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实力。

天柱山

　　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桂系与蒋介石实现和解，但矛盾依旧。12月，当李宗仁听说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曾打破滴酒不沾的习惯，满饮了一杯白兰地，高兴地说：“蒋公这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蒋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国人之义愤！”
　　但“全面抗战”已经启动，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战”，不过并无与日军硬拼的打算。淞沪会战开始后，“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淞沪靠海又无险可守，必难取胜；同时敌人正一鼓作气，以我的劣势遇敌的方张之势，亦无胜利把握，不如养精蓄锐，到战争中期方将主力投进去，那时敌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则休整已久，不但取胜有把握，则牺牲也可以减少。李宗仁打算坚持这个主张，决定托词不到前线。”
　　李宗仁本想驻守广西，后因白崇禧来电劝说而放弃。白告诫李：“如再迟迟不发，年来吾人抗日救国主张何以见谅于国人？”——“两广事变”，打出的就是“北上 抗日”的旗号。白同时告以蒋允许桂军扩编的承诺，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军和第三十一军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由此，桂军在原有14个团的基础上，招募新兵10万人，扩充为40个团。桂军2个军的番号，扩编为5个军，组成第十一（李品仙）、十六（夏威）和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随枣会战等大战，损失颇大。其后，桂系再度改行李宗仁早先保存实力的方针。…台儿庄大捷后，军委会调集部队增援徐州，这是开向徐州的增援部队。

　　在第五战区，桂系致力于收拢杂牌军，尽量不与日军交战

　　抗战期间，李宗仁主持第五战区，其主要扩充手段之一，是积极收拢杂牌军，并与日军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
　　对杂牌军，李宗仁的态度是多多益善，“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
　　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下辖的大都是“杂牌军”，有西北军，也有川军。此时李宗仁就“乘机团结杂牌军队，延揽各派系人才，扩大自己声势和实力。”第二十二集团军属川军，装备落后，二战区阎锡山、一战区程潜都不愿接纳。白崇禧发电报询问李宗仁要不要川军，李回答：“诸葛亮用草人尚能胜敌，五战区欢迎川军。”
　　刘汝明是冯玉祥旧部，在投奔李宗仁后，被委以重任。西北军的另一个将领庞炳勋有六个团的兵力，但中央只拨给四个团的供给。李宗仁知道后，一面帮庞说情，一面给他拨了六个团的供给。
　　李宗仁为招揽西北军将领，在樊城、老河口等地专门修建宾馆，准备好鸦片和赌具。出身广西，曾在冯玉祥、宋哲元手下任职的黄建平作为李宗仁的使者，消除桂系和西北军之间的隔阂。1941年，汤恩伯要收编米文和部（原石友三属下），结果在黄建平的引荐下，米文和被李宗仁收容。五战区保留了米部原有建制，并发放了充足的粮秣补给，以致“米文和感激得老泪纵横”。米文和的六十九军与刘和鼎的三十九军挂着军的番号，实际加起来不足两个团，且将老兵衰、装备破烂。但李宗仁也对他们礼遇有加。
　　李宗仁常说：“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在李手下负责情报工作的庞盛文回忆，“实际上反蒋有作用的就欢迎，就任用就给钱。长官部有许多的挂名高参和参议，他们是座上客，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实际上都是说客，都是使者……为团结各方面而工作的。”
　　1945年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行前“他仍然做了巩固他的成果的工作，到各处去一一告别，并带着黄学邨、尹冰彦到了樊城，住在天主堂内向孙震话别了三天，并召见了他所认识的人，带着微笑与他们谈心。”“他走后，军队中绝大多数军官、士兵和鄂西北老百姓都说刘峙不如李宗仁”。
　　川军师长王澂熙回忆，李宗仁在第五战区“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下功夫协调各方和团结杂牌部队，以求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

　　对日军，桂系与之达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1944年，驻扎在合肥东南的伪军团长陈俊之，希望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商谈“防共”。日军制定的协议内容为：“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他日用工业品。”
　　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后来“有一次新桂系的一O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那些逃经淮南北端的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又一次，驻炯炀河的日军偶然进入桂军防地，被桂军截击，打死小队长一名和几个士兵。驻合肥的日军岛田部队长就大发雷霆，说桂军不守协约，袭击日方没有战斗准备的不对，要桂军惩办所属部队指挥官并向他道歉。”
　　后来，桂系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1945年5月，新四军出兵进攻漆道徵所部，漆道徵一面向李品仙求援，一面“催日军出兵夹击新四军”。日军得悉后，就结集人马，“作战斗准备，直接威胁新四军侧后的安全。因而新四军不得不迅速结束战斗，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
　　桂系在安徽与日军有秘密往来，当不是空穴来风。时人回忆，“李宗仁是在东西地区谣传同日本搞‘局部和平’的风潮中，被蒋介石架空去汉中任行营主任的”。

　　为巩固广西、争夺安徽，李宗仁还积极地与中共合作

　　抗战中，桂系暗地里继续坚持反蒋立场，故在广西、安徽大量安置中共党员，以此营造“民主”形象的同时，并利用中共，为桂系的扩张和反蒋，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大量任用中共党员，“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

