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来源。

天柱山

　　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是汉民族五大民系之一，即：越海系（江浙系）、湘赣系、南海系（两广本地系）、闽海系（福佬系）、闽粤赣系（即客家民系）。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我国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贵州、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占汉族人口的5％。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巴西，欧洲的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奥地利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0万之众。
　　客家人是汉民族非常重要又非常独特的一支民系，在历史上对中国南方（特别是闽粤赣山区）的开发，弘扬汉民族优秀文化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客家华侨在促进东南亚经济发展，增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是举世瞩目。另外，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客家人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正因如此，客家现象逐渐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近百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客家文化现象，国内外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
　　一、客家研究史分期
　　第一个时期，1868年至1918年，为客家学开端阶段。由于客家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大作用，加上广东西路土客纠纷引起人们的关注，使客家问题首次被世人提出并引起重视。这个期间，曾有30多位中外学者对客家人的历史、语言及其它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些探讨十分零星和片面，其中不少甚至是恶意中伤，但对客家问题第一次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特殊现象进行了学术探讨，可谓客家学的开端。此间主要著作有饶芙裳《客家源流》、章太炎《新方言》（又名《岭外三州语》，1908年）等。
　　第二个时期， 1919年至1938年,为客家学的草创与初步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客家研究团体开始出现，考证客家的源流与形成，阐述客家与汉民族的直接渊源关系，反驳了客家人是一个民族与非汉族的说法。同时运用西方近代人种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对客家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华南地区的客家民系进行实地调查。 1919年至1930年可谓客家学的草创阶段，此阶段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罗蔼其的《客方言》（1922年）。
　　1930年以后，客家问题研究得到初步发展，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1930年，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顾颉刚、洪煨莲二先生，商请罗香林先生编辑《客家史料从刊》。两年后，罗香林与史蒂芬生到广东测验人种，调查客家文化。而罗香林的两部客家研究著作，《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标志我国的客家问题研究已由草创阶段进入到发展时期。罗香林先生也成为客家问题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这两部客家研究著作也成为客家研究的经典作品。此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客家问题的研究从未间断。除罗香林先生那两部客家研究经典著作外，影响较大的著作还有古直的《客人对》（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邹鲁与张煊的《汉族客福考》、钟鲁斋的《客语来源》等，罗香林还著有《中国族谱研究》。
　　国外学者对客家研究也很感兴趣，著述不少，如美国人韩廷敦的《自然淘汰与中华民族性》、《种族的品种》，美国人罗伯史密斯的《中国的客家》，法国人赖里查斯的《客法辞典》，英国人肯贝尔的《客家源流与迁徒》，日本人山口县造的《客家与中国革命》等。
　　此时期的研究内容侧重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教育等方面，肯定了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而且是中原汉族在历次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语言（客家话）和独特文化（客家文化）等共同而独特的稳定的人类群体。
　　第三个时期，1939年至1975年，客家研究转入沉默时期。由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历次经济政治运动，使得大陆学术界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几乎停顿。海外间有论著出版，如英国作家韩素音的《客家人的起源及其迁徒经过》，郭素华的《客家源流新志》，曾子友的《客人源流的起源及其对民族的贡献》等。
　　第四个时期，1976年至1989年，是客家学研究重新兴起和恢复时期。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之需，客家问题再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台湾学者陈运栋的《客家人》一书于1978年由联亚出版社出版。谢佐芝《客家渊源》也于1981年在新加坡出版。1988年10月，世界客属恳亲会在美国三藩市召开第九次大会，首次邀请国内组团参加。1989年12月，在梅州市召开世界客属联谊会，有来自世界各地27个代表团共1200人参加。海内外学术团体共同合作，联合开展客家研究，使得客家学研究重新兴起并得到恢复。
　　第五个时期，1990年至今，是客家学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独立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建立起客家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再次掀起了一股“客家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室、北京客家联谊会、深圳中国客家研究会以及梅州市客家研究中心等众多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纷纷成立；《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客家人》、《客家研究》、《客家风采》等学术杂志、刊物相继问世；客家学术研讨会不断举行，使客家学的研究飞速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客家问题研究最终成长为一门客家学学科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大量的客家学著作和论文问世，大大丰富了客家学的内容和体系。与客家人有关的网站也纷纷建立。其中“客家人社区”网站有一篇转自“清华中国期刊网”的帖子，收录了1994－2002年客家学461篇论文的目录。此外，肖平《客家人》（2002年）、谭元亨《客家圣典》（1997年）、王东《客家学导论》（1996年）、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1994年）、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1998年）、《客家形成发展史纲》（2001年）、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1999年）、张卫东《客家文化》（1993年）等一系列客家学专著的出版，大大增加了客家学的学术份量。除论文、专著外，在客家史料的收集汇编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对客家学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厚实的史料基础。
