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在安徽的形成。

王义祥

　　七七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7年7月7日, 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 才是中国的出路, 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 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 ( 卢沟桥驻军) 的抗战。安徽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迅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 给前方将士以很大鼓舞。安徽工人走在最前面。7月11日, 芜湖邮务部门工人致电慰问平津前线抗敌将士。8月1日, 芜湖县工人团体率全体41个行业工会全体会员致电宋哲元将军(时任平津卫戍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指挥部队在平津地区对日作战) ,赞扬宋部“忠勇抗战, 义薄云天, 我公夙夜辛勤, 国人共钦”,恳切要求宋打消辞意,督促三军,本昔日长城歼敌之先声, 作驾驭救亡之壮举, 捍卫国土, 坚持到底, 本处誓与全芜工人为诸将之后盾”。
　　12月10日芜湖沦陷。芜湖明远电灯公司主要资方代理人离厂, 公司职工为了抵制日军侵略, 停止了发供电, 大部分职工撤到芜湖弋矶山医院 (该院当时为美国人所办) 避难。
　　在皖南, 青年抗日救国斗争蓬勃发展。歙县省立徽州师范学校全体师生成立了抗日宣传队, 在全县城乡各地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 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 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黟县、祁门、屯溪等地学生纷纷成立战地服务团, 在各地广泛进行抗日宣传。
　　在皖北, 阜阳各校师生、外地流亡阜阳学生和各界社会青年, 联合成立了阜阳青年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组织了许多宣传队, 通过演讲、绘画、歌咏、演戏等形式, 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萧县各界青年则组织了青年救国团, 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
　　正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之际, 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终于完成。
　　1937年8月2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 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 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 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1937 年 7 月 15 日中共中这两个打了十年内战的冤家对头, 终于在抗日的旗帜下又走到一起了。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送交国民党中央的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 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从1937年8月至12月, 国共双方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 经过斗争与妥协,终于在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以及新四军建制、经费和武器等几个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12月25日, 叶挺、项英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开会,叶、项在会上讲话, 分析了上海、南京失陷的原因和当前抗战的形势, 介绍了新四军筹建的情况, 指出新四军的战斗任务,号召大家团结奋斗, 抗战到底。为了靠前指挥, 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4月5日由南昌移驻皖南歙县岩寺, 这时军部机关已比较健全。在南昌开始筹建的新四军兵站, 于4月9日在岩寺正式成立, 军部修械所也建立起来了。

　　岳西谈判与红二十八军改编
　　1937年7月上旬, 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转战在鄂东北地区时, 偶然看到国民党报刊登有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消息, 将信将疑。为了证实这一消息, 他率部从鄂东北出发, 前往皖西革命根据地中心鹞落坪, 寻找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7月13日,在岳西县南田村, 高敬亭见到何耀榜, 并看到了姜述堂从西安红军办事处带回的中共中央文件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 《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高敬亭当即反复阅读, 认真分析研究, 确信无疑后, 决定争取主动, 立即以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名义, 向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的倡议, 并派何耀榜为红二十八军的正式代表, 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7月18日, 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派出全权代表、少将高参刘刚夫赶到岳西县城, 并下令包围红二十八军的第三十二师后撤10公里。