前的书籍日渐散亡,新的著作大量产生。加之南朝宋刘裕从北朝得来的4000余卷文化典籍中,有的是江南所没有的书籍,有的是北朝人士的新著。在这样的大变革中,亟需一部新的全国综合性目录来集中著录这些书籍,并反映它们的内容。王俭的《七志》正好完成了这一任务。所以在王俭以后的四五百年中,对于南齐以前的文化典籍来说,《七志》是最有参考使用价值的一部书目。可惜的是,王俭的《七志》一书已亡佚。《隋书·经籍志》说这部书除遵循旧规,“然亦不述作者之意”外,在“书名之下,每立一传”,开创了有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此外,他还撰定了《元徽四部书目》,据《隋志》载共收书2020帙,15704卷。这两部目录书和后来受其影响而编成的阮孝绪的《七录》是这一时期内“最有影响的目录巨著,压倒了这一时期内一切的官修目录”。
　　在王俭的《七志》中,为了适应谱牒学、地图学的发展和维护门阀世族利益的需要,特增加了《图谱志》。魏晋门阀时期,士族为了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维护高贵家族的纯洁性,纷纷撰修谱牒。它是世家大族维护身份、地位的重要工具。钱穆先生曾说:“盖矜尚门第,必夸举其门第之人物,乃亦赞耀其门第之郡望,又必有谱牒世系,以见其家世之传绵悠久。”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专修谱学的世家,《新唐书·柳冲传》中说:“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这里提到的贾氏之学就是贾弼之与其子孙数代的“传世谱学”。《南史》卷59《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世传其业。”到了南朝,由于皇帝令寒门掌机要,士族的政治地位明显滑落,这对于士族而言,实在是不利的局面。因此,如何确保士族身份,使寒人不能混杂于士族行列,以维持士族固有之利益,就成为士族的重要工作。因而作为王氏家族核心人物的王俭为维护家族利益,对谱牒学格外重视。他在永明年间修撰补充贾弼之书,将原书的2卷扩为10卷,著《百家集谱》,做到繁简适中。到梁代,王逡之又在王俭的基础上续撰《百家谱》4卷,《南族谱》2卷、《百家谱拾遗》1卷。由世家大族兴修谱学可以看出,由于寒人的崛起,对士族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使士族急于严别士庶之分。这些谱牒对于我们现在深入研究门阀制度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由上可见,王俭私人编撰全国综合性目录《七志》,显示了他学问甚富,精通书籍源流,而且也证明了当时高门士族的文化优势所在。而他修撰谱牒又表明了宋齐士族政治地位的下滑。在这种情势下,士族惟有充分发挥文化优势以维护家族门第,方能保证箕裘不坠。
　　除了在礼学、目录学和谱牒学等学术上具有较高造诣之外,由于王俭政治地位显赫,并曾主持学士馆,他还成为了齐初文坛的领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群体,他们不但影响着当时文学的审美倾向,而且带动着整个文坛的风气。因篇幅所限,关于其文学成就另有专文详述。
　　王俭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做成了许多事业。不但势位显赫,而且是宋齐之际成就显著的学者。在学术方面,他做出了较大成就,不但推动了齐初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而且影响远播北朝,他还首开私人编撰书目之先河,在目录学和谱牒学方面成绩卓著。除了学术成就外,王俭还集齐初文学之大成,“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成为齐初文坛的领袖,带动着文坛的风气。因而如果说六朝时期的“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那么以上事实说明,宋齐之际学术、文学的发展也是和琅邪王氏的核心人物王俭的功绩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