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后，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受降史事。

嘉壹书斋

　　1945年8月21-23日中国战区洽降会谈在湖南芷江举行，受降行动随之展开。正式发布的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确定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军部队是：中国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大本营直辖第10方面军，南方军直辖第38军，大本营直辖高雄警备府（注：另有第10方面军与高雄警备府属下驻日本西南诸岛部队向美军投降，第38军属下驻北纬16度以南部队向英军投降，参见黄力民《“二战”终结：日本投降与美中英苏澳五国受降》，载《军事历史》2005学术论文专刊）。在抗日战争研究资料中较少见中国战区各区受降情况的记述，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章绍嗣等，武汉出版社1995）、《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张宪文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中国战区受降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列有各区受降条目但错误甚多，《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59-160页并漏列山西、南浔、杭州厦门、青岛济南四个区受降情况。本文就“8.15”前后投降日军态势与调动、中国战区受降地区划分、各区受降概况等若干史事进行了考订。

　　一、“8.15”时日军中国派遣军、中国方面舰队各部队态势
　　“8.15”时日本陆军中国派遣军所属部队有26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个飞行师团、22个独立混成旅团、11个独立步兵旅团、1个骑兵旅团、13个独立警备队、1个防卫队、1个支队（参见黄力民《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载《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8.15”前后日军部队位置及指挥隶属关系变动很大，许多资料关于投降日军指挥系统与态势的记述多有错误含混之处。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北平，直辖部队有：战车第3师团于老河口作战后从第12军转为华北方面军直辖，7月下旬到达北平；独立混成第1旅团（邯郸）；独立混成第8旅团（古北口）；独立混成第9旅团（大沽）；独立步兵第2旅团（井陉）；第3独立警备队（北平）；第7独立警备队（保定）；承德支队于“8.15”前由关东军调入驻承德（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南京会议决定称“若苏联参战…驻蒙军及承德支队极力确保张家口及承德附近地区”可资参考，参见《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
　　华北方面军第1军（太原）：第114师团驻临汾，8月10日华北方面军命令其“迅速集结兵力向平津地区转移…主力8月20日前到达”，第114师团计划于15日从临汾出发未遂（日本防卫厅《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86页，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2）；独立混成第3旅团（崞县，今原平）；独立步兵第10旅团（太原）；独立步兵第14旅团（潞安）；第5独立警备队驻运城，《1946年2月14日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7-514页，春秋出版社1989）为汤原，另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61页华北方面军8月12日令其开往驻蒙军，尚未执行。
　　华北方面军第12军（郑州）：1945年4月老河口地区作战后第110师团驻洛阳至内乡、西峡口一线，第115师团驻老河口，6月25日第115师团奉命驰援西峡口，8月12日华北方面军下令撤出河南、山西南部，命令两师团分别开往北京、济南，尚未执行；骑兵第4旅团（老河口）；独立混成第92旅团从山西大同转调第13军途中于老河口作战时留置河南郾城担任警备,预定9月中旬调徐州归建尚未执行（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7页）；第6独立警备队（新乡）；第10独立警备队（郑州）；第13独立警备队（郾城）；第14独立警备队（邓县）。
　　华北方面军驻蒙军（张家口）：独立混成第2旅团（张家口）；第4独立警备队（大同）。
　　华北方面军第43军（济南）：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南京会议决定“（2）把第47师团迅速派遣到济南，使之列入第43军隶下”（郭汝瑰等《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47师团于6、7月间从湖南湘潭到达济南附近；独立混成第5旅团（青岛）；独立步兵第1旅团（莒县）；第9独立警备队（济南）；第11独立警备队（兖州）；第12独立警备队（青岛）。
　　第6方面军司令部驻汉口，直辖部队有：第132师团（当阳）；独立混成第17旅团（岳阳）；独立混成第83旅团（汉口）；独立混成第85旅团（应城）；独立步兵第5旅团（荆州）；独立步兵第11旅团（应山，今广水）；独立步兵第12旅团（咸宁）；第2独立警备队（长沙，芷江作战入列第20军）；独立混成第84旅团（九江）；独立混成第87旅团（都昌）；独立步兵第7旅团（安义）。
　　第6方面军第20军（衡阳）：第64师团（湘阴）；第68师团（武冈）；第116师团（宝庆）；独立混成第81旅团（湘潭）；独立混成第82旅团（株洲）；独立混成第86旅团（永丰）。
　　第6方面军第11军（全县）：第58师团（全县）；独立混成第22旅团（全县）；独立混成第88旅团（全县）；8月13日第6方面军命令第11军向关东转进尚未执行。
　　5月28日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1335号，6月4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大连召开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关东军总司令参加的会议，据此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南京会议决定“（3）迅速把桂柳地区的第11军撤回…（4）接着尽快撤回长衡地区的第20军，并把第68师团、第22混成旅团、第88混成旅团等派往北京（必要时派往济南），使之列入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同时把第116师团、独立混成第86、87旅团等派往南京，由总军直辖”，以上各项至“8.15”时尚未执行。
　　中国派遣军直辖第13军（上海）：第60师团（苏州）；第61师团（上海）；第65师团（徐州）；第69师团（昆山）；第118师团于远东战役发起后8月12日从上海地区北调，“8.15”时部分兵力到达张家口主力在平津地区（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61-62、69页）；第161师团于远东战役发起后从上海紧急北调，“8.15”时中止于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耿成宽等，春秋出版社1987）所说第118、161师团的位置均不对；独立混成第90旅团（扬州）；独立步兵第6旅团（安庆）；第1独立警备队原担任南京警备，但“8.15”后在滁县缴械，有可能是“8.15”前发生过与第161师团类似的调动，此处存疑。