20日, 红二十八军代表何耀榜前往岳西县政府大厅会见卫立煌的全权代表刘刚夫、安徽省政府代表郭副官, 就停战谈判、部队集合地点和时间进行了磋商。经过6天谈判, 就红军集中地点、红军游击队在鄂豫皖三省设办事处、红军的武器弹药和给养由国民政府负责、红军指战员家属一律享受抗日军人家属待遇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7月28日, 国共双方代表在岳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停战协议签字仪式。高敬亭和刘刚夫分别代表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字。至此, 鄂豫皖边区的国共合作初步实现。

　　舍会山谈判与皖浙赣红军游击队改编
　　七七事变后, 驻皖浙赣边界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继撤走, 国民党当局借国共合作谈判之机, 到处张贴布告, 要求红军游击队“下山归正”, 接受收编。为了统一认识, 协调行动, 李步新、王丰庆等皖赣特委领导人于1937年10月下旬, 在祁门县宋家山召开了干部会议。这时, 皖赣特委已从各个渠道获悉了中共中央有关国共合作的精神, 认识到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据此, 会议认为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方针, 必须适应形势的转变, 并决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以求结束对抗状态, 实现合作抗日。同时借谈判之机, 派人出去联系其他红军游击队和寻找上级组织。
　　10月底, 国民党闽赣浙皖边绥靖公署派中校参议兼别动队队长张甫成为代表,上祁门舍会山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江天辉接洽谈判事宜。11月初, 双方代表在浮梁县瑶里正式开始谈判。红军游击队代表李步新、江天辉首先声明, 红军游击队谈判条件应由中共中央统一规定,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指示之前, 要求国民党允许红军方面的人员通行, 以便派人联络各地红军游击队; 停止向红军游击队进攻, 撤走游击根据地周围驻军, 解除移民并村和封锁, 恢复群众生产自由; 释放一切政治犯; 红军游击队可以停止打土豪, 但当局要负责解决给养问题。国民党代表则要求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 集中改编。双方几经商谈后, 达成原则协议, 并决定各自向上级请示报告。
　　谈判结束后, 中共皖赣特委决定派李步新、江天辉到南昌找项英、陈毅请示和汇报工作。到达南昌后, 找到陈毅, 汇报了皖浙赣边游击队革命斗争及就近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情况, 陈毅决定亲自到皖浙赣边游击区指导工作。在李步新、江天辉陪同下, 陈毅从南昌出发, 途经景德镇和瑶里时, 同国民党当局商定, 在景德镇设立红军办事处, 由李步新任办事处主任; 以瑶里为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地点。
　　12月初, 陈毅到达舍会山后, 即召集干部会议, 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指示及有关政策和策略精神,同时向红军游击队作了国共合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要求部队迅速改编, 随时听候党的指示, 开赴抗日前线。皖浙赣边各地红军游击队, 根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和陈毅的指示精神, 于1937年12月中旬到1938年1月初, 相继集结于舍会山。各路游击队集结后, 即暂编为江西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 熊刚任支队长、王丰庆任政委。接着, 部队开赴浮梁县瑶里整训, 皖赣特委机关也随迁瑶里。
　　1938年1月中旬, 陈毅抵达瑶里。陈毅在会上宣布党中央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决定。同时宣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决定, 将皖赣特委改为皖浙赣特委,由李步新任书记。陈毅在瑶里期间, 还召集各方知名人士会议,阐明中共抗战救国的主张, 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博得各界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2月底, 皖浙赣特委组织红军游击队在瑶里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会后, 除留下一支短枪队和地方工作人员100余人在原游击区坚持公开和隐蔽的斗争外, 其余400余人在李步新、熊刚率领下, 开赴皖南。到达歙县岩寺地区集中后, 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 熊刚任营长。

　　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成立与安徽分会的筹建
