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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作家王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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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0-4-6 11:25: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和定明是云南洱源中学同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庚、同乡、同族、同行呢。“五同”合一,挚友也。
      洱源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当时在校学生也就百十号人。我们是第十三班。班和级是一致的。那时一般是秋季招生,一年招一班,也就是一级。按此推理,满打满算,当时学校也只有十三年的历史。
      校长甘舜,洱源县长兼任。我们那个县政府是两面政权。甘舜明是国民党的县长,暗则做共产党的事。也许因为有他这个保护伞保护,内战爆发后,我们县里就“窝藏”着不少共产党人。
      我们学校大部分老师都是地下党。县长兼校长甘舜,原是省参议会议员,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当初只能说是同路人。在洱源中学地下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最后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共产党人。
      洱源中学教导主任万云光(真实姓名万国祥),训导主任范如椿,我们的班主任曹昕、国文教员张从曾(县政府秘书兼),其他老师李文荣(真实姓名董子健)周涛、李兴华、周方、杨赵沅、顾思义等,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实际上是职业革命家。他们都是滇西北“四?十二”大暴动主要骨干。夺得政权后,他们都是当地党政主要负责人。甘舜任丽江专员公署专员,李文荣任大理地委书记,万云光任剑川县委书记兼县长,周涛任洱源县委书记兼县长、张从曾任副县长,李兴华任永平县委书记、曹昕任县长,杨赵沅任漾濞县长,顾思义任宾川县长……。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一个人一生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父母和老师。我和定明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几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使我们有机会从少年时代就受到了党的教育,使我们有机会读到当时查禁最严的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这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影响很大。
      毕业前夕,我和定明都加入了“民青”。洱源宣布起义后,定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宣传队工作,我被周涛老师派回家乡(洱源风羽,当时是敌占区)工作。此后我俩就各奔一方,近40年没有联系。这40年来,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状况如何,我一概不知。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乡遇故知,我们才在昆明见面。这要感谢云南省文联的刘辉豪兄。辉豪是我的朋友,也是定明的朋友。那一年我到昆明出差,去走访辉豪兄。其时辉豪正主持“云南民闻文学三套集成”工作。辉豪问我:“昆明市文联有一位同志,叫王定明,白族,现任市文联副主席,分管昆明市的‘三套集成’,你晓不晓得他?”我说;“王定明呀,是我中学同学。”辉豪说:“那太巧了,你想不想见他?”我说:“当然想见。”于是在辉豪兄的张罗下,我们很快见了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久别重逢,又得知两人做的是同样工作,能不高兴吗!
      同庚就不用说了。我俩都属鸡,1933年生。我生日大,可能比他大几个月。所谓同族,是说我俩都是白族。说到同乡,就要稍为复杂一点。同乡者,老乡也。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乡有大同乡、小同乡的区别。比如云南老乡、大理老乡,是属于大同乡;洱源老乡,或者某乡镇老乡,是属于小同乡或小小同乡。我和定明是小同乡,都是洱源人。
      从县的范围来说,定明的家在城东一个名叫三营的地方,距县城15公里;我的家在城南,地名凤羽。因百鸟朝凤而得名,也距县城l5公里。这两段相加,我两家的距离也就是30多公里。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可是在古代六诏时期(唐初),还是分属于两个国家呢!三营属施浪诏,凤羽属浪穹诏,各自为政。
      解放战争后期,这两个地方又再度分割。定明的家乡三营早已解放成为解放区;我的家乡凤羽,被一个叫马老六的匪首霸占,成为匪区。他有自己的武装,实行全民皆兵,还发行货币,长达一年之久,俨然是一个独立国。其实凤羽很小,面积12平方公里,一万余人口。可它成为祖国大陆除西藏而外最后解放的地区。
      再说同行。山不转路转,转来转去,我俩又转到一起,成了同行…个是从事文学创作,兼做民间文学工作;一个是专门做民间文学,业余进行创作。 这不是偶然的,有着它的必然性。这要从中学时代说起。在洱源中学就读时,我的数学不好,记得定明的数学也不怎么样。但我俩都很会写作文。在文科方面我俩在班上是出类拔萃的。有事实为证。由于我们作文写得好,国文老师批改完作文后,常常把我们的作文拿出来,选几段他认为精彩的,有板有眼地当众念,我们都美滋滋的。
      从走过的路来看,我们也大体差不多。我俩都是16岁参加革命。他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我也是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我们都教过书,后来又都在文联系统工作。现在我俩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是我俩的相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他读大学,我没有读大学;他教中学,我教小学;他在昆明市教育局工作,我在洱源县文教科工作;后来他在昆明市文联工作,我在全国文联工作。
