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混乱的女性为何称“破鞋”？

天柱山

　　“破鞋”一词以前专指结婚前就与非自己现任丈夫有过性关系的女子，被用滥之后凡是出轨，偷人，性关系复杂的女子无论放荡与否都可以称为破鞋。后主要用来骂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
　　在古代，穷人借衣服穿的并不少见，但鲜见的是“借鞋”，即所谓“借衣不借鞋”。这是因为鞋子太便宜，草、麻都可以用来做鞋，没有借的必要。所以，古代的草麻鞋别称叫“不借”。
　　过去，作风不好、不守礼数、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被称为“破鞋”。对其由来，已故学者胡考在其小说《上海滩》中有这样的说法：“北方人所谓的破鞋，其实指的是农村的土娼。因为实在穷不过，妓女的衣裳是向别人借的，惟有一双鞋子没有办法借，只好仍旧着自己的破鞋，这就是破鞋的来头。”
　　此外，“破鞋”一词由来还有另一版本，据说源于北京过去的八大胡同，一些为穷汉子提供性服务的暗娼、私娼，往往在自己居室外挂一只绣花鞋作为标记。时间一长，绣花鞋就成了“破鞋”，破鞋遂成一种特指。破鞋，在北京人嘴里，又被称为“破大货”。
　　然而，也有人对上述两种说法提出质疑。认为“破鞋”一词的出现应是古人性崇拜的变异概念，在古人眼里，鞋是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是一种重要的性文化符号。这种“性符号”的产生，或与上古周朝始祖后稷的身世有关。后稷的母亲是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嫄，姜嫄踩了巨人脚印而受孕生下后稷。此即《史记·周本纪》中所谓，姜嫄“践之(脚印)而身动如孕者”一说。
　　鞋在古人特别是古代女性心目中，一直与性、婚姻联结在一起。现今被视为“中国鞋”的绣花鞋，在古代常被作为一种定情、吉祥之物来使用，在唐宋时已成风俗。
　　绣花鞋又叫“绣鞋”、“扎花鞋”，在晋南一带又称作“晋国鞋”。绣花鞋的出现传说与晋献公有关，他在完成晋国霸业后，要求宫妃在鞋面上都绣上石榴花、桃花等10种花果图案。同时还规定晋国女子出嫁时要穿上绣了花的鞋，“绣花鞋”从此流行，成为古代中国女性的保留鞋款。
　　实际上，绣花鞋并非汉族独有，在少数民族中也是传情之物。如毛南族的女孩与男孩子定情“坐夜”时，会赠对方“榄子鞋”;仫佬族姑娘在“走坡”时，则会暗测情郎脚的大小，做双绣花鞋，下次会面时作为定情物送给他。
　　不仅如此，鞋在古代还是一种占卜工具，即所谓“鞋卜”。鞋卜，在今天看来属于一种迷信，但古人颇为热衷。《金瓶梅》第八回《盼情郎佳人占鬼卦，烧夫灵和尚听淫声》中，就提到了潘金莲用鞋占卜，盼西门庆来寻欢的事情：“盼不见西门庆到来，骂了几句负心贼。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凤阳士人”条，也有鞋卜情节，丈夫外出半年后未归，年轻妻子唱道：“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
　　用鞋占卜或与缠脚有关，是流行于古代女性中间的十分独特的占卜形式，女人常用它来预测她们的丈夫或情人何时回来、是否回来。鞋卜是凶是吉，是好是坏，要看鞋头和鞋口的朝向。戏曲家李开先《一笑散》中的“鞋打卦”诗最后四行是这么说的：“不来啊，跟儿对着跟儿。来时节头儿抱着节头儿，丁字儿满怀，八字儿开手。”
　　贵州新娘的“试鞋卜婚”更典型。过去苗族姑娘出嫁时一定要穿草鞋，这不是没钱买好鞋，而是要试鞋卜婚。选出一把又长又白的“糯米草”，请寨里那些父母健在、儿女满堂的人，给自己打出一双草鞋，出嫁时便穿着这双草鞋去夫家，回门时则穿这双草鞋回娘家。

　　古代文人迷恋小脚：有诗人用小脚妓女鞋当酒杯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呫缠”。其中呫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诗中“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记载说：“后主宫嫔窒息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姑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另外，从福州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军分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
　　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年8月13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
　　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的结果。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年5月，南京中央政府批准由内政部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未缠者禁止再缠，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期满而未解放者，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期满而仍未解放者，加倍处罚，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月，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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