　　七七事变后, 李宗仁一面致电蒋介石, 强烈要求实行全国抗战, 一面在广西实行全面动员, 将广西原有的14个常备团, 迅速扩编成48个团, 组编成两个集团军、一个军团, 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为了鼓励桂系出兵抗战, 蒋介石集团除吸收白崇禧等人参与中枢军机大政, 让白出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外, 还于1937年8月20日划出苏皖豫鄂鲁各一部为第五战区, 委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驻守徐州, 指挥津浦铁路南段作战。八一三淞沪抗战, 李宗仁率部开赴浙苏皖一带抗日,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各地党组织也动员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桂军的抗战行列。
　　国民政府规定 “以战区司令长官兼辖区省政府主席”, 1938年1月25日, 任命李宗仁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桂系无论是为抗日大计, 还是为扩充地盘和势力, 都不得不进一步谋求与各方合作, 特别是谋求安徽各种地方势力的合作与支持。
　　两个月之前的1937年11月中旬, 李宗仁即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推动和支持下, 于徐州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李宗仁兼该会主任委员, 刘汉川 ( 萧县人) 任秘书长, 设组织、宣传、战勤3个部, 担任3个部正副部长的, 都与中共地下党员有交往, 支持中共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动员工作。战区动委会向徐州周围各县派出指导员和工作团, 指导员和工作团团长、团员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安徽宿县、阜阳、霍邱3县经联系也很快成立了县动委会分会, 在城乡各地进行活动, 扩大了桂系的影响, 提高了部队士气和民众信心。
　　1938年2月上旬, 李宗仁、章乃器同车到达六安, 筹组安徽省政府和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安徽分会。章乃器是经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的推荐, 应邀到安徽担任省政府秘书长的。在六安, 李宗仁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由于蒋介石不同意章乃器担任省政府秘书长, 李宗仁便要章以省政府委员身份暂代秘书长一职, 等待新任秘书长朱佛定的到来, 同时负责筹建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安徽分会的有关事宜。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周新民、张劲夫、狄超白、汪胜文、罗平、许晴、朱凡、孙以瑾、胡晓风、陈国栋、詹运生等党的干部到六安, 参与筹建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安徽分会的各项具体工作。当时安徽的政治势力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安徽地方进步势力, 一是掌握安徽地方政府权力的国民党桂系军队, 一是国民党CC系分子。3种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 形成复杂的政治局面。安徽地方进步势力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很激烈, 国民党内部的桂系与蒋介石嫡系即CC系的斗争也很尖锐。桂系想笼络地方进步势力, 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进而赶走CC系以独霸安徽。当时国民党中央把安徽政权交给桂系是不得已、不甘心的, 因此, CC系千方百计与桂系明争暗斗。张劲夫回忆说:“我们党当时首先是团结地方进步力量, 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对CC系则作为顽固派而与之斗争。”
　　对于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安徽分会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 周新民、张劲夫同朱蕴山、章乃器等商讨后, 提出设1室5部, 即秘书室, 总务、组织、宣传、后勤、情报部; 常务委员由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 各部室的正职由常务委员兼任, 副职和主任干事则可任用有社会声望的人士和有能力的爱国青年担任。朱蕴山将此整理成意见书, 向李宗仁作了报告, 获得原则同意。当时国共两党地方主要负责人和社会贤达集中六安,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 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安徽分会便应运而生。

　　安徽省动委会从成立到改组
　　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于1938年2月23日上午举行成立大会。出席者25人, 李宗仁主持会议并报告动委会筹备经过, 宣读省分会组织条例。会上推选常恒芳、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章乃器等11人为常务委员, 并推代理省政府主席张义纯为主任委员, 周新民、狄超白、童汉章等为委员。
