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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国民党在1924年就建立了为自己培养军事指挥人才的专业军校——黄埔军校。但直到1927年,共产党才刚刚有了自己独立的武装。并且建军之初的几个月,局势万分艰难,四处转战,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指挥人才。
到了1927年,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为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培养军事人才和地方武装干部,泽东同志在宁冈县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至此,中共才算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才培养机构。
教导队第一期学员100余人,由边界各县选派的工农分子和部队干部组成。教导队由吕赤任大队长,袁炎飞、黄天华任专职教官,下辖4个区小队,每个区小队下设3个班。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王良分别担任区小队长兼教官。
教导队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与简陋。没有固定的教室,就在露天上课;没有桌椅,就以垒砖为桌,石块为凳;没有纸,就用杉树皮、竹笋壳充当;没有笔和黑板,就用树枝、炭条在地上、石板上或沙盘上练习写字;没有集体宿舍,就分散在群众家里或在祠堂、庙宇中睡地铺。
在教导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人不是在娘肚子里就懂得马列主义,懂得用兵打仗的,所以要学习。”他对学员要求严格,规定教导队的学员做到“三不八能”。“三不”即不嫖、不赌、不偷;(而黄埔军校,他们校长都嫖。一次,蒋校长从福建到上海途经香港时,看到香港的花花世界,就曾经过多次的去妓院还是不去妓院的痛苦思想挣扎。他在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然而,经过痛苦思想挣扎的蒋介石,当天晚上还是去了妓院。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就连在马路上见到美女而心动,他也写入日记:“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八能”即能写、能说、能唱、能算、能打仗、能吃苦耐劳、能生产劳动、能诚实可靠。可以说,建设有文化的军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
教导队教学的突出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放在军队建设的战略高度,要求军官既要懂军事,更要懂政治。军政结合,每天三操两讲。教导队训练中,政治教育就要占40%的时间。
学到了知识,就要去应用于实践,通俗地讲,就是到社会上实习。黄埔军校安排的实习,是组织学生们去打军阀陈炯明。而红军军官教导队组织的实习,则是于1928年2月组织大家参与新城战役。通过实战,检验大家的学习成绩。
第一期教导队原计划办3个月,却因斗争形势的发展只办了两个多月,在新城战役后就结业了。通过努力学习,学员的政治文化素质和军事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相当一部分学员成为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的优秀指挥员。有的学员后来成长为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如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原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上将陈伯钧、陈士榘、中将张令彬等。
红军教导队创办之后,随着形势发展和部队调动,红军教导队先后易名或扩建为红4军教导大队。陈毅元帅曾主持过建队工作。
再后来,随着规模扩大,红4军教导大队,又多次易名为井冈山红军学校、闽西红军学校。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蔡申熙、何长工先后任校长,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在这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何长工先后任校长,刘伯承、叶剑英先后兼任政治委员。
这师资力量太强了,光是两任政委,就是俩元帅。
1933年10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一部,改编为中央红军大学。在校领导之下,还设有训练部、政治部、经济部三个部。并且,红大还有卫生所、俱乐部、模型室。
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红大从1933年10月第一期学员入校至1934年9月下旬第三期学员毕业,共培训了3期学员。每期收训学员200余人。他们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中选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师、团干部。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红大与黄埔有哪里不一样?对,是招生环节。简单地说,黄埔更像是一所自由报考的院校。而红大,只接受特招。
红大开办之时,有专职军政“教授”16人,如郭化若、周士第、王智涛、何涤宙、陈时骥、肖劲光、张如心、李翔梧、吴亮平等;另聘请了许多高水平的兼职“教授”,主要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负责人,以及从前线因事到瑞金的一些红军高级将领。
红大设在瑞金西郊大槐树村。学员入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校领导、教职员们筑造自己的校园。他们自己设计,并一起动手填沟壑、挖土方、运石头、开路、砌楼、建礼堂,在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就建起了被誉为“山林军事学堂”的拥有一排排整齐的两层楼房、礼堂和俱乐部的校园,赢得了领导和根据地军民的称赞。
红大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于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针对红军学校的教育工作指出:“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面前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红大在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上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相结合。为了更加紧密地联系战斗实际,红大派人参加在前线战斗的指挥集团工作。有时前线红军指挥官牺牲了,即由红大派学员暂时代理其职务,直至有接替者后再回校学习。红大的领导和教学队伍也经常和部队、机关交流,进行前线、后方的轮换。这样就使校领导和教学队伍了解实情,了解部队,了解战争的需要;从而懂得在教学中联系什么实际,怎样联系。红大是红军的缩影,红军部队是红大的扩大。红大所教所学的,正是红军所需所为的。
针对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所采取的堡垒主义方针,朱德就亲自为红大学员们拟订了两个研讨课题:“论敌人的堡垒战术”和“积极防御的实质是什么”。这样,红大就及时收集前线的作战经验和各方面真实的材料,更好地充实到教学中去,使红大的教学富有青春活力和极大的现实性,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员既被当作学生,也被视为先生。实践证明,只有这样的教育方针、原则、方法,才能培养出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具有优秀的军事技术和指挥大兵团作战能力的高级人才。
红大学员的生活、学习完全是军事化的。每个学员不论官职高低都过着战士的生活,人手一支步枪。早操后,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接着是班组讨论和个人复习。红大学员还积极参加以革命斗争为轴心的社会活动,响应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及群众团体组织的各种运动的号召。如积极参加扩军、查田、选举、春耕秋收、慰劳祝捷、募捐援助白区的斗争等。在革命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十分困苦。但他们勇于克服困难,自己动手修理书桌和各种学习用具,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学校的军人书店、军人合作社、畜牧场、碾坊、园圃等,来改善自己的学习、生活条件。生活虽然艰苦,学习虽然紧张,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调节了学员们的情绪,使红大校园里弥漫着乐观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十分重视红大的工作,对其充满关怀和希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给红大学员作过报告或讲过课,军委各总部的一些部长也都在红大兼课。周恩来曾作过《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面前,瓦解在他们心间》的报告,邓小平讲过《党的建设》课,刘伯承作过军事报告,王稼祥、贺昌讲过政治课,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敌工部长李翔梧都为红大讲过课。在中央的关怀下,红大学员有时能旁听中央的重要会议。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红大学员就旁听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的军事报告,对红大的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
“在红大学习期间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学文化没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一位老红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除学习外,我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打球、下棋……邓颖超大姐还给我们上'生理卫生'课,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土包子逐渐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中央苏区,红军大学在其他军校中起着教育核心作用,经常组织考察小组到各校调查,并对各校负有指导之责。中革军委专门指定由红军大学负责拟定各校的教学计划。在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红大的努力下,中央各军校分工协作,取得了很好的育才树人的成绩。
1934年8月,红大制定了第四期招生计划,并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领导人签署了关于各兵团、各军区选送学员的命令。但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致使红大第四期未能正常开办。
1934年9月1日,红大第四期学员入校报到。同年10月1日,四期学员和校领导机关、教职员队伍编入中央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此后,侵占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因痛恨红大这座炼就红军高级干部的革命熔炉,而将其校舍毁坏。但红大是摧毁不了的,它正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着为革命培育精英的事业。1937年1月,红军大学在延安重建,成为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红军大学从开办到长征,尚不足一年时间,但它为红军输送了大批军政指挥人员,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昆等。红大学员中许多人在创建新中国的战争年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或统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这座革命的大熔炉,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光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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