　　中国派遣军直辖第6军司令部原驻杭州，远东战役发起后紧急北调，“8.15”时中止于南京；第70师团于远东战役发起后从嘉兴紧急北调中止于蚌埠；独立混成第89旅团从奉化紧急北调中止于上海；第133师团（杭州）；独立混成第62旅团（从福州退缩至松江）；独立混成第89旅团（从温州退缩至奉化）；独立混成第91旅团（慈溪）。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南京会议决定“第13军迅速撤回驻在福州及温州的兵力”，此处独立混成第62旅团、独立混成第89旅团隶属第6军之说依资料《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等，可能是从福州、温州撤到沪杭地区后改隶第6军，待考；另《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中国军队5月18日收复福州，6月18日收复温州。《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中关于第6军司令部与第70师团、独立混成第89旅团的位置均不对。
　　中国派遣军直辖第23军（广州）：第104师团（海丰）；第129师团（惠阳）；第130师团（番禺）；独立混成第23旅团（佛山）；独立步兵第8旅团（清远源潭圩）；独立步兵第13旅团（广州）。
　　中国派遣军直辖师团： 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决定从华南抽调第27、40、104师团经由赣州、南昌到南京附近，6月10日中国派遣军南京会议决定“（3）…把第3、13、34各师团经九江附近派往南京附近，由总军直辖”（按：4月18日将第3、13、27、34师团列为派遣军直辖，6月17日将第40、131师团列为派遣军直辖。第131师团与第23军第129、第130师团同为丁种师团，第23军4月24日提出将第104师团与第131师团置换的请求，以使华南保留有一个甲种师团），“8.15”时此项调动正在执行中。第3师团5月中从南宁收缩经湖南北撤，“8.15”时在岳阳东北云溪一线。第13师团从广西宜山收缩，“8.15”前夕到达湖南衡阳、零陵一线。第34师团于5月初退出广西，6月6日从湖南新宁出发，经长沙、浏阳、万载、上高，“8.15”时在安义至九江一线。第27师团与第40师团于1、2月粤汉线南段作战后曾入列第23军，5月下旬从广州地区出发，攻击赣南的三南地区（中国第7战区司令部驻地），尔后经赣州、遂川、万安、泰和、吉安、峡江，“8.15”时抵达南昌以南三江口附近。第131师团原属第23军驻韶关，7月10日沿粤汉线向北转进，“8.15”时到达岳阳以南的长乐街。第13飞行师团驻南京。中国派遣军直辖师团的位置变动甚大，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的说法多有不对。
　　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上海）属下或直辖部队有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汉口）、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中国方面舰队之海南警备府管下有横须贺镇守府第4特别陆战队、舞鹤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佐世保镇守府第8特别陆战队、第15警备队、第16警备队，全部驻海南岛。
　　中国派遣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及属下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驻香港。

　　二、日军中国派遣军在“8.15”后至缴械投降前的调动
　　自“8.15”起至正式缴械投降前日军的移动是难以处理的事情，情况也较复杂，实际发生的移动既有擅自的也有奉命的。据《天皇和日本投降》（日本读卖新闻社编，蔡德金等译，档案出版社1992）第245-246页，8月14日正午东京御前会议后于13时召开内阁会议审定《终战诏书》，于14时40分召开陆军首脑会议，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第1总军司令衫山元、第2总军司令畑俊六等议决“彻底遵从天皇决断行动”。18时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名义向在驻国外军队发出《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但冈村宁次回忆8月14日12时30分居然接大陆命1380号要求“对苏美中持久作战”，并且直到第二天12时收听广播也未提及所谓《关于帝国结束战争之件》的电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49-350页，天津市政协译，中华书局1981年）。15日14时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命1381号命令停止积极进攻作战，16日16时奉盟军最高统帅部训令发布大陆命1382号才下令停止战斗行动，这些命令的到达都有滞后，日军部队的移动仍在继续。8月15日中国战区统帅蒋中正致冈村宁次电要求“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但为了方便缴械又必须令日军适当集中，在安排集结地点、行军路线时还要顾及遣返地在何处并利用日军已有兵站系统进行输送。
　　第11军8月16日在广西全县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快速度轻装向北后退”（《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1页），旋即撤出广西沿祁阳、衡阳退缩到南昌、九江地区，其第58师团驻九江，独立混成第22旅团驻武穴。第11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从广西全县退至湖北金口，未在第11军序列投降。第11军撤出广西虽然是预有计划，但8月16日的行动既未获中国军队同意也没有其上级的指令。
　　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师团奉命从岳阳东北转至镇江。第13师团随第11军从衡阳至湖口。第27师团自南昌附近转至无锡。第34师团自九江附近转至浦镇。第40师团经南昌附近转至芜湖。第131师团从岳阳附近转至安庆。
　　第6方面军在湖北的直辖部队向汉口与沿江方向移动：第132师团从当阳到天门、独立步兵第5旅团从荆州到仙桃、独立步兵第11旅团从应山到孝感。
　　第20军司令部退至长沙，第116师团自宝庆退至岳阳，第68师团自武冈退至衡阳，大致沿粤汉线分布。独立混成第86旅团自永丰退至湖北嘉鱼，以后在武汉地区投降。
　　第12军第110师团从内乡、西峡口退洛阳。第115师团从西峡口及老河口地区转至郾城。骑兵第4旅团从老河口撤回，奉派到徐海区津浦铁路担负警备，10月下旬到归德（豫东）集结，此时第12军已投降一月余。
　　驻蒙军司令部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18师团一部退至平津地区。
　　承德支队去向待考（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8月17日中国军队收复承德），《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与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投降部队中均没有承德支队。
　　8月21日华北方面军司令下村定大将赴东京就任东久迩宫稔彦王内阁陆军大臣，方面军司令一职由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兼任。

