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敬重的导师王谦。

王国祥

　　2007年6月24日，张捷夫同志电话告我：李玉明和他，还有田中仁、刘在文同志去北京看望过王谦书记。王书记病得很重，住在北京医院已有一个多月，不能进食，看来情况比较严重。听到这个消息，回到汾东公寓告诉了我的父亲，并商量让我大儿子东东代表我们父子俩去北京探望王谦书记。7月4日，东东去了北京医院，电话联系上了王书记的大女儿王燕秋。但因为王书记正在重症室抢救治疗，院方不准探视，最终未能谋面，只好将满载我和父亲以及全家人祝福的花篮委托燕秋转送。
　　7月9日，张捷夫同志转告：王谦书记走了。我的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虽然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态，但万万没有想到，王谦书记走得这么快又这么急促。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失声痛哭，悔恨自己因大病初愈行动不便，未能最后见一面我敬重的父辈老领导王谦书记。随即，我强忍着悲痛，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毕竟是93岁的老人了，不能同他详说病情，只能说一些宽慰的话。征得父亲的同意后，于7月11日以我父亲的名义向王谦同志的夫人葛植青并子女发去唁电：“惊悉王谦同志仙逝，甚感悲痛。多年来我在王谦同志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深受教益。进入晚年之后，虽然身处两地，但交往不断，互相关心，情感益深。现在老友先走，倍感伤戚，特电致唁，望节哀保重。”
　　王谦书记是我非常敬仰的老领导，也是我十分敬重的好导师。“文化大革命”前，我和王谦书记最早的接触，是在1962年的一天，省委在太原钢铁公司召开中央所属驻晋国营企业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动员大会。因为王谦书记要到会并作报告，他的秘书王洛林电话通知李玉明同志，让“精简办公室”派人去作记录。当时，我们“省长办公室”的同志全部投入到这一中心工作中去了。李玉明同志接到通知后，即派我去执行任务。我就和洛林同志同坐王谦书记的汽车一起去了太钢。王谦书记讲话声如洪钟、铿锵有力，报告内容简洁明快、有条不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王谦书记讲到要下最大决心实现精简机构，全省完成减少职工30万人，压缩城镇吃商品粮人口100万的任务时，指着时任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麻贵书说：“老麻，你是不是怕压的多了，当不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书记？我什么也不怕，无非是压的多了，得罪一些人，一是在省党代会上，不投我的票，落选了，当不成这个省委书记；二是上街被人打了。就是这样，我也要下决心，把精简、压缩任务完成了！”那时，我还是一个工作没几年的年轻干部，头一次遇见这样的场面，听到这里，惊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禁对王谦同志有胆有识，无畏无惧的魄力，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精神，实现调整方针、政策，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的坚定信心和决心肃然起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报告会结束后，我向李玉明同志作了汇报，并编写了简报。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近距离接触和聆听王谦书记的报告。
　　1965年，王谦担任了山西省省长，因他还是省委第二书记，仍然在省委办公，省人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武光汤主持，“五号楼”虽有他的办公室，但很少过来，即使有事过来，也只是在会议室主持开会。当时的大部分会议都是由我作记录，开会次数多了，王谦书记也知道我是“省长办公室”的人，但叫不来我的名字，对我并不熟悉，联系比较多的是他的秘书干丁顺。我们的“命运”真正连在一起，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
　　当时，省委、省人委领导频繁被揪出去批斗，常常被揪斗得下落不明。在这种危难时刻，都是他们的秘书通过电话告知刘建基和我。我们昼夜坚守在值班室“3884”这部电话机旁，进行联络。记得1966年12月的一天，“造反派”在省政府“七一礼堂”围攻批斗卫恒、王谦、贾俊、赵力之等人长达四五个小时了，仍没有吃午饭，我和刘建基、于寿贵买了几个烧饼送进去让他们充饥，结果被“造反派”看见了，大吼：“我们闹革命的还饿着肚子，‘走资派’吃什么烧饼！”1967年1月12日“造反派”夺权前，省委办公大楼被“造反派”抢占，干扰得既办不成公，也开不成会。武光汤同志安排刘献珺（省人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把省人委“五楼”二层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的办公室收拾布置后，作为省委常委临时开会的地方。刘建基、于寿贵和我按照刘献珺同志的安排收拾布置好以后，省委常委在那里开过两三次会议，我们站在楼道门口值班、“放哨”……这些原本都是很正常的工作，却被阴谋造反夺权者们诬蔑为“卫王王”（卫恒、王谦、王大任）搞的所谓特务活动。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袁振等人阴谋篡党夺权后将我们一起囚于太原市解放路看守所。从那时候起，我开始跟王谦同志真正结识。这期间有那么两三个月，又都关在南监（教字监）“住”对门，放风时彼此常能看见，在相互间的接触中逐渐熟识起来。
