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起义：中共第一次争取成功的国民党整军起义。

王忠祥

　　1948年的长春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成功的国民党整军起义，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但起义的联络过程却一直鲜为人知。笔者几年前有幸采访了长春起义的“信使”李峥先先生，他向记者详细讲述了长春起义始末。
　　李峥先是云南白族人，生于1910年，长大后加入国民党，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1947年7月17日，任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副团长的李峥先在与东北野战军的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被俘。被俘之后东北野战军帮他治好腿伤，然后送他到哈尔滨解放团学习了8个月。通过那段时间的学习，李峥先逐渐认识到“个人气节是小，全民性命为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于是他决定投诚，于1948年3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率其嫡系新编第七军和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共6个师固守长春，以策应南线的作战。
　　辽沈战役开始后，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三位一体的战略方针，对长春守军久困重围，断其供给，并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为了加快长春的解放，解放军东北军区决定派李峥先和原国民党六十军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团长张秉昌等人，以遣俘的身份回到国民党六十军做策反工作。
　　此时东北解放军对长春围困已达半年之久，东北国民党部队陷入极端困境中：打不赢，走不了，守不住。国民党部队军心涣散，有的想突围逃命，有的想负隅顽抗，有的想弃暗投明。在这种情况下， 李峥先、张秉昌二人决定先在六十军中下层军官中进行策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李峥先、张秉昌了解到这些军官普遍认为六十军除了起义，别无生路！他们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后便不断寻找机会与六十军的高层长官接触，对他们进行“旁敲侧击”，并把中下层军官的共识巧妙地“泄露”给这些上层军官。此时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巨大的内部压力、紧迫的外部形势和六十军内部几位共产党员的策反下逐渐产生了走向光明的思想。
　　1948年10月10日凌晨5时许，国民党六十军二十一师师长陇耀派人把李峥先和张秉昌叫到师部，说：“你们重回六十军的任务，军部早已知晓。这次请你们来，有个要事和你们商量。曾军长、白师长（白肇学，时任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和我已决定率部起义，并正式派你们作为六十军的全权代表出城与东北解放军接洽起义事项。”“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云南三万健儿的生死存亡，因为蒋介石来令逼我们迅速突围向沈阳靠拢，可我们几次突围未成。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我们不得不以起义方式投向东北解放军。”李峥先点点头：“去东北解放军那里还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吗？双方还有需要相互协调的问题吗？”陇耀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参加革命，没有什么条件！但要协商好以下几个问题：1、明确部队起义的时间，行进方向、路线、到达的地点；2、为了避免两军误会，双方应明确规定通讯联络、口令信号；3、对起义部队的服装、粮秣给养的补给问题；4、最后要求，不要把起义部队分散打乱编制。”“假若东北解放军要我们准备全军起义的凭证怎么办？” 李峥先发出疑问。陇耀随手从内衣取出一封信，庄重地交给李峥先、张秉昌，说：“这个我们早想好了。这是曾军长、白师长和我三人亲自签写的，带去呈交东北解放军负责人，如果我们失信的话，可将此信公之于世。”
　　事不宜迟，当天上午9时，李峥先、张秉昌就出城赶往东北解放军驻地。12日一早，东北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陈光和刘浩等一行人接见了他们。李峥先、张秉昌把六十军委托他们作全权代表出城联络起义之事作了汇报，并把长春城内已经极其困难、新七军军长李鸿病重等近况也作了详细报告。
　　唐天际对六十军的起义深表欢迎，高度赞扬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等投向光明的义举，并问：“部队要起义，曾军长、陇师长还有别的打算吗？能不能在部队起义时把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一齐干掉，作为部队投向人民的第一功啊？”李峥先回答说：“陇师长没讲这个。”唐主任又问：“提出什么条件没有？”李峥先把陇耀交待的那四条要求作了汇报。
