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谍战法宝：与美军合作，获赠先进电台。（国防大学研究员 谢武申）

天柱山

　　刘邓大军，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又称八路军）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之后，又扩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均为刘伯承和邓小平，参谋长亦为李达。解放战争后期，与贺龙所部协同，解放了云、贵、川、康、藏，建立了西南军区。
　　刘邓大军的谍报工作，不但对保证作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央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笔者曾于1979年参加军委《刘伯承传》编写组，后又协助中央军委顾问李达上将撰写刘邓大军回忆录。其间，多次聆听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室主任林桂森、情报处处长柴军武（解放后改名柴成文，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和副处长魏锦国（后任空军情报部副部长、空军后勤部副政委）等谈及情报工作。
　　这几位情报工作负责人均已作古，所谈机密，有些至今尚不为世人所知。笔者也近古稀，有责任将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前辈的光辉事迹披露于世。

　　一二九师的情报工作让美军观察组大吃一惊

　　抗日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所处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情报工作所需技术器材，多是缴获日、伪军的。如太行军区长达4000多公里的电话线、电台（129师出征抗战时只有3 部，到1945年已有七八十部）、发电机和电池，都是战利品。电灯泡，则是通过地下情报“关系”，从敌占区买来的。情报处的参谋们把盐泊装在瓦罐内，制造出了土电池。他们还别出心裁，把旧电池装在酸菜缸里，居然也可以继续发电。
　　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于1944年冬派惠德赛上尉作为观察员到129 师参观和了解情况。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热情接待，于1945 年1 月7日到9 日，谈了三次，详细介绍部队作战的情况。惠德赛说：“你们的情报搞得很好。我看到许多图表，觉得都很好，这对于盟国海空军作战非常宝贵。你们的侦察工作太好了，敌人的秘密，对于你们都不是秘密。美国人如果知道你们是这样，一定很惊讶！”接着，他问道：“这里的情报搞得如此之好，请问是如何获得的呢？”
　　李达回答说：“我们靠的是群众路线。”惠德赛疑惑不解地问：“群众路线是怎么回事？在其他国家搞情报、侦察工作，只能是极少数花高薪雇请的情报人员，还有一部分情报也是用金钱收买的，并且要有许多先进的谍报器材。你们在严密封锁之下，从哪里搞来这些谍报器材呢？”
　　李达说：“第一，是从敌占区搞来的。敌占区的伪组织、伪军，以至公司、医院和公路铁路的工人、职员中，基本上都有我们的组织。甚至连许多伪军中的高级军官都有人和我们订了一些协定。所以，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不管到哪里，都可以找到广泛的社会关系，只要日、伪军一有行动，情报很快就会送到军区司令部来。沿铁路大小车站，也都有我们的人，因此，日军运行的车辆，装载的东西，次数，我们都知道。
　　“第二，是来自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组织。全根据地到处都有情报通信组织，也就是情报网。日军据点周围，也都有我们的情报员。在山头上，竖有标杆。日、伪军一动，民兵就放倒标杆，这样，从一个山头传到下一个山头，很快就传到我们司令部来。
　　“第三，是我们军队本身的情报侦察。除化装侦察外，常用战斗手段取得情报。惠德赛听了，惊讶不已，又说：“请问，你们是怎样夺取文件的呢？”
　　李达说：“如打据点，或打敌人运输队，或截获敌人的文件信件。比如，1942年5月，日军二二三联队在扫荡期间的全部命令计划，都被我们截获，对我们的反扫荡作战裨益不小。“再有，就是专门侦察机关的侦察。侦察参谋的任务是整理研究广大群众供给我们的情报资料，判断是非、真伪，从各方面详细订正，或翻译成文，或制成图表。”
　　惠德赛问：“太行军区的侦察部门共有几个人做研究工作？”李达：“四五个人”。惠德赛听了，又是惊讶不已！