　　三、中国战区最高当局对属下各战区、各方面军受降权的确定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于1944年12月，何应钦任总司令，下辖第1、2、3、4方面军与昆明防守司令部，1945年3-6月指挥芷江作战，6月指挥广西反攻，“8.15”后受命全权负责接受日军投降事宜。1945年4月中国战区调整属下战区，至“8.15”时计有战略单位第1、2、3、5、6、7、8、9、10、11、12战区，第1、2、3、4方面军。
　　8月21日中国陆总致冈村宁次1号备忘录《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公布受降主官、划定接收地区，但台湾受降主官待定。8月22日4号备忘录公布《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该表注明日期为9月4日，系根据冈村的复文作多处改订，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第1战区驻豫西、陕西，1945年4月中旬老河口作战结束后，在西峡口一线与日军第12军对阵。第5战区驻鄂西北隔襄河（汉水）与老河口一线日军第12军对阵。划定受降权时将日军第12军分割为两部分：1号备忘录中第1战区受降“洛阳”，第5战区受降“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但4号备忘录更改为：陇海沿线及以北为第1战区，豫南为第5战区。因之日军第12军司令部向第1战区投降，第12军司令兼任两区投降主官。
　　第2战区驻晋西、陕北，受降日军第1军。
　　第6战区驻鄂西、湘西北，受降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部及在湖北的部队。
　　第3战区驻上海以南、赣东、皖南、闽北，对应日军第6军、第13军的部队（师团与独立混成旅团）及海军部队。第6军司令部已于“8.15”前夕移驻南京，本区没有师团以上单位，派第13军司令任投降主官。
　　1号备忘录确定第9战区受降地域是“南昌、九江”，此时对应的日军部队只有独立混成第84旅团（九江），独立混成第87旅团（都昌），独立步兵第7旅团（安义）。1944年7月前这三支部队均属驻汉口的第11军，长衡会战期间第11军司令部前出湖南，从关东军调来第34军司令部驻汉口，上述三支部队改属第34军。6月17日第34军司令部调回关东军，三支部队又归第6方面军直辖。8月16日后第11军从广西退到湖南祁阳时，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8月22日），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1页）。在汉口又决定第11军开赴南昌、九江投降。“8.15”前派遣军直辖的6个师团奉命转进华东时第13师团行动最晚，此时尚在湘鄂赣边，遂取消其向华东转进，随第11军在南昌、九江地区投降。多次与日军第11军交战的第9战区得以受降第11军，显然是中国陆总的安排。
　　第10战区驻鄂豫皖边区，1号备忘录确定的受降地域是安徽苏北，原有日军第13军第65师团（徐州）、独立步兵第6旅团（安庆），派遣军直辖的第131师团转进途中安排在安庆投降，第6军第70师团于“8.15”前夕从嘉兴北调中止，遂在蚌埠投降。本区没有师团以上的单位，第6军司令被派为投降主官。
　　1945年6月26日在西安新组建第11战区，原定用于攻略冀热鲁三省。第11战区长官部奉命受降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及在平津、河北地区直属部队，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及独立混成第2旅团“8.15”后转移到平津地区、第13军第118师团“8.15”前紧急北调主力到达天津均在该区投降。又设立第11战区副长官部，受降山东地区的日军第43军及海军。
　　1945年6月26日在绥远新组建第12战区，驻地在包头以西五原，1号备忘录确定的受降地域是热察绥三省，对应日军驻蒙军。原驻该区张家口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与新调来的第118师团一部于远东战役期间曾与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苏蒙骑兵集群对阵，在“8.15”后连同驻蒙军司令部都转移到平津地区；驻蒙军所属第4独立警备队司令部驻大同不在热察绥区内，曾有9月4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关于第12战区孙兰峰部与第1战区为大同受降权发生争执一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107页）；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军字第1号命令将日军各部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第12战区所对应的变成“包绥地区”而不称“热察绥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第505-506页），所以该区没有大队以上的投降部队，投降人数最少亦未见报道。
　　第3方面军曾在广西担负桂柳反攻战之北路，将日军第11军逐出广西。受命负责上海、南京地区受降，受降日军级别高（有第6、13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人员及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人员）、受降部队多（有陆军36个师团中的9个，受降官兵也最多）。4号备忘录与《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均列有两名日军投降主官：南京投降主官是第6军司令，上海投降主官是第13军司令，但“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只是第6军司令。
　　第4方面军驻湘黔边，曾担任芷江作战，受降湖南境内的日军第20军。
　　第2方面军前身是第4战区，驻两广地区，广西反攻时担任南宁方向，对应受降日军第23军及海军部队。第7战区长期局促于粤赣边，兵力少战绩不多（主要是1945年1-2月湘粤赣边作战），1号备忘录划定受降地域是“曲江、潮汕”，4号备忘录缩小为“汕头”，对应日军第23军的部队。本区日军人数很少，且没有完整的单位（参见《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但《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记载有日军第104师团），投降主官也是第23军司令。
　　第1方面军部队多来自云南（第60、52军等），司令卢汉也是滇军出身，受命赴越北受降日军南方军直辖第38军。
　　1号备忘录尚未确定台湾受降主官。8月29日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台湾地区受降，对应日军第10方面军与高雄警备府，派往受降的部队是第70、62军与海军第2舰队。
　　在公布受降地区划分的报道中特别申明第8战区驻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无日军，不担负受降任务。