　　13日早饭后，唐天际等人继续和李峥先、张秉昌谈话，唐天际说：“我们很欢迎六十军起义，陇师长提出的那几条要求很好解决，请转告曾军长、陇师长放心！但还有些重大问题不知你们考虑了没有，如昨天说的消灭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问题，如果你们不打他们，他们要打你们怎么办？部队要行动，长春市内的治安秩序怎么维持？长春市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保障？公私物资、门市、建筑及军政军需物资怎样保护？”李峥先只好如实回答：“首长问的这些，我们来时陇师长都没说。”
　　唐天际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没谈，看来你们两个同志还要再跑一趟，请曾军长、陇师长进一步研究研究，再另派正式代表出来谈。”
　　李峥先、张秉昌回城后向曾泽生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曾泽生开始很高兴，但听到后来批评二人说：“派你们两人当全权代表不行，还要再派正式代表会谈，时间这么紧，万一蒋机一来，不就麻烦了吗？”停了一会儿，曾泽生又说：“解放军提的第一条就不大好办，郑洞国是个好好先生，李鸿又在重病中，我们在一块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能乘人之危呢？其余几条我们照办就是了，派你二人去不行，又该派谁去呢？”李峥先说：“另派正式代表的人选问题在那边也共同研究了，经反复分析，他们认为李佐、任孝宗这两位副师长随便选一位去都行。”
　　此时已是13日午夜，曾泽生还在犹豫不定。李峥先急切地说：“军长，不能再犹豫了，我听说14日四野要对锦州发动总攻击。”曾泽生听后表面上似乎还很镇定，但实际上内心已十分紧张了。于是他立即命令副官派人把李佐、任孝宗两位副师长找来。曾泽生当即将他们作为正式代表出城接洽起义之事作了简单交代，让李峥先陪同他们一块去，并将蒋介石要六十军立即突围向沈阳靠拢的手令交三人带去，以表诚意。
　　14日凌晨2时，李峥先和李佐、任孝宗三人悄悄出城，拂晓时，他们见到了唐天际等几位首长。早饭后休息了一会，双方就开始了正式会谈。
　　李峥先首先向唐天际转告了曾泽生的意见：除第一条有困难外，其余几条按照解放军的要求照办。但唐天际问到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比较妥当、安全，特别问到部队采取什么方法步骤撤出长春、怎样行动时，两位副师长顿时语塞了，李峥先也陷入沉思。六十军起义这么重大的事情，对面还有郑洞国兵团部和战斗力较强的新七军这样的敌人，这些事不考虑好、不进行周密部署确实不妥。唐天际又说：“若事情想得多一些，全面周到一些，顺利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否则难以设想会出现什么麻烦问题。虽然出现些问题我们并不怕，不过最好不出问题或少出问题，这样不是更好一些吗？” 谈了一天，结果不理想。唐天际说：“我们的意思，还要请两位副师长回城再和曾军长进一步具体研究部署。”
　　10月15日，东北军区派刘浩陪同任、李两位副师长返回长春。他们入城后，当夜就架通了两军之间的电话线，曾泽生和唐天际直接取得了联系。
　　16日，曾泽生在刘浩的陪同下亲自出城和唐天际面谈，最后他们商定用交接防务的办法行动，时间就定在当天夜里。当日黄昏，李峥先随曾泽生和刘浩一同乘车返回长春城。下车后，李峥先和刘浩陪同曾泽生在指挥所内，曾泽生向部队下达了出城交接防务的一系列命令。随后不久，不断有师团来电话报告交接防务情况，深夜12时，通信营来电话报告说，各部队电话线除留有通兵团部的一条线外，其余全部撤收完毕。
　　待所有部队都脱离驻防地出城集合后，曾泽生命令接通兵团司令部电话，亲自对郑洞国说：“六十军已经起义，这是全军官兵的一致要求，部队除此一条出路外，别无选择，所以请司令官谅解，请问司令官是否也能同我们一块采取同样行动呢？”
　　李峥先听不清郑洞国讲的什么，又听曾泽生回答：“现在别的话都用不着再说了，这也是逼得没有办法的事，不要再说什么蒋总统过去对我们如何如何好的话，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现在有一位解放军代表在我这里，你愿意和他讲讲吗？”
　　曾泽生随即把话筒递给刘浩，刘浩先向郑洞国问好，接着说：“现在长春的形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证你方安全，六十军曾军长现在已经率部起义，司令官是不是能像刚才曾军长所言，和他们一块行动？希望三思，莫作不必要牺牲！”刘浩又说：“那就这样吧，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随后，曾泽生和刘浩、李峥先相视一笑道：“现在一切交接事宜都办妥了，部队也都已出城，我们也走吧。”10月17日凌晨，曾泽生和刘浩、李峥先、张秉昌等人离城到了郊外，蒋介石派三架飞机到郊外盲目地投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这时，六十军所有部队都按指定路线顺利地到达了宿营地点，留守长春的只有国民党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了。
　　17日天一亮，国民党新七军驻长春中山路以东的部队，见沿中山路西原驻防的六十军一夜间都变成了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了，士兵们立时都把枪丢了，说：“六十军都变了，我们还干啥？”解放军乘势向其他新七军的官兵喊话，号召他们放下武器，无条件设诚，否则将立即发动攻击，全部歼灭。
　　21日晨4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长春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自知大势已去，也被迫带领东北“剿总”第一兵团部投诚。在经过近5个月的严密封锁围困后，长春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宣告解放，创造了人民解放军实行长困久围，不攻而破大城市的一个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