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子两轮祭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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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今年就是甲午年，六十年一个周期，称为一个“甲子”，距离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整整120年，“甲子”也循环了两轮，甲午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是不可以忘却值得纪念的了。
　 　 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从此，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再一次跌入深渊，中国人民依旧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整个社会进入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黑暗时期：无德者无耻与无畏沆瀣，结为欺世盗贼；丑恶者霸拥民众赋权，神器私用；愚钝者尽情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贪腐官僚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现在还是将当时中国，日本及世界的基本状况作个比较吧：

　　一   综合比较

　　（一）   日本
　　政治社会方面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当时的日本，正交叉进行两次工业革命，1888年，日本产业革命出现高潮，因此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但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本身就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加之国内封建残余势力及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为此，于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针对中国的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而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前两个步骤的重要环节。
　　军队方面    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为24万人，另有伕役15万多。派到中国和朝鲜作战的兵力是17万多。
　　装备方面    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
　　军人教育水平方面　日本军队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加之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
　　（二）   中国
　　政治社会方面    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沉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这样欧美列强也不得不暫缓了侵略中国的脚步。但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此时清朝政治十分腐败，特权官僚集团骄奢淫逸，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古老封建帝国，一个是冉冉升起喷薄欲出的近代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军队方面     中国军队名目复杂，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但总数应有100余万。旧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有作战能力的只占军队总数的1/3。就数量而言，中国军队显然占优势，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由数量决定，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装备、编制、训练、官兵素质和教育程度、士气、战略战术等方面影响更大。
　　装备方面     战争爆发时，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
　　军人教育水平方面　中日军人教育水平相差悬殊，中国队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而士兵则几乎全部是文盲，近代的战争不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战略战术，需要懂得近代战争的规律，而近代战争的知识要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专门研究才能掌握。清军战术上策略上屡屡失误，决非偶然，是因为中国军官不懂近代战争，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三）   欧美等国际环境
　　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的有利条件。
　　（四）  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争过程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3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至11月22日。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至1895年4月17日。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二   战争的后果影响

　 　 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从此走向更深重的灾难。中国失去了东亚大国的地位，半殖民化加大了！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外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三  甲午战争之祭

　 　 清朝末年，中国国家GDP天下第一，特权阶层穷奢极欲，骄奢淫逸，劳苦大众却一无所有，民不聊生，剥削殆尽，阶级对立，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地方和军队也是派系林立。慈禧太后在内争中颇有成就，数十年里始终牢牢把握着权力，但在抵御外侮方面，实在是起着很坏的作用。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对此，连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都有意见，上奏说：“方奏激励之恩，忽有汰除之命，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台湾巡抚刘铭传听到这个消息顿足叹道：“人防我，我却自决其藩，亡无日矣。”
　 　 削减军费，固然因为国家财政紧张，但大量的资金并没有用到国计民生上。1894年是太后的60寿辰，她早就打算好好庆贺一番。先是修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共花费白银600万两，其中挪用海军经费437万两。紧接着开始修建颐和园，耗资1000万两，挪用海军军费750万两。国际形势紧张，御史上奏请求停止建设以保军费，慈禧大为恼怒，申斥那个不识时务的御史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于是再没人敢说二话，捧场的倒还不少，各省督抚相约报效白银260万两，以“本银专备购各舰，设防一切要务”的各义上解朝廷，实际上这些钱都化为颐和园的山光水色了。资金还有缺口，办法也到了极致，竟用海军名义向外商借款，甚至采用卖官的办法，朝廷出台政策，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买，已经到了不管不顾、匪夷所思的地步。
　　大兴土木要花钱，贺寿场面也要花钱。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路张灯结彩，景点密布，仅此一项耗银240万两。一方面穷奢极欲地挥霍，一方面国防经费极端拮据。海军申请更新火炮18门需银61万两而不可得。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寿诞的正日子，颐和园里大宴群臣，喜庆非凡。也就在这一天，海军基地大连陷于敌手，热闹的庆典和纷飞的战火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同时上演着。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没带好头，下边更是放胆胡来。受命购买军舰的李风苞竟敢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本来可买4舰的钱只买了3舰。外商给了好处便在造船时偷工减料，有人向李鸿章举报，但他不以为意。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颇受重用，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的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就与此公有关。梁启超评论说：“枪或苦窳，弹或赝物，枪不对弹，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之人廉明，谁能信之?”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
　　再看看当时的日本又是怎么样的呢？ 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 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在东京的街头，在豪富们摆放着精美插花的客厅，在围棋和剑道的道场，到处是感谢上苍为日本派来治世明君的眼泪和喧嚣，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按照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响彻云霄。
　　据说，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不少，有人带回了日本天皇靠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居然被传为笑谈。天朝大人们说：“东洋小夷，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让人笑话，丢一国之主的脸面，似乎是非常可怕的；惟一不怕的，就是没有海军，没有国防，没有主权和尊严——上上世纪大清国的政治逻辑现在在中国仍然有它的市场。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日本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而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仍然没有被激活。120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在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  
　　历史告诉中国： 日本具有危险的侵略基因与帝国冲动 ，同时历史也告诉中国：中国是一个出汉奸的国度！君不见在日本3.11大地震后中国去日本慰问的，送汽油柴油的，送各种物资的上至高官下至奴才多如过江之鲫，在全世界已有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限制进口日本食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汉奸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出考察团和贸易投资促进团，进一步放宽进口日本农付产品的限制，当年还公然在中国广州举办的交易会上展出日本大地震灾区被核污染的产品，希望卖给中国人吃！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甲午战争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光荣的记忆：一条巨龙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巨龙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是难以释怀。出于我们一贯的思维习惯，在大众中流传的解释和分析，仿佛不从这一些战争决策者中找出一两个有意、无意的“卖国贼”来，便不足解恨泄愤，然而时至今日，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卖国贼”为什么总是绵绵不绝？汉奸何以仍然是层出不穷？“天下为公”又为何只是一句口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面对童言无忌的美国小孩“杀光中国人”的话语难道不应该值得我们深思？难道你们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要置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于不顾？难道还要再如百年前的清政府一般浑噩？
　　呜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乃天意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