　　美军观察组的先进电台派上大用场

　　惠德赛到太行军区第2 分区了解情况时，遭遇日军大扫荡，不幸牺牲。在此前后，延安美军观察组派出了驻129师的观察小组，成员有戴丁中尉（后由霍克接替）、译电员惠特上士（后由一名少校接替）。报务员是周恩来从延安枣园派来的。
　　李达在师部驻地涉县赤岸村东南为美军观察小组找了一所宽敞的独院：北面两间；南屋较大，作为餐厅；西屋放置电台。警卫连把房子粉刷一新，搬来了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帮助架设天线；太行军区情报联络处主任李棣华和黄宇田陪同观察组，住北屋。观察小组使用的电台，是手摇发电的，由警卫连帮他们摇。
　　戴丁向李达介绍了在太行山设立观察小组的原因：美军的B29轰炸机从西南起飞，到日本领土上空侦察或轰炸，经过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上空，是安全的；如经过日占区，危险性就很大。所以，美军就要在八路军的根据地设立观察组，观察气候、地面情况，开辟新的航线。因此，希望129 师提供气象资料、飞机遇险时的迫降地点，协助营救失事的飞机和飞行员，提供有关日军的情报。
　　于是，李达指示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梁军派参谋经常来到这所独院，提供日伪军动态、气象资料和轰炸目标的情报，如日军的军火库位置等。戴丁和霍克及时给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发电报。因为他们忙不过来，太行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科长林桂森就派了两名报务员配合，其中有一名叫陈大义（解放后任总参通信部副参谋长）。观察小组对他俩很信任，放心地教他们学习操纵机器， 收发电报。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种新型的美制收发报机。
　　这种情报工作的合作，可以说是中美联合抗日的范例。
　　129师领导将观察组视同盟友，非常尊重，除了经常看望，解决他们所提要求之外，还请戴丁出席参议会，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在赤岸村边召开根据地群众大会时，也请戴丁出席并作演讲。每逢重大节日，部队召开晚会、联欢会，也请观察组参加。观察组的伙食，李达交代按师首长的待遇——小的，专门为观察小组做饭。此外，还给他们派来一个勤务员，照顾起居。逢年过节，师部都要款待这些盟国朋友。那时，129 师设有生产部，部长张克威原是流落在美国的华工，依靠自学考上大学，专攻畜牧，并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他领导的农场，从美国引进了乳牛、软卜莱羊、美利奴羊、来亨鸡等。张克威还托人搭乘便机，到西安买回黄油和做面包用的高筋面粉，自己做面包、饼干、奶粉等等。这样，观察小组就能经常吃上张克威亲手制作的正宗西餐了。
　　张克威做好西餐之后，李达让司令部各部门的头头们去看看西餐是什么样子，并说：这是叫你们看的，可不是叫你们吃的。那时，太行山的生活非常艰苦，司令部人员，包括刘伯承、邓小平，吃的是小米、窝窝头、糠饼子。缴获了日军的大米、洋面，就送给观察小组。观察组没想到山沟里的八路军对他们这样关照，非常感激。
　　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镇，也在驻地王堡村热情招待观察小组，还由政治部的“先锋”剧社为他们演出精彩节目。著名演员赵子岳，就是剧社的领导人兼演员。
　　30多年后，黄镇出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时，戴丁等还专程到使馆看望，对当年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美军观察小组在129师驻了不到一年，于1945年6月后撤走，其原因是美国转而采取了“扶蒋”政策。尽管如此，由于观察小组对129师的热情关照和情报工作的配合，非常感动，临走时，把电台和其他器材，连罐头在内，都留给了129师。
　　林桂森对笔者说：“观察组给我们留下8部美式收发报机。这种电台国民党也是有的，和美军观察组留给我们的是同一类型。但蒋介石想不到我们也会有这种设备。以后，我们天天用这些电台侦听国民党的电报。”
　　对李达尊重和热情款待美军观察组，当年有很多人是很不理解的，说：“对美国佬不需要这么热情！”但李达却笑而不答。直到美军留下的电台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才不得不钦佩李达的深谋远虑。
　　这种电台，无论是发射、接收距离，还是覆盖的电波频率，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通俗地说就是灵敏度很高。
　　美军给刘邓大军留下电台，并未告知蒋介石。蒋和他的军统头目们，直至撤到台湾，也不知晓此事。所以，无论是国民党中央还是各部队，仍然没有任何防范地拍发绝密电报。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土八路的电台是老掉牙的，收不到他们的电波；有时，甚至把绝密电报用明码拍发。
　　林桂森曾对笔者说：“我们利用国民党的狂妄和麻痹大意，截听了他们的大量绝密电报，并且也多次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人数、主官姓名（一直到团营级）、驻扎地区、行动路线和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的报务员可以听出电台是哪支部队的，发报手法是几号报务员。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有重大行动，我们立刻报给刘、邓、张（际春，二野副政委）、李首长。他们也经常让机要室把重要电报以他们的名义发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涉及到兄弟部队的，也及时发给他们。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都被我们掌握，还有不败之理？”
　　情报处根据截获的电报，和地下党送过来的资料，将国民党军几十个师的师级军官材料搞得一清二楚，并铅印成册，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更改重印。刘、邓和李达要求参谋人员必须背熟，经常亲自检查。