　　2月23日下午和2月28日晚, 李宗仁出席省分会第一、二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参与讨论各部室正副职分工和各干事任用、会务安排、会址选定、各县指导员是否委派等问题。会议推定章乃器任秘书室秘书, 总务部长朱蕴山、副部长童汉章, 组织部长沈子修、副部长兼总干事周新民, 宣传部长光明甫、副部长兼总干事狄超白, 后勤部长常恒芳、副部长兼总干事朱子帆, 情报部长丘国珍、副部长黄宾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推荐, 张劲夫任组织部主任干事 ( 中共在省动委会内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汪胜文、杨思九、朱凡、许晴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 以抗日积极分子的个人身份担任各部的主任干事、干事。省分会于1938年3月5日 “开始办公, 启用关防”。省分会秘书由省政府委员、省分会常委章乃器兼任, 主持会务, 这是根据李宗仁意见决定的。十几天后, 财政厅长杨绵仲因财政危机要求辞职, 李宗仁要求章乃器接任。省分会秘书的职责由朱蕴山、周新民承担。
　　省分会成立与办事机构健全后, 集中力量抓了工作团、省以下各级动员机构的设置、皖南办事处成立三个问题。
　　为了推动安徽民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董必武于1938年5月下旬到皖西视察, 不仅同中共安徽省工委、新四军第四支队领导人研究工作, 而且分别同省分会领导人朱蕴山、丘国珍等商谈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问题, 并召集中共党员彭康、许杰、孙以瑾、狄超白等20多人开会, 介绍刚刚发表的毛泽东 《论持久战》的内容, 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 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 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鼓舞民众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武汉会战后期, 李宗仁、白崇禧得知省分会内有共产党员在活动, 因此在推荐廖磊就任省政府主席时, 授意廖磊到安徽防止共产党的活动, 切实掌握安徽的军政大权。1938年10月24日, 廖磊就任省政府主席兼省分会主任委员等职。廖磊刚上台时, 由于安徽的形势仍很危急, 对固守3个月的任务还没有多大把握, 尚不能不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搞好关系, 希望得到支持。但由于受到反共顽固分子的包围和挑拨, 廖磊加快了改组省分会的步伐, 加大了控制省分会的力度。首先, 取消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的名称, 明确改称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动委会系统从上到下进行人事调整, 多次更换省动委会各部正副部长、总干事和干事, 调整并重新选派各县县长和动委会指导员、工作团团长, 严格甄选各区乡分会委员和各工作团团员, 加强对各工作团的检查指导。其次, 重新确定动委会的工作方针, 将动员民众工作的重点引向帮助桂系健全基层行政机构。桂系控制动委会最厉害的一招是安插亲信, 排挤进步人士。在桂系与CC系的排挤、攻击下, 省动委会组织部长沈子修、宣传部长光明甫于廖磊上任前就被迫辞职。1938年10月, 廖磊第一次主持省动委会议, 就宣布安插一批人到动委会系统工作, 并任命同乡、亲信张威遐任动委会秘书, 迫使章乃器辞去秘书职务。1939年6月初, 省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战时文化事业委员会负责人周新民被廖磊调到重庆, 担任安徽省政府驻渝办事处主任。随后, 总务部长朱蕴山、副部长童汉章, 组织部长常恒芳, 宣传部副部长狄超白等也被迫相继辞职。针对廖磊对动委会的控制、限制与夺权的阴谋, 中共组织动员工作人员开展反控制、反限制、反夺权的斗争。周新民、狄超白、翟宗文等揭露廖磊的亲信张威遐、王况裴等人反对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战和终日饮酒作诗, 不理政事, 引起地方人士不满, 迫使廖磊很快于1938年冬就撤了张威遐的省动委会秘书职务, 改以黎民兴为秘书; 撤了王况裴的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职务, 改以愿与中共合作的郭造勋为专员。廖磊主皖期间, 重视争取青年, 并将经过训练的青年, 大批充实到各级动委会工作团中。
　　廖磊主皖一年, 在实行国共合作抗日, 对待新四军方面还是比较友好的。1938年12月底, 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和第四支队政委戴季英到立煌, 与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当局谈判。通过谈判, 就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作战区域、给养等问题达成协议。廖磊还邀请张云逸到立煌国民党干部训练班演讲, 张、戴用押去的几名日军俘虏, 批驳了所谓新四军 “赤化安徽”、 “游而不击”的谣言。1939年5月中旬和7月上旬, 新四军军长叶挺先后两次偕罗炳辉、张云逸前往立煌, 同廖磊等谈判, 以新四军的辉煌战绩, 进一步批驳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诬蔑, 就新四军第四支队活动范围、扣压新四军薪饷、合作对日作战、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等问题提出协商, 达成设立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协议, 并由省财政厅拨付拖欠的新四军军饷等。
　　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重庆方面密报, 说廖磊庇护共产党, 打击国民党 “忠实同志”; 桂系内部一批反共分子也向李宗仁、白崇禧告状, 致使蒋介石啧有烦言, 李、白也来电责备。廖磊备受刺激, 10月23日突发脑溢血于立煌去世。中共领导人和新四军领导人发了唁电, 表示哀悼。
