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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阜平县城西南马兰村属下,有一座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坡山村。坡山村很小,小到连《河北省分县地图册》和《阜平县地名资料汇编》上都查不到村名。但是,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世界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流传最早、最广的版本。这部《毛泽东选集》曾多次翻印,影响很大。
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引导,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编选《毛泽东选集》,并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选编计划曾报告了中央宣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以及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得到王稼祥的批准。中央宣传教育部对这部《毛泽东选集》拟收的著作,提过具体意见。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同时报社又是党的出版社。报社领导机关驻河北省阜平县城北的雷堡村。邓拓自1942年7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要编一本比较完整的《毛泽东选集》,并开始悉心收集散见于各报刊的毛泽东著作。因此,他受命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后,便同报社的编辑人员一起,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编辑任务。
当时全书共收入著作29篇,包括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6月期间的著作25篇,七七事变以前的著作4篇。全书按分类原则分为五卷。
第一卷,主要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著作5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附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
第二卷,主要是侧重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著作11篇:《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与中外记者团谈话》。
第三卷,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著作3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附录:《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第四卷,主要是有关经济思想的著作3篇:《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
第五卷,主要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著作7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印制了两种版本:一种是用凸版纸印刷,分五卷锁线平装本;另一种是五卷合订,布面烫金字精装本。
每卷封面用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题名“毛泽东选集”,下署卷次。封二后是扉页、照片、书名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每分卷各有详细的目录,正文中每篇著作的题目单独占一页。
在扉页后,书名页前,以整页的篇幅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下印:“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字样。
书名页上方署“毛泽东选集”,下方署“晋察冀日报社编”。
背面版权页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民国33年5月出版。开本为小32开。平装本按卷分5册装订,精装本合订1册。老5号字,竖排,每页16行,每行38字,全书800多页,约50万字。
邓拓在《毛泽东选集》卷首写了《编者的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这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起来,使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还说:“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特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各种名著,来帮助全党同志加强整风学习。”
开卷篇《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作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定稿于同年1月15日,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最早刊登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晋察冀日报社排印本用的是毛泽东修改过的复写稿,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封面有毛泽东亲批的一句话:“送晋西北转送五台山彭真同志”,后边是毛泽东的签名。彭真看后,立即交邓拓,嘱在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出版。邓拓拿到稿子后,认真读起来,读后非常激动地拍案叫绝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随后怀着钦佩之情写了一首诗:“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梯航方板荡,运筹帷幄意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1944年5月,《毛泽东选集》开排不久,晋察冀分局要在六七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为了让参加会议的同志人手一部,要求《毛泽东选集》在会前赶印出来。按当时的条件,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要在两三个月内排印出版,是不可能的。经过请示,分局同意先印四、五两卷。印刷厂的同志们加班加点,赶排赶印,终于在高干会议时,把四、五两卷送到会上。从1944年初上级决定出书,经5月定稿付印,7月出了样书,到9月出齐五卷,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出书速度是相当快的。《毛泽东选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是5月,实际上是定稿付印时间。