　　二、客家学概说
　　客家学至目前为止尚未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的学科体系，但目前的客家研究正朝这个方向而不断地努力和探索。
　　客家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根据吴泽先生的定义，客家学（Hakkaology）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学问[1]。
　　它的研究对象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现象，包括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客家民系的独特文化现象以及表现出来的客家精神，客家民系的现状与未来。通过对客家学的研究，揭示中国的移民史和移民规律，揭示民族融合与分化的现象和规律，探索作为汉民族分支之一的客家民系保持中原传统文化和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对于客家民系今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同时，由于客家民系在历史与现实社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客家学的研究发展，对于丰富东方学的内容、拓展民族史和华侨史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团结海外华侨华人、促进客家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致于加速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客家学是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而不仅仅是客家史或客家地区的地方史。它要研究的范围除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外，还包括客家的语言、风俗、文化、艺术、建筑、服饰、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等多个方面，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种边缘学科，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艺术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学者、专家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参与。这也是一个极具发掘潜力的学术资源，还有许多文化现象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有不少文化现象可能正在消失，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去保护。因此客家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形成的争论
　　“客家”是一个民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有“客而家焉”之意。“客家”的英语单词为“Hakka”。
　　关于客家的称谓来源，有几种说法：一是渊源于东晋南北朝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这一观点由著名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中首先提出来，后邓迅之、雨青和陈运栋等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二是相对于“主”（土著）而言的一种对称，客家的“客”系指外来人之意。持这一观点的有我国的王力教授（见其所著《汉语音韵学》）和日本的小川琢冶、美国的康斯坦保等学者；三是由“夏家”或“河洛”发音而来的一种称谓。持此观点的有陈美豪、陈修、陈百川等学者；四是历史上曾充当佣客的中原南迁人的称呼。这由学者刘佐泉在《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提出；五是古代汉人对居住在山区的古越族的称呼 “山客”而来，由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中提出。总之，“客家”原本是对附籍而居的外地侨民所使用的一个历史学或社会学名词，后来才把它作为人类学或民系学概念，用来称呼具有共同语言（客家方言），认同赣闽粤区域文化（客家文化）的特定人类群体。
　　关于客家的源流与形成问题，是客家研究者探讨得最多的、争论也最激烈的问题。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族经历数次由北而南的迁徙过程中在赣粤闽边区形成的，但具体形成于何时则有多种看法：一是东晋说（吴炳奎）；二是始于五代至宋初形成说（罗香林）；三是成于五代而孕育于东晋说（陈运栋）；四是南宋说（吴松弟、谢重光）；五是明清说（王东）。
　　谢重光先生还否定了过去普遍认为南迁的中原汉族多是士族大户的观点，认为客家先民的主体是平民百姓。在客家来源之构成上，谢重光先生还认为，除了南迁之中原与江淮汉人外，还有百越种族与南迁之武陵蛮。
　　另外，房学嘉在《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一反传统关于客家是由南迁之中原汉族形成之观点，认为“客家人是由古越国遗民与历史上南迁客地的中原流人相混化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越族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足于证明，进入客地的中原流人与当地人数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 [2]
　　而关于客家话、客家民居建筑、民俗等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大量有意义的发掘，争论也比较少。这方面的分歧也主要从属于客家源流争论这个主题。由于多数论者主张客家来源于南迁之中原汉族，因此对于客家民俗文化之渊源也多局限于探讨中原传统文化之影响。而对于客家民俗文化在受到当地土著或古南越族习俗之影响方面，也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论及，如谢重光、房学嘉等。另外，房学嘉先生除了传统从正史、族谱等资料进行客家问题的研究外，还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为探索客家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径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四、存在的问题及一些建议
　　关于客家研究中的问题，比较明显的一点是关于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李逢蕊给客家人下了一个定义，即：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3]。
　　谢重光也说过，“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4]。有不少论者认为孙中山、李嘉诚等也是客家人，显然就是从种族的概念出发，以血缘为证据，因此已受到不少学者的责难。一个民系需要有自己的巨人，需要有自己的精神领袖、文化名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那种把历史上与客家有一点牵连的名人都说成是客家人的做法却是不妥当的，也是不严肃的。客家文化、客家精神需要一批批历史伟人、文化巨人来体现，但必须是基本上没有争议的客家人。而对于自己的客家名人，也不能只称功，不述过，那种没有原则美化客家名人的做法也不可取。
　　民俗是一种文化已成学术界共识。但也存在对一些封建迷信现象缺乏批判的弊病，这也是需要克服的。另外，对客家民俗文化的保护与改造、开发方面，学界的探索尚比较薄弱。如何让客家民俗文化得到合理的改造、开发和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旅游文化资源，以期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客家民俗文化，应该是今后客家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