　　提起王谦书记，在山西省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特别是上了五十岁的人。“文革”前省领导人名字很少在报纸、电台露面，那时还没有电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王谦的名字几乎天天上报纸。打开收音机同报纸一样，天天有“打倒卫王王”的吼叫，无中生有的诬蔑之词。报纸上还不时登载挂着大牌子挨斗的照片，污辱人格的漫画。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们天天能见到张贴在大街小巷的“海报”。后来王谦同志回忆说，他在“文革”中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了214次。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啊！王谦同志吃了多少苦头，那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何况，还有长达三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受气、挨饿、遭受凌辱、毒打，饱受了人间苦难。特别是在1967年8月30日深夜，在袁振的一手阴谋策划下，其忠实走狗杨承效（“文革”中被判死刑，枪决）带领一帮打手，闯进监狱殴打“囚犯”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监狱里静悄悄的，我已经入睡，突然听到有人喊叫：“你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在这里还不‘规规矩矩’，还要造反，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把24号门打开！”北监（管字监）24号牢房关押着的正是王谦。这帮丧心病狂的家伙把王谦同志拉出来，用钢丝鞭子对着要害部位拼命抽打。王谦同志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始终未吭一声（后来谈及此事，王谦书记讲，那天他什么也顾不上了，用双手紧抱住头，只想着把脑袋保护住，以后就会有说话的机会）。第二天起床后“放茅”，我爬在窗户台上从纸缝中“偷看”，只见王谦书记一手扶着腰，一手提着粪桶，咬着牙，忍着痛，步履维艰，往厕所去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倒在炕上抽泣。心想：这些老同志革命几十年，没有死在日本鬼子和蒋介石、阎锡山的屠刀下，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中竟遭如此迫害，越想越不通，越想越难受，革命竟革到这等下场，真令人痛心啊！
　　1970年7月，我从中央办的学习班结业后回到太原，听说他已被“解放”，要去阳曲县当革委会副主任。我下放阳泉临走之前，去他住的窑洞（“文革”开始被“造反派”赶出来，家就安插在省委东院窑洞宿舍）看望他。当时王谦书记正在院子里擦洗自行车，见到我很高兴，赶紧向老伴葛植青介绍：“他是力之同志的孩子，叫赵承亮，蹲监狱时跟我们关在一起。”其实一提名字，葛植青同志就知道，“赵承亮”是“文革”初期出了名的“特务”、“保皇小丑”，“造反派”的广播喇叭、大小字报、传单、小报不时提到。我们互相问候了身体和家庭等状况。我告诉他们，我父亲被分配到大同市工作了，担任市革委会副主任，我去阳泉市工作。别的没有深谈，在那个年头也不可能说什么，便告辞了。
　　1972年春的一天，我从大同探望父亲返回太原，去饮马河王谦书记新搬进的太原市房管局公产住房看望他，说起继母姚惠荫去世后父亲的生活情况时，他说，姚惠荫就是跟上你父亲被“造反派”折腾死的。跟你父亲说一下，不用再找啦，互助组变成合作社，合作社又变成了高级社，不要再找麻烦搞成人民公社了，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吧！我把王谦书记的话同父亲讲了，并劝慰了父亲。在自己还处于逆境的情况下，王谦书记仍然惦记着这些“家庭琐事”，足见他对同志、战友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1975年5月，王谦同志担任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政策。此时，我也调回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并讲了话。邓小平同志讲话时，江青不停地插嘴，大放厥词，说了很大一堆。当时王谦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会议，在讲话时对江青的“讲话”没有表态，没有提“拥护江青的讲话”之类的意思。散会后，有个人去王谦的房间说，王谦同志你今天在会上讲话，怎么不提“江青同志的讲话”呢，是不是有点紧张，疏忽了。王谦说，你说她讲啥来着？这个人说，她倒没讲啥，你是东道主应该有个态度。王谦同志再没有吭声。事后就有人把这话传给别人，在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说“王谦有意不提江青”，并作为王谦紧跟邓小平的“重型炮弹”，上了大字报。又有人通过“内参”反映到了“四人帮”那里，“在王谦同志背后捅了一刀”。后来王谦同志谈及此事时说：“江青本来就没有正式讲话，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她胡乱插话，拥护什么呢，拍马屁也得看准对象啊！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毛主席对江青的讲话有什么‘文不对题，放屁’等批示，只是出于一种反感，没有去‘逢迎’。”这件事，说明王谦同志正直、无私无畏，不趋炎附势，不屈服于江青的淫威，没有为权贵而昧着良心去“献媚”的硬骨头精神，是可敬可佩的。
　　1976年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王谦同志再次遭受厄运。8月23日，省委在太原铁路局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6]1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学习推广大同铁路分局职工坚守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会前，有几个“造反派”头头，煽动少数人，非法绑架、游斗、打伤王谦同志，造成太原铁路枢纽堵塞的严重事件，即所谓“8.23”事件。事件发生后，我当即主持召开省委、省革委办公厅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与这起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打砸抢事件”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并严正声讨这伙人的罪恶行径，要求必须惩办凶手。 （赵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