　　按《总命令第1号》香港的地域与驻香港日军单位的受降权归于中国战区。但香港是英国租借地，当年入侵日军击败英军夺占香港，致使香港的受降成为一个问题。当事国之间、同盟国之间就此进行过艰难的交涉。1号备忘录列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负责“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受降。但在4号中国陆总备忘录公布的“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官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却多列出第17项——香港受降主官英国海军少将哈考特，负责接受日本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及香港防卫队、日海军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的投降。关于盟国间交涉的最后结果，《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李新总编、汪朝光著，中华书局2000）第366页认为是中国“委派英国第11舰队司令哈考特受降”，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载《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认为是“哈考特以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身份”受降，还有中国陆总8月31日备忘录告知冈村宁次中国战区统帅已授权哈考特对香港九龙受降。其实，受降尽管不是作战却仍属军事行动，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才是实际的受降总导演。早在8月24日麦克阿瑟即宣布香港地区由哈考特受降（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年表之8月26日，商务印书馆1962），日军大本营9月2日大陆命特1号（当然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思）单独列出哈考特及受降部队（参见《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204页）。作为《总命令第1号》之最终版本的大陆命特1号没有规定哈考特受制于哪位受降主官或代表谁的说明，因而盟国全部受降主官也由6人变为7人。后世论者对中国政府多有指责，台湾是割让地尚且收回香港是租借地却不能收回！不幸的是，中、英关于香港订有正式租约而英国又是同盟国之一，这两大因素却是同时发生着。若以同盟国协商的《总命令第1号》原则来衡量，麦克阿瑟的做法倒是真有所“犯规”：在中、美、英尚在交涉之际就公布香港受降方案并将哈考特与美中英苏澳五国6名受降主官并列！麦克阿瑟也许以为香港受降比起一场世界大战的终结来既不是棘手问题也不是大问题，如此处置也就可以。终于，中国以后公布的《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没有包括香港，连名分也不再争了。
　　南京受降典礼后中国陆总训令日军各部改称“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总部长是冈村宁次，16个受降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均由日本陆军的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担任。日军指挥与隶属关系有严格的限定，芷江洽降会谈时投降方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向中国方面陈述：“热河属于关东军总司令官管辖，台湾与安南都在派遣军管辖之外，同时在中国境内驻扎的海军各部队，亦在冈村总司令官的隶属以外，因此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对此无指挥的权限”（徐万君《芷江——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第13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明确投降地域内“一切陆上、海上、航空及辅助部队”向该受降主官投降，因而在“8.15”后形成日军的“投降指挥体制”，不仅海军的各部队按所在地划归陆军节制，陆军内部的隶属关系也有诸多变动，这种变动在下面罗列各地区的投降部队时都已明确。本文所说的隶属关系均指“前投降指挥体系”。

　　四、中国战区受降典礼
　　8月23日即有3名中国军官与日军降使今井武夫同机从芷江到达南京，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率中国战区前进指挥所抵达南京。8月30日始，受降部队新6军廖耀湘部自芷江空运南京、第94军牟廷芳部自柳州空运上海。9月8日何应钦飞抵南京。
　　麦克阿瑟被同盟国授以接受日本及军队投降的大权，“二战”最后一幕的基调与细节显然与此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5）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第984页称“麦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装和日本士兵的遣运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并设法防止在东京湾全面受降之前发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在麦克阿瑟的传记《老战士永不死》（佩雷特，任海燕等译，海南出版社1999 ）第549页有“艾森豪威尔曾在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土地上接受德国投降，投降仪式在午夜举行，当时没有任何通讯社在场，让签署文件的纳粹将军们感情没有受到伤害。麦克阿瑟认为这么做大错特错。他就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东京举行这个仪式，并且让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参加。中国战区受降典礼的模式显然受盟国“密苏里”战舰典礼的影响。
　　受降典礼的仪式于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黄埔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方司令部举行。日军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小笠原清中佐，中国方面舰队司令福田良三海军中将，第10方面军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参谋三泽昌雄大佐。冈村宁次在投降书签字，率领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中国方面舰队、高雄警备府各部队向中国战区投降。除7名投降代表与翻译木村辰男，典礼现场没有其他日本军政人员与平民，这与9月2日“密苏里”战舰受降典礼相同，而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做法是要有日军官兵在场。
　　受降方主官是中国战区统帅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还有第3战区司令顾祝同二级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空军上校。
　　受降典礼的正式文件有日军投降书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第1号命令，还有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字第1号命令，然后当日20时冈村宁次向所有部队下达投降命令，这与9月2日同盟国受降典礼都是类似的。冈村宁次投降命令的受令者是华北方面军、第6、第10方面军、第6、第13、第23、第38军司令，并明确“…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军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冈村宁次回忆录》第51-55页）。