在排印过程中,《毛泽东选集》的书稿曾作过一些调整。主要是根据中宣部的意见,对原先编入的《论新阶段》一文只保留了其中的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他章节都抽出来了,并且补充了1944年6月13日首次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与中外记者团谈话》(6月12日的谈话)。但当时忘了对这部书的出版时间作相应的改动,因而发生了1944年5月版的书却收入了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问题。这部《毛泽东选集》,原来是想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名义出版,后来中央考虑这部《毛泽东选集》是初创,要分局用晋察冀日报社的名义出版。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反攻阶段,驻坡山村的晋察冀日报社第二印刷厂承担了图书、期刊、报纸的出版任务,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山沟里的坡山村印刷精装书,无论材料、工具,还是技术(当时只有一位老工人崔振南搞过精装书),都有很大困难。但是,印刷厂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他们把出版印刷《毛泽东选集》当作一项十分光荣的重要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克服各种物质和技术上的困难,力求尽善尽美,保证出书质量。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边区的纸张十分缺乏,为了印刷《毛泽东选集》,党的秘密组织派人深入敌占区,越过层层关卡,购进了一部分较好的凸版纸。装订中第一次采用锁线技术,所用的红绿线,以及红蓝绸子,也都是从敌占区买来的。手工锁线技术是靠老工人崔振南现场示范教的,精装本所采用的布面烫金字的技术也是现学的。糊壳用的纸板,是自己造的草板纸裱起来的。烫金字没有金片,就用铜沫代替。
河北省阜平县城西南马兰村属下,有一座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坡山村。坡山村很小,小到连《河北省分县地图册》和《阜平县地名资料汇编》上都查不到村名。但是,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世界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流传最早、最广的版本。这部《毛泽东选集》曾多次翻印,影响很大。
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加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引导,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编选《毛泽东选集》,并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选编计划曾报告了中央宣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以及中央宣传教育部,并得到王稼祥的批准。中央宣传教育部对这部《毛泽东选集》拟收的著作,提过具体意见。
《晋察冀日报》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同时报社又是党的出版社。报社领导机关驻河北省阜平县城北的雷堡村。邓拓自1942年7月1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要编一本比较完整的《毛泽东选集》,并开始悉心收集散见于各报刊的毛泽东著作。因此,他受命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以后,便同报社的编辑人员一起,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编辑任务。
当时全书共收入著作29篇,包括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4年6月期间的著作25篇,七七事变以前的著作4篇。全书按分类原则分为五卷。
第一卷,主要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著作5篇:《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宪政》、《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附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节选)》。
第二卷,主要是侧重抗日战争方针政策的著作11篇:《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与中外记者团谈话》。
第三卷,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著作3篇:《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附录:《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第四卷,主要是有关经济思想的著作3篇:《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论合作社》、《组织起来》。
第五卷,主要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的著作7篇:《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印制了两种版本:一种是用凸版纸印刷,分五卷锁线平装本;另一种是五卷合订,布面烫金字精装本。 每卷封面用头号红色字体从右向左题名“毛泽东选集”,下署卷次。封二后是扉页、照片、书名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每分卷各有详细的目录,正文中每篇著作的题目单独占一页。
在扉页后,书名页前,以整页的篇幅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照片,下印:“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字样。
书名页上方署“毛泽东选集”,下方署“晋察冀日报社编”。
背面版权页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民国33年5月出版。开本为小32开。平装本按卷分5册装订,精装本合订1册。老5号字,竖排,每页16行,每行38字,全书800多页,约50万字。
邓拓在《毛泽东选集》卷首写了《编者的话》,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天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这是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完全统一起来,使党成为完全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个异常重大的关键”。还说:“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特出版毛泽东选集,以介绍毛泽东同志的各种名著,来帮助全党同志加强整风学习。”
开卷篇《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作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定稿于同年1月15日,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最早刊登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晋察冀日报社排印本用的是毛泽东修改过的复写稿,定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封面有毛泽东亲批的一句话:“送晋西北转送五台山彭真同志”,后边是毛泽东的签名。彭真看后,立即交邓拓,嘱在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出版。邓拓拿到稿子后,认真读起来,读后非常激动地拍案叫绝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随后怀着钦佩之情写了一首诗:“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风雨梯航方板荡,运筹帷幄意屯艰;苍龙可缚缨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1944年5月,《毛泽东选集》开排不久,晋察冀分局要在六七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为了让参加会议的同志人手一部,要求《毛泽东选集》在会前赶印出来。按当时的条件,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要在两三个月内排印出版,是不可能的。经过请示,分局同意先印四、五两卷。印刷厂的同志们加班加点,赶排赶印,终于在高干会议时,把四、五两卷送到会上。从1944年初上级决定出书,经5月定稿付印,7月出了样书,到9月出齐五卷,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出书速度是相当快的。《毛泽东选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是5月,实际上是定稿付印时间。