　　李达参谋长亲自出马策反高树勋

　　通过截听国民党的密电而取得胜利的著名战役很多，仅举例为证。在平汉战役中。1945 年10 月，上党战役胜利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然而，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执行“协定”的诚意，反而更加速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以14 个军分3 路沿平汉、同蒲、津浦3 条铁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企图以现代化的美式装备，控制铁路，割裂中共各解放区的联系，逼迫中共的军队退入农村或山地，而便于各个歼灭之。
　　刘邓大军司令部根据各地情报网的情报和电台截获的敌军密电，搞清了北犯敌军所有团以上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主官姓名、驻地、行军路线和时间，以此为据，制定了先打平汉路之敌的作战计划。
　　在北犯敌军的将领中，也有主张和平、反对内战的爱国分子，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因此，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一面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点，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一面加紧对高树勋将军的争取工作。对高树勋部，则围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变化。邓小平直接领导地下党做争取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早在上党战役进行之中，曾派八路军前方总部高级参议申伯纯、晋冀鲁豫中央局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等进行争取工作。随后，又派人到新乡附近建立联络站，同高树勋联系。经多次争取，终于促使高树勋定下脱离国民党的决心。在刘邓大军发起总攻的10月28日9时，高树勋的长官部派王定南向刘、邓首长表示：高很愿意谈判，但由于几项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希望派代表同他面洽。
　　刘、邓为表示诚意，决定提高会谈的级别，派李达越过火线和高树勋会晤。在两军交战之际，派参谋长亲越火线去谈判，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也正由于此，方说明我方的诚意。
　　邓小平说：“李参谋长，你和高树勋过去都是西北军的，我看请你亲自出马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做最后的商榷。”刘伯承当即写了一封信，递给李达，说：“这封信，当面交给高树勋将军。你对他说，我还要去拜访他的。”10月29日，李达同靖任秋一起，携带刘伯承的亲笔信，化了装，由一名负责往返联络的侦察员带路。当他们三人步行到马头镇，准备通过火线时，新8军的哨兵突然朝他们开了枪，子弹从李达和靖任秋的身边呼啸而过。他俩立即躲进高粱秆后面，派侦察员先到镇内联系。
　　不一会儿，在高部担任团长的田树青（曾为中共秘密党员）在侦察员的陪同下，赶来接应，说：“误会了，误会了。不知道是李参谋长和靖副部长。因为原来联系是靖副部长一个人过火线。哨兵见是三个人，就开了枪。实在对不起！”
　　宁都起义时，高树勋任冯玉祥旧部第26路军27师师长，但因事在外，未参加起义。因此，李达和高见面后，就从26路军谈起：“当年，冯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师；董振堂、赵博生和季振同将军发动宁都起义，在全国影响是很大的。当前，中国面临内战与和平、民主与独裁这两种前途的大搏斗，在这个历史关头，如果您能高举和平民主的义旗，将产生比五原誓师和宁都暴动更大的影响。”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孙殿英部当过副师长，和高树勋有过交往，比较熟悉。他开诚布公地说：“蒋介石想打通平汉线，是把你们当作枪头，叫你试探一下。成功了，得好处的是蒋介石。失败了，被消灭的是你们杂牌部队。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用鲜血换来的解放区，岂能让他人抢占？前不久进行的上党战役，就是一个例证。”