　　盟军最高统帅部《总命令第1号》中指定的美中英苏澳五国6名受降主官（不含哈考特）中，麦克阿瑟主持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尼米兹作为美国代表出席盟国对日受降典礼；蒙巴顿主持东南亚战区接受日军南方军、第10方面舰队投降典礼；关东军的投降没有举行正式仪式，但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8月19日在苏军远东第1方面军指挥所（苏联境内加里阔沃）召见关东军洽降代表、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向秦彦三郎下达关于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按：9月3日华西列夫斯基抵达长春召见了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但半月前山田已在非正式场合签字投降）；澳大利亚陆军总司令布莱梅上将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出席盟国对日受降典礼，在荷属东印度的莫罗泰岛主持接受日军南方军直属第2军与第10方面舰队第23、25特别根据地队投降仪式（参见《“二战”终结：日本投降与美中英苏澳五国受降》）。五国6名受降主官都是战地统帅，但蒋中正同时还有国家元首的身份，可能碍于这点，蒋没有主持或出席任何受降典礼。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9月5日致冈村宁次备忘录指定日方投降代表是冈村宁次（签字人），冈村的总参谋长，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台湾、澎湖列岛日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中国（除东三省外）、越南北纬16度以北、台湾、澎湖列岛之日本海军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显然，在中国陆总备忘录的用词中，“日军”指日本陆军，备忘录非常清楚地规定了日本陆军的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第38军这3支部队都必须有代表出席。而对于日本海军就没有不同部队的区分，只需1名“最高指挥官或其全权代表”即可，以致高雄警备府的代表没有出席南京受降典礼，由此也导致诸多抗日战争资料对高雄警备府的忽略（参见《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从当年《中央日报》的报道始，日军投降代表諌山春树错为“谏山春树” 、三泽昌雄职务错为第38军参谋长，有关分析详见《 南京、台北受降典礼日军投降代表两处错误及更正》（黄力民，载《兰台世界》2006年第2期）。

　　五、各受降地区受降情况
　　本文中各受降地区名称依据中国陆总规定的“某某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并按受降时间顺序分述。各受降地区接受投降官兵数，在各种资料、报道中出入甚大，本文以《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所记载为主要依据。据该书2卷2册第94页：“从投降到1954年止，从中国派遣军原占领地域遣返日本国内人员1528883人（内中国派遣军的军人及军事机关文职人员约105万）”，其各区数字之和约105万，这些与冈村宁次记述“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兵力，约为105万（华北方面军30万，第6方面军35万，第13军30万，第23军10万）”（《冈村宁次回忆录》第83页）、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军事译粹社1978）记载都非常吻合。按日军惯例，《昭和20年的中国派遣军》一书除另有说明，所指人数均为陆军。
　　1、京沪地区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69页“9月中，汤恩伯在上海主持受降仪式”（另见《中国战区受降纪实》），实际并没有仪式。据《中央日报》，9月11日第3方面军司令汤恩伯中将在上海召见日军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中将，交付“沪字第1号命令”，饬令日军自12日起缴械投降。该报道并称关于南京方面的受降汤已在南京召见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当面详细规定。南京是中国战区对日受降典礼所在地，京沪地区显然不便再来一次受降仪式。上海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松井太久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27师团；第13军司令部、第60、61、69师团，独立混成第90旅团；第6军独立混成第89旅团；上海方面特别根据地队，上海海军陆战队。南京部分的日军投降主官是京沪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长、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投降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3、34、40师团，第13飞行师团；第13军第161师团；第6军司令部。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的“京沪地区”之下，分列上海地区、杭州地区、南京地区，投降官兵数只有上海165000、南京138830，但杭州地区的投降部队番号都在上海地区出现。如此说法的原因推测是松井太久郎兼任杭州、上海两区的投降指挥官，因此上述165000与138830应是“京沪”、“杭州厦门”两区总计投降陆军官兵数。
　　2、山西地区
　　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13日，山西日军投降书签字，未举行仪式（日军由第1军司令澄田赉四郎派山冈道武少将代表，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代表）”（注：山冈道武是第1军参谋长）。此处没有说签字地点，但8月18日第2战区长官阎锡山即率部进入太原。未举行签字仪式的原因，推测一是省内局势动荡，一是阎不屑于做此事。在所有受降主官中阎的资格最老，他是1935年的一级上将，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受降总主官何应钦1909年入日本士官学校），而对手澄田赉四郎中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毕业（1912年），1944年11月才由第39师团长晋升军司令。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9页、《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214页称9月13日阎锡山在太原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纯属臆测。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军司令部、第114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独立步兵第10、14旅团、第5独立警备队；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2页记载第5独立警备队在平津地区集结投降，错误。接受投降官兵58000。
　　3、南浔地区
　　中国第9战区新3军9月3日进抵九江，9月4日新3军军长杨宏光在柴桑口司令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在投降书签字。但发生在9月9日前的仪式不能视为正式的。