在排印过程中,《毛泽东选集》的书稿曾作过一些调整。主要是根据中宣部的意见,对原先编入的《论新阶段》一文只保留了其中的第七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其他章节都抽出来了,并且补充了1944年6月13日首次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与中外记者团谈话》(6月12日的谈话)。但当时忘了对这部书的出版时间作相应的改动,因而发生了1944年5月版的书却收入了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问题。这部《毛泽东选集》,原来是想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名义出版,后来中央考虑这部《毛泽东选集》是初创,要分局用晋察冀日报社的名义出版。
1944年抗日战争接近反攻阶段,驻坡山村的晋察冀日报社第二印刷厂承担了图书、期刊、报纸的出版任务,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山沟里的坡山村印刷精装书,无论材料、工具,还是技术(当时只有一位老工人崔振南搞过精装书),都有很大困难。但是,印刷厂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他们把出版印刷《毛泽东选集》当作一项十分光荣的重要政治任务,千方百计克服各种物质和技术上的困难,力求尽善尽美,保证出书质量。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晋察冀边区的纸张十分缺乏,为了印刷《毛泽东选集》,党的秘密组织派人深入敌占区,越过层层关卡,购进了一部分较好的凸版纸。装订中第一次采用锁线技术,所用的红绿线,以及红蓝绸子,也都是从敌占区买来的。手工锁线技术是靠老工人崔振南现场示范教的,精装本所采用的布面烫金字的技术也是现学的。糊壳用的纸板,是自己造的草板纸裱起来的。烫金字没有金片,就用铜沫代替。
当年参加印刷出版工作的贾呈祥后来回忆说:“当时,厂长周明对排、校、印、装订工序抓得很紧,要求排版格式务必合乎标准,校对不准错一个字、一个标点。”“用两部铅印八页机印内文,方箱机印封面和照片。当时没有电力,完全靠两个人轮换‘摇大轮’。正值三伏天,印刷厂的同志赤背短裤,汗流如雨。夜班印刷时,点着麻油‘大碗灯’通宵赶印,第二天,大家一看,每个人的脸都被油烟熏黑了。大家风趣地说:‘咱们像黑人牙膏,吐痰也是黑的’。”内文页码完成之后,全厂集中力量加紧装订,不分干部和工人都参加折页、锁线。书店经理智良俊当时也赶到印刷厂参加高强度的劳动。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的平装本和《毛泽东选集》五卷合订的精装本就这样很快被印出来了。
对《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出版,邓拓更是倾注全力,废寝忘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1944年初夏的一天,邓拓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开会,带着两大本《毛泽东选集》校样,他抓紧一切空闲时间来校对。吃过晚饭,别的同志都到村外去散步,他一个人伏在案头校书。掌灯之后,刘澜涛找邓拓和另外两个同志研究工作,研究完已是夜深人静了,邓拓仍在小油灯下继续校对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发行,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944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第五卷出版发行。同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发表《贯彻毛泽东思想,本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文章。该文讲了四个问题:(1)谁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二十三年来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终于找到自己的天才领袖——毛泽东同志”。(2)何谓毛泽东思想?“二十三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凡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其结果总是胜利的、前进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思想。”(3)出书的目的。“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于边区全党,本社特出版毛泽东选集”。(4)书的内容与简况。“全书共分五卷,约五十万言,内容系抗战以来毛泽东同志各种著名讲演及其他重要言论,并附抗战前几篇重要文献。刻正附印中”。1944年9月,出版发行第一、二、三卷,至此,《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全部出齐。9月26日,《晋察冀日报》发表《边区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毛泽东选集出版》。当地召开了庆祝《毛泽东选集》胜利完成印制任务大会。由于第二印刷厂完成出书任务好,得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表扬和奖励。
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批4000册印出之后,很快售完,并多次重印。当时,广大干部都以能买到一部《毛泽东选集》为最大的幸事。可惜,因为当时条件限制,就是平装本,边区机关干部也不够一人一本。于是,不少干部就千方百计“磨”着邓拓要书。
《毛泽东选集》1945年3月再版时,增加了毛泽东新发表的《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和《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两篇文章,也是以晋察冀日报社的名义出版,在坡山村第二印刷厂印制。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在邓拓、胡锡奎两人主持下编辑完成的。当时,胡锡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晋察冀日报社的工作。他对《毛泽东选集》所有的重要文章和注释都亲自审阅。1944年5月初,邓拓改任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并去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社长一职由胡锡奎兼任。邓拓走后,胡锡奎又具体主持了《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全部出版前剩下的一些工作,如对有关篇目进行增补调换,排版、校对、印刷等,直至印出样书。
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它有力地、系统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并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累了经验,准备了条件。刘澜涛在评价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时说:“邓拓在客观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主编的这部《毛泽东选集》,事属初创,当然很不完善,但它却是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在边区出版史上也值得大书一笔。”
(首部《毛泽东选集》出版前后 黄禹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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