　　李达坦率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包围。对其他北犯之军，已经发起攻击。希望您早下决心，不失时机。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向刘、邓首长转告。”高将军说：“脱离蒋介石，同共产党、八路军再次合作，民主建国，这个决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个实际困难，就是我们新8军被夹在中间，一边是40军的李振清师，一边是马法五的40军和30军。如果我们有举动，就会受到夹击。”他还提出了起义后的部队番号和部下的安置等实际问题，要求和刘、邓面谈一次。
　　李达表示：“如果能约定起义时间，我们可以同时加强对两翼敌人的攻击，让他们自顾不暇，无力夹击新8军。刘、邓首长一定会安排时间会晤高将军的。”高将军当即决定，10月30日率新8军及河北民军等部约万余人起义，靖任秋留下同高将军商谈起义的具体事宜。
　　刘邓大军于10月28日九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由于敌军得不到高树勋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动；刘邓大军则越战越勇，至11月2日，全歼了拒不投降的国民党第30和40两个军，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等官兵1.7 万余人。至此，平汉战役大获全胜。11月2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将军发来热诚的贺电：
　　“建侯[ 高树勋字] 将军吾兄勋鉴：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绥安!”
　　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高树勋将军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11月10日，高树勋将军在武安县邑城镇举行大会，宣布成立“民主建国军”。
　　笔者在这里似乎还应该写个小插曲。就是李达将军为了写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的经过，让我到上海拜访靖任秋老人。我到上海在延安饭店住下后，给靖老打电话，说明来意，约定拜访时间，并问到府上怎么走？靖老说，你对上海不熟悉，我这里不好找，你在饭店等，我让秘书去接你。不一会儿，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进了饭店大门。待我从靖老家返回时，饭店的工作人员好奇地望着我，交头接耳……
　　回到房间后，一位饭店的负责人来看我，并问我是否知道刚才坐的轿车是上海第一号车？我茫然不知。他说，那辆车可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靖任秋的专车。因为上海的共产党员，谁也没有靖老的党龄长，而且他是地下党啊，只有他才有资格坐这第一号车。你怎么会坐上这辆车呢？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刚才进门时，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向那位负责人讲了拜访靖老的缘由，并说明是靖老交代让秘书和司机接送我的。他点点头，说声“对不起，打扰您休息了”，就告辞了。中午，我到楼上餐厅用餐时，餐厅经理和服务员一起给我上菜，并说，经理叮嘱我们餐厅给您加一道菜。厨师长也过来和我握手，并问我饭菜可不可口……
　　几十年来，我已记不得饭店经理、厨师长的名字了，但上海人民对老地下党员的尊敬和爱戴，却使我铭记至今。“爱屋及乌”这个成语，虽然我早就知道，但直到那时，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涵义。平汉战役的重大失败，使蒋介石和军统有所警觉：马法五们的行动是否通过电台泄了密？蒋介石于1946年6月13日向部队下达了一个命令，但他绝未料到，这个命令也被刘邓大军的电台截获，电告了军委：“军委：侦通（笔者注：指通过无线电通讯侦听到的）
　　蒋辰寝电令，凡作战命令计划及大小部队调动等重要命令不得再用无线电传达，应派妥人专送或国防委员会直派飞机运送。如不遵此令将其主官以泄露军机处办。 刘、邓 巳元”
　　其实，蒋介石仍然不知美军观察组给刘邓大军留下电台之事，只是小心为上而已。
　　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许多地区已被解放军占领，派人送作战命令已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飞机可以用来专送作战计划，所以，在此后的作战中，蒋介石和所属各部队，仍然是通过电台下达命令的。在淮海战役前后，更是如此。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 谢武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