　　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9月9日进抵南昌。据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2页，“在南浔地区，根据第9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第58军军长（鲁道源，译者）和我方会商决定，9月14日在南昌进行了投降仪式，向第9战区长官薛岳（二级）上将投降…10月1日，我投降指挥官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中将在南昌与受降官薛岳将军会见…”。《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只有“9月14日上海南昌日军开始缴械”。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34页称“9月14日在南昌由第58军长鲁道源主持…”。据《中央日报》，9月13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举行了洽降会谈，由鲁道源主持，第11军司令笠原幸雄由汉口飞赴南昌受命。次日中午12时在南昌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正式受降仪式，笠原幸雄向鲁道源签字投降。南昌受降时薛岳还在吉安，直至9月25日才离开于次日到达南昌。以上可见南浔地区有过两次受降，原因一是薛岳没有到场，二是绝大部分投降日军（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84、87旅团；中国派遣军直辖第13师团）在九江附近长江沿岸而中心城市南昌仅驻有独立步兵第7旅团（以后薛岳加派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渡在九江地区主持受降事务），但南昌的受降应具有第9战区的名义，据第58军一位军官回忆鲁道源主持签字仪式提及薛岳对鲁说：此次我派你到南昌代表我受降是你一生的荣耀云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难以推测薛岳为什么没有亲自主持受降。
　　前文述及，8月16日后第11军退到湖南祁阳时，第6方面军令第11军司令即来汉口（9月初笠原幸雄从汉口赴九江投降），部队就近入列第20军。那么第11军司令部是撤销还是随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部队转移到南昌、九江地区？尚待查考，但《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2卷2册第92页所列投降部队中有第11军司令部。
　　本区接受投降官兵66830人。
　　4、杭州厦门地区
　　据《中央日报》9月13日第3战区长官顾祝同抵达杭州，前进指挥所撤销，第3战区长官部即日视事。《中央日报》（9月17日第2版）报道9月15日在杭州青年会旧址顾祝同召见第13军司令松井太久郎的代表、第133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将第1、2号命令交付野地嘉平转松井太久郎，饬令日军自16日起缴械投降。同时被召见的有第133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及独立混成第62旅团长长岭喜一少将（但据日本陆军资料长岭喜一于6月10日亡于任上，接任旅团长安藤忠雄，张子申《走向神社的哀歌》[解放军出版社1994]未载）。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20页称9月下旬松井太久郎在杭州向顾祝同投降，《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1154页称顾祝同主持仪式接受松井太久郎的投降，均系臆测；资料《浙江抗日战争史》（楼子芳，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连晓鸣，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记述9月6日或4日第3战区副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在富阳宋殿村主持日军第133师团长或参谋长投降仪式，均为误解。战争末期顾兼任军事委员会东南行辕主任节制第3、第7、第9战区，这是他得以列座南京典礼受降长官席的原因，而杭州厦门地区的受降也就没有正式仪式的必要了。本区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军第133师团、独立混成第62、91旅团，海军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浙江抗日战争史》第358页称“日军投降部队是第70师团、第133师团、第62旅团、第89旅团、第91旅团、海军陆战队”（亦见《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均错误。据《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厦门投降日军约2810人（含陆军“美浓部队”200多人），则在本区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官兵可估计为约3万。
　　5、长衡地区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中将于8月29日进抵衡阳，9月7日进抵长沙，9月15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0军司令坂西一良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0军司令部、第64、68、116师团、独立混成第17、81、82旅团、第2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70180。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约15万，如此大的讹误不知从何而来，按说湖南境内很少会有日本侨民，即使将侨民数与军人数混同也不至于此。
　　6、广州海南岛地区
　　受降部队9月7日进抵广州，第2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上将9月15日到达，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海军海南警备府代表亦出席。投降日军部队是第23军司令部、第129、130师团、独立混成第23旅团、独立步兵第8、13旅团、海军海南警备府，接受投降陆军官兵83890，海南警备府海军官兵49400（《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7、武汉地区
　　第6战区长官孙蔚如中将9月1日抵宜昌，受降部队9月15日抵汉口，9月18日孙蔚如在汉口中山公园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6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6方面军司令部、第132师团、独立混成第86、88、83、85旅团、独立步兵第5、11、12旅团、海军扬子江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接受投降陆军官兵14260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1.3万，考虑到海军的一个特别根据地队员额从二、三千到万余人不等，即使陆、海军合计也达不到这个数目，因此不足为据。
　　8、郾城地区
　　第5战区长官刘峙二级上将8月25日进抵老河口，9月7日进抵南阳，19日到达漯河，20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是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第115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等，鹰森孝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15师团、骑兵第4旅团、独立混成第92旅团、第13、14独立警备队，《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投降日军 2.5万，漯河受降碑（1946年建）碑文称投降日军31560人。
