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叛逃始末。

天柱山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指导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三去莫斯科，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获得列宁亲自接见殊荣的人。然而，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阴谋分裂红军；抗战爆发后趁祭黄帝陵之际叛逃，投向国民党的怀抱。本书根据档案资料和相关人士提供的鲜为人知的资料，客观地追述了张国焘的一生。

　　出逃武汉之前，林伯渠苦劝无效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一座黄帝陵。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敬仰。西安事变后，每逢清明节，国民党政府都要从西安派出代表前往黄帝陵向黄帝致祭，同时邀陕甘宁边区政府派代表作陪。国共代表同祭黄帝陵不仅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象征，而且有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所以，中国共产党也乐于派代表参加祭陵活动。
　　1938年的清明节就要到来了，中共中央决定让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
　　张国焘心里暗喜。几个月来，他一直苦苦琢磨怎样脱离延安。由于出逃之事关系重大，搞不好会彻底身败名裂，所以张国焘不仅不敢与身边的人商量，甚至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也没有告诉，只是一个人暗中策划。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4月2日，张国焘带着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洛川，前往黄帝陵。
　　4月4日是清明节，张国焘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一同祭陵完毕后，对陆秘书和警卫班的人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
　　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回答：“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即林伯渠，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同志研究事情。”说完，就钻进蒋鼎文的小汽车。张海是负责保卫张国焘的，见张国焘要走，他急忙挤进西安公署宪兵队的车子随同去西安。
　　汽车开进西安城，蒋鼎文把张国焘安排在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在这里，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4月7日，国民党方面安排他乘火车去汉口。当时南京已沦陷，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已迁往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武汉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和秘密的中共中央长江局。
　　张国焘就要乘车离开西安了，但或许出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出于对未来前途的担忧，临上火车之前，他对张海说：“你先去车站给林主席打个电话，叫他到车站等我，我马上就到。”
　　林伯渠匆匆赶到车站后，张国焘诉说了在延安遭到的批判，说他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到武汉去。林伯渠苦口婆心劝他回心转意，但张国焘执意不从。林伯渠见劝说无效，急忙返回办事处，向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去向。中共中央马上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发电，要他们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周恩来深夜赶往旅馆，谈了一个通宵
　　4月8日清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兼机要科长的童小鹏，把林伯渠和党中央的电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电报，感到十分震惊，他让童小鹏将电报送给王明、博古等人。
　　不一会儿，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周恩来随从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已集合在周恩来的房间。周恩来把电报拿给李克农看，并严肃地说：“张国焘一直不改正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乘火车到武汉来了，你们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一起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要让特务接去。”
　　吃过晚饭，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四人分乘两部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拦接张国焘。晚7时，火车准时到站。李克农等四人分别站在车厢门口，瞪大眼睛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可就是没见到张国焘。他们又走进车厢分头去找，也未见张国焘影子，只好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为林伯渠知道张国焘要坐火车到汉口，张国焘怕中共方面有人去接，就又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4月9日，李克农等人又按时来到火车站，还是没有见到张国焘。4月10日，仍然空手而返。4月11日，李克农给大家鼓气说：“今天再去接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晚7时，当由西安开来的客车到站后，他们四人又分头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邱南章终于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张国焘。
　　车厢的一头，坐着一个面带愁容的中年人，此人正是张国焘。李克农一见，急忙走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他说：“张副主席，我们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来接您的。”
　　张国焘一听马上露出惊恐的神色。护送张国焘的两个国民党特务，见李克农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副官，心里害怕，不敢做声。
　　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和他的警卫员张海请下车，要他们坐上小车去办事处。张国焘执意不肯去，一定要住在外面。两个特务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则在后面跟踪。
　　李克农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国焘到江汉路先找个旅馆住下，他和童小鹏带张海去见周恩来。当晚，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由李克农陪同来到旅馆，与张国焘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提出是否可在相当独立情况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他认为陕甘宁边区如今就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周恩来等人批评他不该不报告中央就私自出走。张国焘只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认为中央对他的批评和处理太过分，让他当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也是不公道的。

