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邓小平下乡调查：和农民一起吃水草。

天柱山

　　1961年4月上旬至5月上旬，邓小平在京郊（主要是顺义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调查从时间上看，紧凑及时；从形式上看，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从结果上看，直接促进了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调查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一贯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顺义调查的特点

　　在196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调查年。3月13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写了一封信，强调各级干部都要重视调查研究，目前要注意了解生产队之间、人与人之间平均主义的问题，特别提出:“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彭真在4月上旬开始了京郊的农村调查。
　　邓小平这次京郊农村调查，以顺义为主要对象。同一时间，由北京市委和各县(区)委组织的调查也在进行，在京郊农村形成了中央、市委、区县3个层次的调查网。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调查期间，轻车简从，为不打扰地方，平时住在火车客车厢中。随邓小平参加调查的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委的曹幼民、卓琳、常浦、张大中、廖沫沙等同志。虽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邓小平在顺义时和普通干部一样，粗茶淡饭，连河里打上来的水草，煮一煮也摆上了饭桌。惟一的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
　　为尽快了解农民的疾苦，本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邓小平在顺义的调查活动安排得十分紧张。邓小平顺义调查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目的明确，围绕重点问题调研。调查工作主要围绕当时调整农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如基本核算单位的确定、社员工分口粮的分配、三七开供给制的实行、公共食堂的去留以及农村手工业、家庭副业的开展等。
　　二是深入群众，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邓小平既请县委领导对全县自然状况、合作化、农村各业发展变化以及工作情况作汇报，又分别召开了公社、管理区、大队和小队干部座谈会，听取各层次干部对农村工作的意见和看法。为打消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顾虑，座谈时县委书记采取了回避的做法。除召开座谈会外，他还进行实地调查、入户访问，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
　　三是解放思想，鼓励讲真话、讲实话。刚到顺义时，因为反右扩大化、反“右倾”运动的教训，大部分干部有顾虑，不敢讲真心话，谈到粮食减产的原因时，把“劳力外调多”作为首要原因。邓小平便追问: 1959年、1960年劳力外调比1958年少，为什么粮食反倒连续减产呢?看来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力问题，是政策的问题，是瞎指挥、“一平二调”搞得群众没劲头了，有了劲头地就会种好。邓小平带头讲真话，使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道出了真情实话。
　　四是不尚空谈，边调查边解决问题。邓小平专程对困难的顺义芦正卷村进行实地调查。当看到这个村沙地多，全村吃水仅靠一口井时，便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他们打两眼机井，修上水渠。这样既可以解决吃水问题，还可以发展水浇地，开辟几十亩果园。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改变该村的旧貌。

　　顺义调查的成果

　　5月10日，邓小平在京郊顺义、密云县考察回来，当天便和彭真一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调整社队规模、公共食堂、家庭副业等7个方面的问题作出报告，提出了改进意见。不久，调查组又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向中央及华北局写了6个专题报告，随这些报告还附有基层单位的典型材料19件。
　　邓小平的信和报告，综合在京郊农村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使许多制约农业发展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1.建议缩小社队的规模。邓小平来顺义时，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定在大队，每个大队平均540多户，最大的有2559户。由于经营规模过大，社员对基本核算单位内部运行情况不清楚，意见很大。邓小平提出: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一条，核算单位划小，相互熟悉，相互矛盾好解决，产量就上去了。基本是一村一个，小村可以合并。市委常委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再经彭真与邓小平同意后，立即向各县(区)委部署，对基本核算单位、包产单位做了调整。经过调整，基本核算单位由1156个调整为3313个，平均每个单位183户，每个包产小组55户。
　　2.强调社员之间分配上要有差别。贯彻多收多得多分的原则，口粮分配无论如何不能拉平，社员之间要有差别，这样社员才能放心，才会拼命干。他重申按劳分配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对于征购后的余粮，他提出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他赞同顺义县上辇大队的余粮分配方法，这个办法是:40%交国家，把余下来的60%作为100%，其中50%按工分分配，20%作大队机动，10%作小队机动，10%按人口分配，10%作为奖励。
　　3.建议废除一般的普遍的供给制。邓小平了解到当时农民的工分值很低，干一天分值只有0.30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地方还在搞“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产、生活资料由集体包干的比例很大。邓小平指出:这样不行，要想办法提高工分值，现在条件不够的可以缩小供给制，或暂时实行只包五保户和补助困难户。在听取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京郊其他地区的调查汇报也有相似意见后，邓小平果断指示:今后农村供给制只补助五保户、困难户。彭真亦表示赞成，并马上布置落实。
　　4.办不办公共食堂应该根据社员自愿。顺义调查开始时，不仅干部们谈起停办公共食堂有顾虑，怕被打成右倾，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拿不准。当他了解到食堂占的劳动力多，消耗燃料，加工粮食又有损耗，还给社员生活带来许多不便时，便在座谈会上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要根据群众的意愿，决定食堂的去留。在5月4日听取调查汇报后，他又讲:吃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据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5月18日，市委贯彻中央的精神，按照邓小平和彭真的指示，以北京市委的名义给农村党员发了一封信，说明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坚持完全自愿的原则，要求各生产队要将此信向所有社员逐字逐句地宣读，由社员自己解决食堂问题。这个政策一公布，农村公共食堂在自愿的原则下全部散伙，群众皆大欢喜。
　　5.建议耕畜由归生产大队所有改为归生产队所有。这种改变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也利于牲畜的繁殖。即使仍归生产大队所有，也应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同时建立饲养者、使役者和生产队共同负责的责任制。
　　6.建议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支持手工业、家庭副业的生产。邓小平大胆地提出:社员种自留地有积极性，应予保护。他反问道:自留地种粮食，可以解决口粮问题，还可以养猪和家禽，就不会有浮肿病了，有什么不好?他还肯定了社员种“十边地”（“十边地”指村边、路边、河边、沟边等10种零散的荒地）的做法，提出种地的社员因此能吃饱饭，国家不用再供应粮食，实际上就是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在密云调查如何加快荒山绿化时，邓小平提出:可以把荒山划一块给社员去经营，搞县、大队、生产队、社员户四级所有。他还补充说，划给社员经营的那块儿要长期保持不变。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4年2月24日第19版，作者：谢荫明，原题为《邓小平1961年北京顺义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