　　9、新汴地区
　　9月4日受降部队进抵郑州，9月22日第1战区长官胡宗南中将在郑州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12军司令鹰森孝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第12军司令部、第110师团、第6、10独立警备队。郾城区、新汴区合计接受投降官兵72740，《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称本区投降日军6万。
　　10、徐海地区
　　第10战区长官李品仙上将9月7日进抵徐州，受降部队9月17日抵蚌埠。李品仙于9月22日到达蚌埠，9月24日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投降代表有第6军司令十川次郎中将、第6军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第6军第70师团长内田孝行中将，十川次郎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中国派遣军直属第131师团，第6军第70师团，第13军第65师团、独立步兵第6旅团、第1独立警备队，接受投降官兵徐州21000，安庆20370，蚌埠1000。
　　11、包绥地区
　　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中巽少将之投降”（此处“中巽少将”应为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误）；但《中央日报》有如此报道：第12战区司令傅作义“派朱大纯师长办理绥远受降，9月29日完毕”，又于9月29日“派张砺生、孙兰峰两总司令为察、熱受降全权代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包头的部队，9月24日在投降仪式上正式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345页“9月下旬，受降仪式在归绥举行，傅作义将军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投降代表为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9月26日，蒙疆军司令部及所辖的独立第21、24警备队在包头开始缴械”（注：《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有一明显错误，“8.15”后蒙疆驻屯军司令部转移到平津地区，并在北平向中国第11战区投降）。关于该区投降的部队，《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则是“第21、24独立警备队9月26日在包头开始缴械”。查日本陆军资料全部日军都没有“第21、24独立警备队”的番号。据以上分析应订正为：9月28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二级上将在归绥接受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的代表、驻蒙军参谋长中川留雄少将之投降，该区投降日军是驻蒙军第4独立警备队下属的驻包头独立警备步兵第21、第24大队。接收投降官兵数未见于资料，按独立警备队的正常编制员额推算两个大队约1500人。
　　12、越北地区
　　9月2日日军第38军代表赴云南开远洽降。9月22日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率部抵河内。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越南总督府举行，日军南方军直属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参谋长幸道贞治大佐向中国陆军第1方面军司令卢汉上将签字投降，第38军下属大部分单位——第21、22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向中国军队缴械（依中国陆总4号备忘录、《1946年2月14日缴械一览表》）。卢汉在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宣布接受投降日军30081人，但后来资料多引用29815（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据第1方面军参谋长马锳回忆投降日军代表是“第38军司令土桥勇逸中将，第21师团长三国直福中将，第31旅团长服部尚志少将，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永野修身少将，第38军参谋酒井干诚大佐”（《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617-637页）；“当第1方面军入越时，留在越北的日军仅有第38军之第21师团，独立混成第34旅团及其配属特种兵部队，总数3万多人（第628页）”。此处多有误记与疑点：查日本陆军资料永野修身少将没有其人，海军倒是有永野修身元帅；独立混成第34旅团长应是服部尚志少将；战争后期日本陆军没有第31旅团的番号（甚至没有独立混成第31旅团、独立步兵第31旅团的番号）；酒井干城应是中佐（陆军士官学校第40期）；第22师团为什么没有提到？第22师团组建时是三单位制，曾设置第22步兵团司令部后撤消，师团辖步兵第84、85、86联队；马锳错误记述的“第31旅团”应该是什么？
　　8月16日，战争期间流亡在云南蒙自县的法越殖民军部队司令亚历山得里少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肖毅肃参谋长提出：越南本属法国的远东殖民地，要求中国协助法军重返越南并接受驻越日军之投降。肖毅肃指出亚历山得里的要求与盟国划区受降的决议相悖，亚历山得里因此拒不出席河内的受降典礼。
　　1946年4月，投降日军官兵全部遣返日本，其中列为战犯的189人解送广州，中国军队于5、6月间撤回国内。
　　13、潮汕地区
　　9月12日第7战区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上将之代表、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徐景唐抵达汕头，9月28日上午9时在汕头外马路原“国际俱乐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第23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之代表、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在投降书签字（《中央日报》、《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1940年8月重组的第7战区长期局促于粤赣边，仅辖有一个集团军及地方部队，承担受降任务较轻，接受投降日军人数仅多于包绥区。资料《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国战区受降纪实》称“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本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之投降”，显系误记。投降日军部队依《1946年2月14日日军缴械一览表》是“第104师团与潮汕支队”，表中广州海南岛地区则没有第104师团；依《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2卷2册第93页是“第104师团的部队及其他”，而广州海南岛地区有“第104师团”驻汕头日军主体是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的独立步兵第281大队[队长田中英二]、独立步兵第621大队[队长村重武一]与师团炮兵队[队长后藤？]，旅团长小野修少将兼任潮汕警备司令官）。按第104师团驻地海丰，介于广州、汕头之间，将其划在潮汕区也有可能。若注意到没有日军军司令部的几个受降区——“杭州厦门”、“郾城”、“徐海”地区——除投降主官（或其代表）还有本区的师团长作为投降代表，而本区未报道第104师团长出席但有第130师团步兵第94旅团长小野修出席，则第104师团司令部究竟在何处投降仍可存疑。本区接受投降官兵4460人。