　　中央书记处发来劝说电报
　　周恩来说：“你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难道如今还没有认识吗﹖你几乎毁灭了红军，毁灭了党。中央对你的批评和处理有什么不对?你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中央提出来嘛?为什么你背着中央自由行动呢﹖你到了西安，不到我们的办事处去住，不和林伯渠联系，就和蒋鼎文来往，你住进他们的招待所，还在他们的护送下来到武汉。来到武汉又不到办事处，你这种行为对吗﹖你这不是错上加错吗﹖你还有什么组织纪律呢﹖”
　　最后，周恩来等人表示希望他到办事处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商量解决。但张国焘坚持不去。周恩来见劝说不动，只好要求张国焘向中央发个电报，一方面承认私自出走的错误，一方面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张国焘只得起草了一个电报稿交给周恩来。内容是：毛、洛甫(即张闻天)：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看了看电报稿说：“你既然来到武汉，那就在这里等候中央的指示来再说吧。”
　　周恩来等回到办事处后，即向中央报告并请求处理办法。4月12日，中央书记处即给陈(陈绍禹，即王明)、周、博、凯(凯丰)回电：“为表示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电文是：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4月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来到旅馆交给张国焘，劝说他认清形势，不要一意孤行。并告诉他现在最好是先搬到办事处去住，一切都可以当面商量。
　　张国焘不听，仍坚持住在旅馆。他向周恩来说：“我感觉极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做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面见蒋介石时奴颜婢膝，叛党之心已决
　　14日晚，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李克农来到旅馆，再次劝说张国焘搬到办事处去住。张国焘仍不允诺。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李克农连劝带拉地把张国焘推上了汽车。张国焘到办事处后，不愿正式谈问题，总找借口外出，邱南章、吴志坚于是成了他的贴身“随从”。他去拜访过陈立夫、周佛海，以及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不久的陈独秀。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想见蒋介石。这样，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
　　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向蒋介石汇报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一来事先没有准备，二来他并不是为汇报工作而来，所以语无伦次。蒋介石见到这种场面，也不便多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奴颜婢膝的态度。
　　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病为由，要求上街。李克农派吴志坚随同，并让吴志坚带上钱给张国焘用。张国焘一离开办事处，就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走，转到快天黑了，他说要过江到武昌去看个朋友。到了轮渡边，张国焘却不上去，当轮渡快要关上铁栅门时，他才忽然跳了上去。吴志坚一看不好，这分明是想摆脱他，于是一个箭步跳上了轮渡。
　　行至武昌，天色已晚。吴志坚劝张国焘回汉口办事处，但遭到张国焘的拒绝。这时，两人又累又饿，只好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吴志坚一面吃饭，一面继续劝说张国焘返回汉口，张国焘仍是坚持不回。吴志坚只好在旅馆开了房间，安置张国焘住里面，他住外面。他偷着写了一个条子交给茶房，让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个电话，要办事处尽快派人来。
　　办事处接到茶房的电话，周恩来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过江。邱南章等找到旅馆，告诉张国焘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国焘不肯走，几个人再次如法炮制，连拉带推地“请”张国焘离开了旅馆，上了轮渡。但上岸后，他坚持不回办事处去住。邱南章只得暂时把张国焘安置在中山路太平洋饭店，同时派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
　　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听了吴志坚的报告，考虑到张国焘政治观点很悲观，知道张国焘已决心叛党，决定第二天与张国焘公开谈判，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毛泽东多次总结张国焘事件教训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周恩来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个条件，要他考虑：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大家所希望的；第二，暂时向党请假，休息一个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其党籍。张国焘当即表示，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请求容他考虑两日再予答复。
　　不料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即打电话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来，表示他要投靠国民党。随后又约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谈话。当晚，两辆小汽车突然停在太平洋饭店门口，从车上走下三个人，大模大样走进饭店，直奔张国焘住的房间而来。
　　在门口的邱南章马上迎上前去大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这几个人并不答话，其中的两个人上去抱住邱南章，第三个人进屋将张国焘拉着就往外走。抱着邱南章的两个人估计张国焘已上了小车，才放开了邱南章。
　　小汽车走了，邱南章只好跑回房间，只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定睛一看，是张国焘留给周恩来等人的，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邱南章拿着字条，马上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长江局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向中央报告事情的全部经过。
　　4月18日晨，周恩来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的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当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给全体学生作报告时，说：“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陕北公学举行第二期学员毕业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到了张国焘的问题：
　　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小差”，现在在组织上也“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到西藏去建立根据地。以后，又另立“中央”。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西安事变后，他半夜敲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毛泽东用手比画着在脖子上一割)处以极刑。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块鸡骨头，食之无肉，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张国焘没有看到。张国焘在革命的道路上从头到尾是机会主义，沿途开小差。
　　他最后勉励学员：“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摘自《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杭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