      定明是个多面手。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也写剧本,还兼做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是位难得的人才。
      他的作品我没有全读。我读过的有长篇小说《太阳点燃的青春》(后改为同名剧本,收入《白族作家丛书》)、《爱的诞生》,中篇小说集《叶绿花红的夏天》。我知道他还整理、主编出版多种民间文学和民俗方面的书,如《昆明山川风物传说》、《昆明人物传说》、《昆明歌谣》、《昆明谚语》、《昆明民间故事》(一、二集)、《昆明风景名胜传说》、《昆明民间文学论文集》等。
      《太阳点燃的青春》是定明的代表作。他在该书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和活着的战友,并献给当代热血青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八支队是解放前即1948~1949年间,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活跃在云南大理地区的革命部队。他们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并在阻止蒋军被打败后外逃,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进军云南、和平解放云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大写特写的。很遗憾,长久以来,很少有人写他们。恕我孤陋寡闻,关于描写七支队战斗生活的,我只在作家杨苏(原七支队某团团长兼政委)的创作中零星读到一些,此外就没有了。定明的《太阳点燃的青春》是唯一描写七支队战斗生活的作品,自然弥足珍贵。
      定明懂文学,有创作才能,也很勤奋。有一次,我对他说:“作家最怕江郎才尽,但我们不怕。我们写不了散文、小说,我们就去搜集民歌、民间故事;跑不动了,我们就坐在家里编书,我们闲不着!”定明很赞成我的观点,他说:“是呀,是呀!以后有许多工作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优势互补,只要我们肯卖力气,一定会做出成绩来!”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现在定明还活着,那多好啊!我们能合作做很多事。比如,我现在主编《中国民间故事全书》(县卷本),其中就有云南各县卷本,定明在,他就可以帮我一把。至少昆明的几卷,我就不必发愁。可是如今什么都不成了,办不到了,我怎么能不伤心呢。
      定明是一个对人友善而又特别重感情的人。他对家人朋友都很好,这是世所公认的。他不多说话,但心里都很有谱。先说他家庭方面。看得出,他家里非常和睦。夫人刘老师恬静温顺,典型的贤妻良母型。她做过中学教师,与定明是不是同学、同事,我没问过定明,不得而知。但我看他俩相亲相爱,夫唱妇随,彼此相敬如宾,感情甚笃。
      有一次,我问定明:“你们什么时候到北京呀?”定明说:“要去的,但要等她(指夫人)的病好一些后一起去。”那时候刘老师的身体确实不好,不宜远走,我也就没强难他们。定明多细心啊,言语间充满深深的爱。
      定明是一个感情不甚外露、但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对子女、第二代,都怀着一种含蓄、温和,但是很深的爱。他教育有方,因而他的子女,都很有出息。
      仁者爱人。定明对师长也很尊敬、关心。对马曜先生、万国祥老师、周涛老师、张从曾老师,都是如此。他经常抽时间去看望他们,问候请安。他总是说某某先生好,我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关于前辈的刻薄的话。
      定明乐于帮助别人,因此他人缘很好。不少人提起定明,都说他人好。马曜先生就曾亲口给我说:“王定明这个人不错。”投之以李,报之以桃。难怪定明遗体告别那天,九十多岁高龄的马曜先生拄着拐棍去给他送行。听说那天去的人很多,很隆重。可见定明人品好,人缘也好。
      自从和定明久别重逢之后,我特别珍惜每次见面。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事要发生的。鬼使神差,只要我有机会到昆明,即使工作再忙,我也要抽出时间到他家看看,哪怕是坐上十分钟、二十分钟,心里也觉得踏实。
      2001年夏的某日,我从大理老家回来,路过昆明,在云南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族侄段寿桃,把我从车站接到他家小歇。我本来计划要去看定明的,但因为机票已经订好,返京时间提前,没有时间去定明家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告别。定明说你既然不能来,我就去看你。我说不用了,但定明一定要来。寿桃家在新闻路,定明家在新迎小区,距离不近。但不多一会儿,定明风风火火赶来了。我们一块在寿桃家吃了午饭。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定明的最后午餐。我们分别后不到三个月,定明就作古了。天地不仁,好人不寿,痛哉!
      这使我想起我的另一位同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前身)学生处长李螽祺。他去世前两个月,有一天我去他家看他,他一定要留我在他家吃饭。饭后他对我说:“今晚你就住在这里吧。”并对他爱人说:“今晚你到别屋去睡,我和亮才一起睡,我们要说说话。”于是我们两个头挨头睡在一个床上,说了一夜话。没想到,我回京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定明驾鹤而去于今已九年了。我早就应该写一篇悼念文章。可是我一闭眼睛,定明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欲哭无泪。我几次拿起笔来要写,可是脑子里一团混乱,凄凉得很,凑不成句,没有办法。现在时间长了,心情稍微平静一些,应该写了,再不写就既对不起死者,也对不起生者。于是我写了这些话,以托寄哀思。我没有忘记定明。
      
      作者简介 
      杨亮才(1933—? )笔名阿亮、刘青等。白族。云南洱源凤羽人。中共党员。1949年参加工作。曾任《民俗》杂志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1995年离休。现任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执行总主编等。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白族民歌集》、《血盟》(长篇小说)、《亮才散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笑薮》(三册)、《中华实用语典》(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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