　　14、平津保地区
　　9月9日第11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吕文贞自西安抵北平开展洽降，10月8日第11战区长官孙连仲二级上将自西安经新乡抵北平视事，主要受降部队第92军于10月18日到达北平接管城防。10月10日孙连仲在故宫太和殿前广场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根本博中将在投降书签字，投降日军部队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1、8、9旅团、独立步兵第2旅团、第3、7独立警备队；驻蒙军司令部、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3军第118师团。接受投降官兵126800人。
　　15、台湾地区
　　9月14日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驾机飞抵台北，10月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率部抵达，10月24日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抵达。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在台北举行。日方投降代表第10方面军司令（兼台湾总督及台湾军管区司令）安藤利吉大将、参谋长諌山春树中将，总督府总务长官兼代理农商局长田一二三，高雄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海军少将等5人；安藤利吉在投降书签字。
　　受降主官陈仪上将，还有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第70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1路司令张廷孟、海军第2舰队司令李世甲。
　　自10月5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抵台开展接收行动以来，均未见有关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海军中将的报道。
　　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98页“第10方面军及所辖第9、12、50、66、71师团，第65、66、100、103、105旅团及其他部队共16.9万人”，不仅漏列了海军高雄警备府、陆军第8飞行师团，旅团数与番号也全错。又《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第291页所列“独立混成第61旅团（台湾）”为错误，该旅团确为第10方面军直辖但驻在地是菲律宾北方外海的巴布延诸岛，未在台湾地区投降。投降日军部队应为第10方面军司令部，第9、12、50、66、71师团，第8飞行师团，独立混成第75、76、100、102、103、112旅团；高雄警备府司令部、高雄方面特别根据地队、马公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第29航空战队。
　　1944年9月22日成立第10方面军时，负责动员与指挥准军事部队的台湾军与第10方面军并存司令兼任。1945年2月1日日本本土防卫指挥体制调整，设本土8个军管区，由驻地方面军司令或军司令兼任，同时台湾军改称台湾军管区、朝鲜军改称朝鲜军管区。因此在本区投降的应当还有台湾军管区。本区接受投降官兵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中国资料多引用未区分陆、海军的合计数字169031（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420页）。
　　16、青岛济南地区
　　9月16日第11战区副长官部济南前进指挥所成立，10月10日第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中将抵达济南，12月27日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军第43军司令细川忠康中将在投降书签字。资料《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第270页称“11月李延年在济南主持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日期错误。投降日军部队是第43军司令部、第47师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独立步兵第1旅团、第9、11、12独立警备队；海军青岛方面特别根据地队；投降陆军官兵 70500。
　　因中国军队不能及时到达原日军占领区，经中国战区授权有两次特殊的受降：10月6日美国海军第3两栖军军长洛基中将代表中国战区在天津接受日军第118师团长内田银之助中将的投降，在场中国代表是第11战区参谋长吕文贞；10月25日美国海军第6陆战师师长谢伯尔少将代表中国战区在青岛接受日军独立混成第5旅团长长野荣二少将的投降。
　　以上16个受降地区有京沪、山西、杭州厦门地区未举行正式受降仪式，受降主官有山西地区阎锡山、南浔地区薛岳、潮汕地区余汉谋未出席受降仪式或正式召见日军投降代表，实际受降主持人级别最低的是南浔地区鲁道源。日军投降指挥官有山西地区澄田赉四郎、杭州厦门地区松井太久郎、包绥地区根本博、潮汕地区田中久一未亲自投降。投降日军五大单位之一的海军高雄警备府司令志摩清英未在南京受降典礼与台湾地区受降典礼露面。

　　六、接受投降日军单位与人数的总计
　　将以上资料《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所列各区接受投降陆军官兵数字相加，合计接受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不含香港）1046510，另冈村宁次记述为105万，日本复员局海外军人统计表（《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合计为1049700。
　　接受投降官兵还有中国方面舰队63755人（含香港）、第10方面军128080人、高雄警备府46713人（以上三项均依《大东亚战争全史》4卷第382页）、第38军30081人（依《中央日报》卢汉1945年11月9日记者招待会）。若取中国派遣军投降官兵1049700，则总计投降官兵1318329人（含香港）。
　　向中国战区投降的日本陆军计有：1个总军司令部、3个方面军司令部、10个军司令部；33个师团（中国派遣军26个、第10方面军5个、第38军2个）、1个战车师团（中国派遣军）、2个飞行师团（中国派遣军、第10方面军各一）；29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中国派遣军22个，第10方面军6个，第38军1 个）、11个独立步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个骑兵旅团（中国派遣军）；13个独立警备队（中国派遣军）；1个支队（中国派遣军）；陆军投降官兵合计120.4万余人。
　　海军计有：中国方面舰队及下属海南警备府，高雄警备府；包括6个根据地队、4个陆战队、1个航空战队、2个警备队共13支部队（参见《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海军单位与人数考订》）；海军投降官兵合计10.9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