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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小丑轮番登场 抗战时期伪政权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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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0-1-27 12:00: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战时期,我爱国志士和广大人民一致御外,奋起抵抗日寇。然而,一些败类却沉渣泛起,卖国求荣。在日寇的诱迫下,他们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除了众所周知的伪满洲帝国和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外,还有本文介绍的这几个伪政府。

      “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痴梦
      日军侵占东北后,在关东军的策动下,内蒙古东蒙三盟加入伪满洲国,关东军得陇望蜀,又向西蒙渗透。这一趋势,既使西蒙各旗猝临复杂政局,亦使少数王公贵族难以按捺“独立”野心。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第一步的。
      德王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杜眣亲王,22岁升任锡盟副盟长。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谙熟汉文,与迂腐老迈的王公相比,显得有新思想,因而颇具号召力。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关东军也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此时,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1932年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德王,但未应允其“蒙古旗宣抚使”的职务要求,德王十分恼怒。
      1933年3月,关东军西侵热河,4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7月26日,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合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8月14日,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德王和蒋介石各有让步,决定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德王感到不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加上关东军加紧对德王的策动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颇增加了他的好感。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国民政府不断接到相关密报,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挟而去,南京方面先声夺人,于1936年1月25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2月10日,德王在王府大蒙古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5月初,德王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
      “蒙古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编练蒙军工作。其间,关东军西进计划受到傅作义部阻击,停滞不前。10月初,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岂料傅作义先发制人,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伪蒙军。傅作义乘胜追击之时,“西安事变”发生,不得不停止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西犯绥远惨败后,伪蒙军尽管得到整编补充,但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龟缩德化一带,静观事态发展。“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傅作义部向德化进攻,德王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为缓兵之计。“蒙古军政府”告一段落。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此时,由于尚未完成全面侵华准备,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军决定改变侵华政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军事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是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散发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10月的日本内阁会议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采取观望态度。不久,策动工作宣告失败。
      关东军不满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仔细衡量宋、阎、韩、商四人,决定首先把手伸向最有可能的宋哲元。岂料宋哲元不愿叛国投敌当汉奸。土肥原的策动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决定暂时停止说服宋哲元,而全力策划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联系。一·二八事变时,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代表市长吴铁城与日方谈判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被委任为冀东“蓟密区”专员,后兼任“滦榆区”专员。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
      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殷汝耕任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是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
      1938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吞并。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北洋遗老通敌
      1938年1月18日,日本陆军省拟订《华中政务指导方案》,提出要在华中建立亲日政权。后又指定陆军特务部负责筹备,在华中建立伪政权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在物色华中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时,华中日军特务机关长原田熊吉看上了唐绍仪,多次前往上海游说,但不久唐被刺身亡,只好另觅名流。就在日军为找走狗而煞费苦心时,段琪瑞的心腹梁鸿志主动找上门来。原田熊吉很重视梁在北洋时期的政治经历和他与“华北临时政府”汉奸的历史关系,认为他是“进行新政权机构建设的最合适人选”。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任“外交部长”。下辖苏、浙、皖三个省政府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政府。华中伪政府成立后,梁鸿志一伙对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在他们登台的两年时间里,以维新政府的名义组建汉奸军队,订立卖国条约,出卖华中资源,劫掠人民财产,发行伪钞,控制金融,犯下了累累罪行。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该伪政权被吞并。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平津战事扩大后,关东军强烈要求大本营批准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其侵占整个内蒙古的宿愿。1937年8月9日,日本参谋本部批准了关东军的请求,次日,关东军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个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的拒绝。8月27日,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9月4日,在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
      关东军虽已将察南、晋北20余县划入“蒙疆”地域,但却不打算立即在该地区建立统一的伪政权,而是要对各伪政权实行分治合作方针,以牢牢控制各傀儡,特别是遏制德王“独立建国”的欲望。德王在多次碰壁后,只好暂搁“建国”想法,按照主子的意思,将“军政府”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内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分治格局大体形成后,关东军开始考虑三者的合作问题。1937年11月22日,伪蒙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召集各伪政权头目开会,指示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为避免各伪政权角逐最高权力而起纷争,总务委员长一职由金井章二代行。这个委员会虽然在名义上不成一级行政机构,但金井章二位居其上,显而易见使其成为各伪政权的太上皇。此后,德王贼心不死,又向关东军提“独立建国”事,并带人跑到东京游说,遭到拒绝后无功而返。1939年4月,关东军为稳住德王,委任其为总务委员长。
      进入1939年以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大本营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的合并。在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德王于8月29日召开“第四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9月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日本经济侵略机构,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占领德王府。19日晚,德王、李守信携部分伪政府要员,随撤退日军逃往北平。途中,接到蒋介石委任电报,不由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之后,德王赴重庆,继续鼓吹蒙古独立。李守信只身出关,为蒋介石组织“东北民众自卫军”,继续与人民为敌。历时10年之久的伪蒙小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傀儡政权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扩大战端,向中国驻军发动全面进攻,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后,日军便着手在平津两地组织汉奸维持会,以彻底取代名存实亡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构。7月30日,北平维持会成立。8月1日,天津如法炮制,成立了维持会。不久,平津两地维持会又成立联合会。华北沦陷区各市县亦陆续成立了数十个汉奸维持会。
      1937年8月底,寺内寿一大将出任新组建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抵天津后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为特务机关长,具体筹备伪政权的成立。起初,喜多看中与南京政府无历史渊源的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人,多方设法游说他们“出山”,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又把目光转向王克敏、董康等北洋遗老。
      王克敏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是有名的亲日分子,深得日方青睐。七七事变后,他蛰居上海,待价而沽。喜多亲赴上海,二人一拍即合。11月底,王克敏衔命北上,到北平后即与董康等人成立“政府”筹备处,并计划于1938年元旦登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日军为打击国民党抗战意志,指令王克敏立即成立伪临时政府。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匆忙粉墨登场,并发表宣言,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辖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个省公署和北平、天津两个市政府。伪政府成立后,平津维持会联合会宣告解散,各地维持会也都先后纳入伪政府系统。1938年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并入“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成立后,日军为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对华北资源进行了空前野蛮、贪婪的掠夺,不计其数的煤、铁、盐、棉及粮食被日军战争机器吞噬。日寇还在华北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大肆宣扬所谓“王道”思想,以泯灭我民族抗战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华北群奸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或携家眷细软外逃,或托关系寻找新靠山,历时8年之久的华北伪政权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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