　　廖磊去世后, 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此时, 桂系已在大别山和安徽省站稳脚跟, 与国民党嫡系CC派矛盾有所缓和,而将中共和新四军视为 “心腹大患”, 因此开始大力推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的反共方针。
　　李品仙主皖一开始, 即大造舆论, 制造改组动委会的浓烈气氛; 撤换进步官员, 削弱动委会的支持力量, 如皖南行署主任兼动委会主任委员戴戟就愤然辞职, 曾支持国共合作和动委会工作的桂系骨干陈良佐等人也被迫辞职; 整肃党政机关, 监视、杀害共产党人和动委会骨干。
　　1940年2月8日, 省动委会改组, 李品仙兼主任委员。2月12日, 李品仙主持改组后的省动委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内设机构原1室5部改为1室5股, 并聘定25人为省动委会设计委员, 由李品仙直接掌握, 策划动员业务之一切进行事宜。经过改组、调整与集训, 省及各县动委会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各民众团体, 脱离了中共的掌握和指导, 桂系掌握和控制了动委会。
　　1942年7月, 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和行政院通电全国各省市, 明令各省 ( 市) 县动委会一律撤销, 废除 “修正各省 ( 市)县动委会组织大纲”, 设置各市县 “动员会议”。至此, 动委会名存实亡。

　　安徽各地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 是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具体实施。中共安徽省工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 通过动委会、工作团在动员全省民众抗日、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在安徽的形成、支持国共两党军队在安徽的早期抗战中,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安徽各地国共合作局面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省和各级地方政府发挥动委会与抗敌群众团体的作用, 与新四军互相配合、共同对敌。
　　在皖西地区 省动委会成立后, 要求各县、区、乡、镇成立动委会。皖西各县迅速成立了县动委会。县以下动员工作,则以工作团为基本力量来开展。霍邱县动委会指导员是中共霍邱地下县委书记刘鸿文, 在该县活动的有省动委会第二十、二十八、二十九工作团和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等, 还成立了2个县属工作团。王光宇领导的一个工作团在农村开办了20多处农民抗敌小组识字班。又成立了省属委托工作团,团长刘璧城。各区乡也成立了动委会和工、农、青、妇、商等抗敌协会, 全县共有120多个抗日群众团体, 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多数也是共产党员。舒城县建立各类抗敌协会191个, 会员22194人。1938年3月, 《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陆诒到舒城, 县动委会邀请范长江给青年演说, 范以在前线的见闻, 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 赞扬我国军队的高昂士气, 驳斥 “亡国论”, 给听众以很大的教育与鼓舞。4月, 舒城城关举行数千人的火炬游行, 庆祝台儿庄大捷。
　　在皖西南地区 1938年8月, 安徽省政府任命张节担任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兼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张节坚持国共合作, 在中共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的支持下, 省动委会向该区派出省直属第十四工作团, 帮助第十三游击纵队成立政工大队, 推动全区各县成立动委会。随后, 省动委会又向桐城、岳西等县派去工作团, 进行抗日动员活动。据1939年底统计, 太湖、宿松、岳西等7县共成立县、区、乡、镇动委会229个, 共有动委会委员2670人。7县的各类抗敌会1015个, 会员200651人。
　　在皖东地区 1938年春, 中共领导的东北流亡挺进纵队和巢县人民抗日自卫队活跃在巢县、含山、全椒一带。省动委会派遣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学生李荣康、共产党员张子夫等到皖东, 帮助桂系第十游击纵队建立了政治部, 李荣康担任政治部秘书。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为掩护, 开展活动, 将刊登反动言论的 《皖东日报》改组, 自己担任社长, 大力宣传国共合作与中共的抗日主张, 推动凤阳、全椒、定远、滁县、嘉山、来安、天长等县相继成立了动委会, 省动委会先后派遣直属工作团和委托工作团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皖中地区 1938年10月, 无为、庐江两县县长因勾结日伪, 破坏抗战, 被安徽省政府下令罢免。经省动委会推荐, 任命了进步人士胡竺冰、翟宗文分任两县县长。新四军第四支队派出武装, 护送两位新县长上任。由于原任县长拥兵抗命, 第四支队发动了无为、庐江讨伐战, 歼灭了两县反动武装。两位新县长上任后, 迅速打开了该地区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无为、庐江、巢县、和县、含山等县动委会很快成立, 皖中地区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