　　在第五战区，中共党员钱俊瑞负责战区文化委员会，胡绳、范长江主持《鄂北日报》，刘士衡为潢川青年军团教育长，其他倾向中共的作家姚雪垠、臧克家成为长官部秘书，救国会的李公朴曾到第五战区讲学。李宗仁重用的刘仲华，“有人说刘为潜伏的共产党人，但李仍以刘为亲信，并常派刘向各方奔走”。
　　事实上，因为1939年秋，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的叛变，李宗仁已知道中共在第五战区的组织情况。李宗仁采取的态度是默许，他“对长官部内部和军队中的一些人政治身份和态度都了如指掌，但对何基沣、张克侠、陈启东等照样信任。甚至同他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刘仲华也是共产党人。”
　　蒋介石安插在第五战区的复兴社成员张元良，密报重庆说：“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完全被共产党操纵了。”蒋介石下令撤销这个文化委员会，李宗仁索性将五战区的中共党员安排到“战时干训团”当政治教官。张元良要李宗仁逮捕这些共产党，李说：“现在不是抗日吗？周恩来还在负责总政治部工作，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详细]

　　桂系势力扩张到安徽后，李宗仁为排斥中央军势力，选择与新四军合作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国民政府曾命汤恩伯将安徽税收划归中央。李宗仁呵斥汤说：“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不想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皖北货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莫想染指，别的省可以由你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
　　当时安徽局势复杂，为对抗蒋、日的觊觎，李宗仁选择同中共、新四军合作。曾任安徽民政厅长的陈良佐回忆，“在大别山里有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在活动，领导人是高敬亭。新桂系在大别山的部队和这支人民武装不但没有发生冲突，并且还互相交换情报；对于敌人情况，新桂系部队掌握很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供给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军派有专门部队维持，经常畅通无阻；新桂系的部队却没有这个本领，所以新桂系的军政人员渡江，常靠新四军的掩护。”…[详细]

　　桂系后方根据地广西，在抗战期间已成为中共人员在西南活动的大本营

　　在桂系的支持下, 1938年11月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建立。广州、武汉失陷后, 中共即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管文化宣传)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 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
　　中共领导的《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 就是先后迁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 周恩来、叶剑英等曾多次到访桂林。
　　中共也在实际上帮了桂系的忙。1939年, 桂系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西支团”, 蒋介石乘机派亲信参与, 在广西发展势力。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则派了一批中共党员进入广西三青团, 协助桂系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渗入。
　　即使在皖南事变后，桂系对所任用的中共人员，采取的也仅是“以礼相待”、“送客出门” 的办法。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在被国民党特务包围无法脱身时, 桂系三大领袖之一的黄旭初派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车将李克农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过黄旭初购买到飞机票才离开桂林的。…[详细] 皖南事变中被困的新四军。桂系的李品仙部参与了围攻。

　　抗战后期，为保存实力，即便是在广西，桂系也不愿与日军死战

　　抗战后期，桂系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在安徽、广西的历次大战中，再没有拿出桂军主力与日军硬拼。这使得战后桂系有资本同蒋介石继续抗衡。

　　在安徽，桂系将主力龟缩于大别山，致日军仅凭数千兵力竟能横行无忌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除了桂军第二十一集团军，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桂系的这种部署，明显怀有保存桂军实力的目的 。
　　譬如，1942年底，日军以几千兵力进攻桂系大别山。结果，日军竟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人而攻占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并且在摧毁立煌后，又穿越大别山，进人豫南。此即“立煌事变”。…[详细]

　　广西，桂系也未全力应战，“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始终置诸度外”
　　
　　李、白常吹嘘，“日本如侵略广西必遭失败”,事实上，日军在广西几无败绩。桂系的少将参谋陆学藩回忆，1939年桂南会战中，桂军主力“夏威集团军在白崇禧亲自指挥下，有权使用部队，尽量使用别的部队，不动用自己的部队。夏威集团军始终……打些风流仗，看着敌人，可打可不打，因此未受到丝毫损失。争夺激烈，死伤惨重之昆仑关，是第五军和其他部队，这都是白崇禧保存实力的做法。”“他的目的，只要能保存实力，胜败始终置诸度外，实系民族罪人。”
　　王世杰在1940年的日记中评论白崇禧，“白键生日昨在参政会报告，谓今后战术将采游击战，以节消耗，并谓因我军缺乏制空权，敌对敌军绝不能固守一点或一线。白氏所言虽亦在理，但有过甚其词者。予觉此公为政客式军人，在作战时似缺乏勇气，去年湘北之役，几因此公而失败；南宁之失，彼实不能不负责任。”
　　1944年9月，日军第二次进犯广西，桂柳会战开始。 蒋介石原令桂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两个军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损失掉桂军老本，将主力部队调离阵地，只以两个师及其他零星部队约2万余人防守桂林。由于桂系意图保存实力，不肯力战，导致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都很快沦陷。当时广西99个县市，被日军占领了75个。
　　桂平反攻战时，中国方面本处于优势，但因为白崇禧为避免桂军在第一线作战而遭受损失，将桂军配置在粤军第六十四军的后面，以致影响战局，使桂平日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正面，让敌人援军安然渡过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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