　　在皖南地区 早在抗战之初, 中共就派人与第七战区刘湘的川军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4月, 国民党省政府在屯溪设立皖南行署, 任命戴戟为行署主任兼省动委会皖南办事处主任,抗日宣传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在省动委会指导下, 组织了8个省属工作团, 各县也成立了县动委会和县属工作团, 其中不少领导人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 如广德县动委会负责人许道珍、铜陵县动委会主任委员周建恺 ( 后改名陶刚) 、青阳县动委会副主任委员陈维稷、石台县动委会负责人苏帅仁、绩溪县动委会负责人葛剑寒、太平县动委会负责人崔世权、歙县动委会负责人王任之等。各县的青年工作团也大多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掌握, 如歙县工作团团长吴立奇、休宁工作团团长汪宪、黟县工作团团长范澍声、祁门工作团团长李式一等。中共还与皖南行署及各区的专员建立了联系, 如七区专员廖梓英、八区专员程中一、九区专员毛龙璋和邓昊明、十区专员杨中明等, 皖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在豫皖苏地区 中共安徽省工委、河南省委利用各种关系,派遣中共党员到豫皖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豫皖苏边区后, 大力开展统战工作, 自上而下建立统战机构, 设立新四军游击支队联络部。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支队对国民党各军政部门和地方抗日武装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在各县动委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工作大队第一中队 ( 简称政一队) 等组织中实现合作。各县动委会指导员、工作团团长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1938年12月, 政一队来到阜阳,全队70余人中有20多人是共产党员, 在省动委会的推动下积极支持各县动委会开展工作。二是争取专员郭造勋、李盛宗抗日。1938年11月, 安徽省政府任命郭造勋为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兼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中共皖北特委利用政一队, 积极支持郭造勋发动第七行政督察区各县的民众动员工作。郭造勋任用爱国民主人士任崇高为专署秘书和阜阳抗战中学教务主任。抗战中学一度成为中共在阜阳地区活动的中心。郭部第十一游击纵队和新四军游击支队一度还达成了互谅互让的抗日协议。1939年底, 郭造勋调离后, 其职务由李盛宗接任, 李继续坚持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合作抗日的政策。三是团结爱国将领余亚农共同抗日。余亚农是安徽省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 率部驻防亳县、太和、临泉一带, 共产党员王少庸被余亚农委任为参谋处长, 余还邀请彭雪枫为该部军官作 《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抗战前途》的报告。四是开展与国民党骑二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夏, 彭雪枫派人与驻在豫皖苏一带的国民党骑二军军长何柱国联系, 双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骑二军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建立电台联系, 互通情报。何还支持新四军许多弹药, 帮助开通了由新四军第六支队经新兴集、周口、漯河、郑州、洛阳、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线。豫皖苏地区国共合作以后, 共同抗日取得明显成效。
　　在皖东北地区 上海沦陷后, 苏皖告急。上海党组织先后派朱伯庸、戴季亢等到皖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朱、戴与国民党政府泗县县长黎纯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担任县政府政训处正、副主任。1937年12月, 由黎与朱、戴共同率县常备大队, 配合盱眙地方武装, 收回被日军占领的盱眙县城。徐州失守后, 皖东北各县相继沦陷。1938年秋, 安徽省政府任命盛子瑾为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兼第五游击纵队司令和泗县县长,他请求省动委会派遣干部随其赴皖东北筹建第六专署。中共安徽省工委通过省动委会秘密派遣共产党员江上青等一批干部和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随盛同行。江上青等协助盛子瑾在皖东北打开抗战局面, 推动各县建立了动委会和工作团。不久,彭雪枫派人到皖东北与盛谈判达成协议, 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 张爱萍、刘玉柱分别任正、副处长。皖东北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安徽国共合作和抗日工作的实绩, 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主办的 《新华日报》曾给予高度赞扬。该报撰文认为安徽是华中各省 “民运最有成绩的一个地方”。延安时事政治研究会编印的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编者按中, 对安徽、广西等省抗战之初奉行的进步政策也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 “抗战后, 若干省份有相当开明和进步的气象……其中如广西、浙江、山东等省, 且曾是引起舆论赞扬的, 还有安徽省在某个时候的进步,对于抗战曾给了很大帮助。”
　　（原载：《江淮文史》200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